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后勤工作的地位

在我军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轻视后勤工作的问题，过去的说法「能打能冲的当指挥官，能写会道的当政治官，什么也不会的当粮食官」。在解放后的一个时期内，轻视后勤工作的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严重了，从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甚至开会坐位置等等，都可看出后勤干部低人一等的现象。一九五九年，我上任总后部长之始，总后几个老领导对我说：「你又回来了，没有逃脱这个当孙子辈的地方。」我以带笑意的口气说：「别人轻视，我们自己要重视。我们团结起来，做好工作。」我知道总后的思想混乱是有历史原因的，总后存在的问题非「一日之寒」，解决问题也非「一日之功」，是要有个过程的，并且是要扎实做工作的。

我上任不久，两大任务就来了，一是战备准备打仗，二是渡过灾荒，搞农副业生产，两项是全军的中心任务，再加上一个业务改革，这样就三大任务交织进行。我们是抓得很紧的，不仅没有掉队，而且搞得相当出色。要完成好以上三大任务要解决思想问题，就要学习，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开始，开始有计划的学习，学习的方法主要是办短期轮训班，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老三篇」，学习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关于党委生活问题。总后党委内部的斗争是经常的，从一九五九年十月改组总后党委起就开始了斗争，后来无论搞战备，搞农副业生产，业务改革等等问题，都是经过斗争，甚至经过激烈斗争才解决问题。

这里，我想讲一件以小见大的小事，就可看出总后党委内部的思想状态了。一九六一年总后管理局生产了一些农副业产品，一天，我从外地回来，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张农副业产品分配方案。该方案规定分为四级：总后首长为一级；二级部正副部长为二级；处级干部为三级；其余的人为四级。我认为这样分配太不像话了，必须改变，从总后首长到炊事员平均分配，我还批了：「我的批示，为最后定案。即照此执行，不可更改。」

我的批示，表示了我对「分配方案」是气愤的，我下定决心：「宁可不同意的人反对，也不可让不正之风存在下去。」我的批示，管理局当然是执行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党委常委会上突然有负责人指责：「邱会作同志用平均主义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威信，是搞个人主义的手段。」他们所指的是农副业产品的分配问题。我心想，这虽是小事一桩，但对我的指责是提得很高的，有展开争论的必要，从这件事开始，也许可能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

于是，我就号召大家：「尽管对我提出批评，不仅对农副产品的分配可以批评，对其他问题也可以批评。」但一时没有人说话。在大家要说不说的时候，有的人为我抱不平，他说：「你们对邱部长的指责，毫无道理。什么平均主义根本不沾边，即使是平均主义，也比三六九等好多了。我提议，这个问题不要讨论了，如果有人主张一定要讨论，在军人大会上讨论。」接着还有人说话了，他说：指责邱部长平均主义毫无水平。看样子，斗争展不开了，我也没有急于求成，没有继续讨论下去。

任总后部长之初，党委常委有几个委员，我记不准确了。但当时有共同语言的，还有汤平、张贤约、饶正锡、张令彬、李雪三，其余的人，同我都很难一致。但在今天的常委会上，大家对不同的意见敢于反驳，是一种好现象，正气占上风了，在思想上，今后可能还会更健康。

总后勤部常委的思想统一，是经过一个过程的，而且是经过斗争，特别是经过取得工作上的重大成绩才逐渐统一起来的。这个统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认识，打下基础，在学习过程中，又与整顿机关不正之风结合进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过去，部队来办事的人，常常是进门难，办事更难，这些不好的作风，有很大改正，部队来人对机关反映很好，部队的反映是：「同过去相比，总后机关成了两个样」。作风是无形的力量，机关的作风好，人的精神状态、工作态度都好了起来。

第二阶段，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绩。「做好工作，解放自己」基本上实现了。总后当时抓的三大工作：战备、农副业生产、业务改革从一九六二年起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同部队的工作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了，是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对部队影响之大是空前未有的。

一九六二年进行中印边境反击作战、东南沿海战备和后来的支持越南作战，总后对作战部队的保障完成地很好，部队可以不负重行动，走到那里，打到那里，后勤保障不仅跟上来了，而且在许多地方都预有准备，部队不发愁，不叫苦，更没有骂人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大的后勤机关，保障这样多的部队作战，本来就不应当有什么困难的，但同过去相比，又是变化极大的问题。西藏剿匪，参战部队最高到过九万人，后勤保障是费了大劲的，几乎动用了全军后勤机关的支持，也不能满足部队的最低需要，由于后勤保障困难，只有减少驻藏部队。

一九六二年，全军的农副业生产发展很快，形势很好，部队生活不仅有保障，而且有很大的改善。全国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城乡居民，都在闹灾荒，军队反而生活得较好。俗话说「吃饱了不想家」，部队的生活有了保障，精神状态好了，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促进作用，部队消除了浮肿病，保持了体力。为此，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表扬，军委各元帅也很高兴，这对全党全军全国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军队后勤工作的地位提高了。

一九六二年，业务改革也有了很大进展，特别财务管理改革，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赞扬。总后同各军区军兵种的矛盾，部队各级后勤同同级党委首长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过去，依靠制度管业务，把业务管死了，现在，基本上依靠党委当家，全军办后勤，把业务管活了，后勤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九六二年冬，军委办公会议举行扩大会，各军区、各军兵种首长到会了。元帅们到会听取了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汇报发言。在会场上，聂帅即席插话说：「大家的发言都很好，你们对总后为什么不提批评呢？」贺帅接着说：「是呀，过去开会，没有不骂后勤的，现在反而说好话的多，为什么？」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接着发言说：「我们不是对总后不批评，而是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总后的工作做得好，全军区上下都是赞扬的。邱会作会办事，他是全军的总后勤部长，我们是他的后勤部长，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全场大笑）接着发言的，对总后都说了大同小异的好话，总后勤部在全军的威信提高了，是我们继续做好工作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阶段，一九六五年以后。这一阶段，最主要是总结经验，有计划搞建设使后勤工作更提高一步。我们主要是抓各项建设工作。

第一是划区供应。这是后勤战备，平战结合的主要措施，只要这一措施落实了，准备打仗的工作就同平时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了，战备工作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了。

第二是搞农副业生产基本建设。全军的农副业生产，向田园化、机械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力争在两三年内，连队的生产实行业余生产，农场生产实行企业管理，除了农忙季节部队临时参加生产之外，平时不占用部队时间，全军的农场都力求能发挥比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是抓紧科学研究工作。后勤装备都要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军需装备要向「减轻数量，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还有业务工作的规章制度，要继续改革与完善，使业务工作能够走上制度化，这是业务建设的基本问题。

对上述各种规划已经制定，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也取得了新的成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林总先后发表了对后勤工作「四加强」的指示和「五七」指示，对后勤工作给予了极大鼓励和支持，对总后勤部的思想统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毛主席、林总的亲切关心下，总后机关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好形势：思想统一，团结一致，干劲十足。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全军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勤工作也随之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造反派对总后的正常工作破坏得很厉害，但总后机关上上下下大多数同志都能坚守岗位，坚持了正常工作，并保证了全军援越部队、军事外援繁重任务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