6

直到2019年，猫儿店依旧在营业。有个姓王的女人找到陈炳芝，她家住在瓦市那边的村里，四十几岁，老公生了病，有两个娃儿，上面还有个八十几岁的老婆婆。她是从很远的地方嫁过来的，和男的打工认识了就跟了过来，也是刚刚出来做，只收二十五块钱一次。“看着就很造孽。”

客人们都说她很温柔，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是个靠谱的人。

那个时候派出所已经开始严打，一开始他们就在门口骂，“喊你莫做了！赶紧走！”，把小姐们都吓走了。陈炳芝也没太在意，以为还像原来那样只是做做样子。

那天早上六点多，门没关。陈炳芝还躺在靠大门的床上，姓王的女人和那个嫖客在里面的床上，突然，警察破门而入，据说是有邻居举报，就这样他们被抓了现行。

陈炳芝被判处管制两年，姓王的女人被派出所审问了一天，送到乡下去了解家里情况，发现她的情况确实很困难，就没有处罚她，但是需要随时听通知去派出所报到。

陈炳芝也需要每个月去派出所报到，和很多人一起开会，有的时候陈炳芝还会忍不住就哭起来：“早晓得这样赚不到什么钱，又怕小五的孩子受影响。”直到生病了才没有继续去报到开会，而猫儿店也就此彻底停摆，警察也不再上门来吼。

陈炳芝从来都不懂也不了解她的猫儿店“是否违法”。她只知道自己要吃饭，而且仙市也开了好几家，此前许多年没有人来找过她的麻烦，个别的领导问起她的情况，知道她靠这个养孩子，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一辈子连报纸都不懂得看，又怎么会察觉到时代的变化，也不知道新上任的领导要狠抓狠打，不懂得新闻媒体上提到的“扫黄打非”，更不懂得“完成任务”这四个字的含义。

她的低保也因此被取消了。大儿子刚刚死的时候，陈炳芝去找过一回社区的罗主任，他说我帮你反映一下。后来他就跟小五转告说不行，你妈妈毕竟有几个孩子。

“他们就是针对我。”以陈炳芝的自尊，问了一回被拒绝了，也就不会再问第二回。

那一年什么都不太顺利，年底的时候武汉暴发疫情，即使整个仙市都没有出现过一例，古镇却封闭了一段时间，几个入口都有人把持，居民凭借出入证进出。

听到几个过路人闲聊疫情，她完全不懂，“以我这么大的岁数来说，只有猪瘟鸡瘟，没听过还有得人瘟的。”

陈炳芝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螺蛳壳里面，她从不关心政治，只能认出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数字，除了自己那条街道上的老街坊，连多走出去两步距离的仙市老人都认不全，晚上收完摊偶尔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剧，座机或者手机都没有一部，更别说像古镇的孃孃们去录那些抖音视频了。

偶尔，对门的黄二姐过来坐个几分钟，两人扯一点闲篇，这就是她新闻的主要来源。黄二姐给她说哪个国家又打赢了。她插嘴说打得赢啥子嘛，毛主席都解放几十年了，打得赢啥子嘛。她关心得更多的是听说米也涨了价，油也涨了点价。

陈炳芝的记忆库里面，只有“毛主席”，她并不知道现在的国家主席是哪个。她觉得现在的日子挺好的，因为过去“一个人造孽（可怜）就一辈子造孽（可怜），没得一个月的一百多块钱的低保，而现在田土占了的，还拿养老保险给她。哪里又不好了嘛？”

她一天书都没读过，不懂什么叫作“文化大革命”（得说“文革”），也不知道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她没有听过周璇的《天涯歌女》，也不知道阮玲玉、邓丽君，她唯一耳熟能详的歌曲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她只是凭借升斗小民的简单生活来感受大环境，一旦提起某些那个年代的专有名词，或者“批评”政府时，陈炳芝就会像那个年代的许多过来人一样，压低了嗓门。

唯一让她惴惴不安的，是从前衣服破了，补了就接着穿，现在随便一件衣服都比那会儿的好，却穿一件丢一件。而好好的饭菜，吃不完就那样倒了。“看着心痛，浪费太严重了。”她说。

2020年疫情肆虐的时候，政府号召大家打疫苗，瓦市的一个老姐妹，坐着车专门来接她，说打一针新冠的疫苗能得两百块钱的补贴。她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完全不考虑自己快90岁的身体有没有副作用，并且一直对此念念不忘，打完之后还盼着，直到听说第二针没有任何补贴了才作罢。

在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病魔大概已经顾不上她了，她就连感冒发烧都不曾有过，就如同鸡公岭的一棵野草，风吹雨打都影响不了它的野蛮生长。如果说她有什么养生秘诀，那就是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卖东西给别人的时候，她说话的声音都是生动而活泛的，即使没有生意，她也会挑出来一条围裙、一条裤子，一针一线慢慢缝制。

“你帮我一个忙行吗？”那天她小心翼翼地说，“娃儿们都说忙，没一个愿意帮。”她从床铺的最里面翻出一个掉漆的红木盒子，里面是各种黏糊糊的陈旧硬币，她想去银行换钱，又担心被银行的人嫌弃。

第二天当她拿到五十块钱的纸币的时候，整张脸都笑开了，她说这两年收入锐减，一个月能赚个几百块钱都算大钱。这间房子早就划给了大儿媳妇，每个月还需要向她额外支付房租。

不管怎么说，这半年她的生活似乎过得比之前更好，有一天不认识的一个游客非要给她两百块钱。“这是哪里来的菩萨哦。”她把纸币小心翼翼收藏到了红木盒子里，里面还有一张70岁时领到的免费乘车证和一张旧身份证。

“你要啥子？”她突然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柜台前。一个期期艾艾的老头站在那里，躲躲闪闪的目光扫射进来，他穿着陈旧，一看就是久居乡下，没有和时代接轨的那种老年人。“你赶紧走，你走。”陈炳芝突然强硬起来，也不解释为什么，挥着手，如同对方是个讨厌之极的人。

“早都不做那种生意了……”看到老头走出去两步，还在恋恋不舍地回头看看，陈炳芝嘟嘟哝哝地抱怨说，“哪个不晓得我这里出了名的……”又伸出手来摆摆，“你快点走，你走。”

坐下来又歇了一会儿，一如之前每天那样，她都要自我总结一下：“今天又只卖出去一包烟，一下雨，冰棍一支都没有卖出去，还有那个玩具不好卖，人家宁可去陈家祠那边的广场去买，回头再也不进了。”

这一天是周末，门口一共过去了十个游客，其中有两个去对面酒厂打了瓶酒，其他的人都只是匆忙地经过了而已。

天很快就黑了，有的时候躺在床上，听见房间里窸窸窣窣的动静，她一点都不害怕。不管怎么说，只要不是冬天，日子都比较好过一些。这间房子没有空调或者暖气，每年一月份的时候四面漏风，只能用三床旧棉絮压在身上保暖，晚上睡觉就会被压得喘不过气。

她也有自己夜晚的小快乐，比如，头天晚上做梦看到死人，和死人摆龙门阵，拉屎在茅房，或者看到红色的东西，她早上起来就喜滋滋的。果然当天生意就会好一点，烟都多卖两盒。

“拉卡拉到账，五元钱。”——这就是90岁这一年她认为的“人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