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空头政治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一个基本而又普通的问题。我当了总后部长之后，由于我坚决反对空头政治，竟成了我的「罪恶」，可见，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政治和业务是哲理问题，从实际斗争中来说是个普通常识问题。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没有单纯的政治，也没有单纯的业务。政治和业务永远是对立统一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总后勤部党委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1、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错误；2、关于解决部队生活，特别是海防部队生活存在的严重问题。怎样解决部队生活问题我提出了具体意见，过了几天，萧华以军委副秘书长的身份，叫我去谈过一次话。他首先说：「军委改组已经完毕，军委办公会议已经成立了，现在的军委是以林总为首的新班子，也可以叫做新军委，我们都是在林总领导下工作，加强政治工作是首要任务。」

我接着说：「林总在军委扩大会上总结时指示，要总后勤部抓紧解决部队生活问题。对此我们已经上报了方案，待军委批准后，大体上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学习林总指示时，认为抓紧解决部队生活问题是全军后勤战线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问题。」我对萧华孤立地提加强政治工作是有意不予理踩，萧华很不高兴，立即打断了我的话说：「部队生活是小问题，发几个钱就解决了。大问题是方向问题，没有政治就没有一切，你这个老政治委员，为什么这样就被人同化了，真危险！你今后抓政治领导是主要的。」我也回敬萧华几句：「后勤工作任务同政治工作的任务总有区别吧。后勤部门搞好业务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又过了几天，军委举行常委会，在讨论的议题中有总后关于解决部队当前生活问题的报告。在审议时，各位元帅都点头说好，主持会议的贺龙元帅，以风趣的语言说了好话，贺帅说：「邱会作同志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过去是有钱不办事，现在是有钱会办事，总后勤部就是要有这种态度，才能解决问题。邱会作同志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希望不止三把，要继续烧下去，看来我们的后勤工作是有希望的。」贺帅的这一小段话，到会的多数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萧华立即说了话，他说：「我们各总部发言、讲话等都要注意政治内容，要有政治水平，这个报告（指总后报告）是这样的吗？」

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即夺口而出地说：「要是写上几句毫无意思的政治词汇，我的报告就十全十美了吗？」我的话有讽刺之意。我同萧向荣坐在一起，我的话音一落，他就在桌子下面，用手拉了我一下，并低声说：「不说话，比什么都好。」

罗瑞卿带有裁决的口气说：「对总后的报告不讨论了，按照贺帅的指示办。萧向荣同志在文字上过一下目，就立即发出。」

经过几次接触之后，我对总政态度就形成了一个看法。我认为他们是「打着加强政治领导的旗号，凭着自己的地位，在军委称王称霸」。会后，我走访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同志，我们的关系很好，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对萧说：「学习三年都学糊涂了，连话都听不懂了。」我把萧华以前同我说的话也对他说了。

萧向荣说：「我听了你昨天说的那几句话，就知道你心中有气，你说的那些话，别人一听就懂得是说不务实际的人。看起来你是真的不懂早晚时价了，现在有的人把政治强调得过头了，又非要别人跟着说一样的话，不然，轻则说你没有政治水平，重则就说你反对政治，对此只有不说话，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我又问：「林总对加强政治工作（当时还未提出突出政治）的基本精神怎样？」

萧向荣说：「林总是注意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但和他们说的不一样。林总的基调还是过去的提法，部队要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才能提高战斗力，干部才能做好工作。」

萧向荣同我的谈话，使我受益不浅，对政治同业务的关系这个问题就心中有数了。我心里想，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跟着说空话的人一起走，或者自己走自己的路。我既然不盲从，就要好好想想，把问题想通，才能有勇气去进行斗争。

我军的政治工作是什么？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搞空头政治的人认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特殊的，同行政任务是不一样的。做政治工作干部，应该站在空中手舞足蹈的指挥一切，才能显示政治工作的威力，这是绝对错误的。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政治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政治工作的任务同行政工作业务工作的任务是一致的，政治工作没有单独的任务。这是早在四十年代初毛主席对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就是这样批示的。空头政治派，不愿承认这一点，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是没有出路的。

我军强调政治工作重要也是正确的。但这个重要正是为了完成任务的需要，并不是离开实际需要去空谈别的需要。例如打仗，政治工作就要保证完成战斗任务；农副业生产，政治工作就要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就要保证完成训练任务。离开了真正的需要，去搞别的什么花样，政治工作就不能成为保证作用，而会成为破坏完成任务的反作用。后勤工作是军队的管家，并且只要管上了的事，就应该管到底的。难道这就是我的单纯业务观点吗？后勤部长不管业务，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官僚」部长。

空头政治派使用了三根大棒打击我不突出政治的「罪行」。

第一根大棒是：单纯业务观点。

1、关于拍卖战备物资问题。

对这个问题，主要指责我对业务工作抓得很紧，致使别人「无事」可做，指责了我三件事。前文提到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军队要贮备三百万人打一年仗的物资。从一九六二年起，我们就有计划的用积少成多的办法，贮备战备物资，我们已经贮备了相当数量的物资。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冬，我向周总理简要汇报过军队的战备物资情况，总理听后说：「感谢你为我办好一个日夜担心的大事。」李先念说：「还要继续增加贮备，不怕多，只怕少。」我们遵照周总理、李先念（他是国务院管战备的当事人）的指示，继续积极增加物资贮备。

大约是一九六三年春，总后主要领导人把丰台仓库贮备的战备物资、钢材、机电物资等，同意卖给山西省政府数十万元的物资。对拍卖战备物资，仓库的领导干部感到不可理解，于是就直接向我打电话报告了。我立即命令，物资不准出库。此人很显然对我不满，但又不便提什么理由来，于是就向萧华告了我一状。他首先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卖给山西的是「积压」物资，然后即以愤怒的口气指责我：「个人说了算，别人什么都管不了，一点权力都没有。」为此，萧华找我去谈过一次话。我们谈得很不好。

萧：「总后领导人之中，现在对你有意见，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何止现在对我有意见，我还没有上任之前，就对我有意见，恨我占了他的位置。」萧：「对老资格要尊重，否则就团结不起来。」我说：「怎样尊重？我放弃自己的职责？军委如果有这个意图，我就立即离开，把位置让出来。」萧：「事情有这样严重吗？某人向我写了一个报告，他说是为了照顾同山西的地方关系，卖给了他们为数不很多的积压物资。（邱：积压物资？）为一个具体问题，你恐怕看得过重吧。」我说：「好吧。我回去即向军委写个检讨报告。中心内容是『我反对某人卖战备物资是不对的』。他也是首长，我反对他拍卖物资就更不对了。」萧：「这样写对吗？需要写检讨报告吗？」我说：「我尽职责不行，写检讨又不行。我该怎么办？」萧：「报告不要写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萧华是军委第一副秘书长，他是军委领导集团之内仅次于罗瑞卿的人物。我们之间的谈话，我是有意把问题摆到他面前，看他怎样处理，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萧似乎意识到了我是对的，但又不愿意表态，所以谈话就只好不了了之。

2、关于青藏线运输改革问题。

一九六三年夏天，总政、总后各一位领导人在兰州召开了表扬青藏兵站的运输革新会议。在座谈会快要结束时，总政领导人提出了问题。他说：「汽车运输可否像火车一样，即司机分段执勤，汽车不停。」对这个问题，当即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可以试行，一种是反对。由于有人拥护，又加上青藏办事处主任立即提出了「坚决执行首长指示」，于是有两个汽车团就担任起试验任务了。

担任试验任务的两个汽车团，约有汽车一千辆。因为汽车司机不足，只组织四百辆汽车参加试验，其结果是：由青海到达拉萨为六昼夜，缩短了一半的时间。汽车单程在途中抛锚约百分之二十五，回程空车在路上抛锚的约为百分之十五。一趟来回共抛锚汽车百分之四十，近一半汽车没有了。青藏办事处的试验报告，对缩短时间提高运输效力方面报告说得很生动，对损坏车辆方面，只提到「汽车也有小的损坏」。提出问题的人看到报告之后大喜，立即下令全线数千辆汽车全部实行「人歇车不停的运输革新」，并提出了号召：争取任务半年完成，部队开回内地整训。

「运输革新」对车辆会造成大破坏是常识问题，并且开始试验就看出来了，但办事处不向总后报告真实情况。九月间，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才察觉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三种措施：1、立即停止「运输革新」，突击抢修车辆；2、新调三个汽车团支持青藏的运输任务；3、派强有力的工作组检查青藏办事处的工作。

九月底，总政、总后搞「运输革新」的领导人高高兴兴地去向萧华汇报，他津津有味的说个不停，萧华听得高兴之余还说：「你们两个创造性地解决了总后勤部加强政治工作经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汇报会议正进行时，总政袁子钦秘书长急急忙忙给萧华送来了一份急电，电报是总后工作组的检查报告。报告内容：「运输革新，造成青藏线上汽车损失惨重，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汽车不能行驶了，沿途到处都是抛锚汽车」，萧华把电报给汇报人看，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人的积极性是调动起了，办事处的领导干部没有组织好。」汇报草草结束了。

罗瑞卿总参谋长看到西藏军区「供应告急」的报告，又看到总后青藏检查组的检查报告之后，叫我去询问情况。我简要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和严重情况。罗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只向我说了两句话：「你已经把问题处理得很好。我们都要有必要的忍耐！」我懂得他讲话的意思，什么话也没有说了。在一次办公会议上，罗总长对萧华说：「青藏线上发生的事情够严重了。有的人可以不做任何工作，也不要去搞外行的瞎指挥。」萧华没有说话。

3、关于平调产品资金问题。

一九六五年夏天，总政、总后有两位领导人对中南地区的军需产品质量问题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了几件实物。

他们认为对军需产品质量的要求过高了，他们的观点是：「军需品中的多数都有使用时间，质量不需过高」。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军需产品不能以平时穿着的时间来论质量，而是要以作战要求来论质量标准，我们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后一种观点。

军委办公会议把这个报告列人了审议的议题之内，他们二人出席了办公会议。罗总长把报告放在讨论的最后面。办公会议将要结束时，罗总长宣布：「还有一个报告不讨论了，所提问题由邱部长处理。」他们两人坐在一起听到罗的宣布之后，立即起身就走了，他们对军需产品的报告，事实上是向军委告我的状的。我看到他们的报告，我没有考虑怎样对待他们，他们也没有料到罗总长会采取不理的态度。

从上面三个问题来看，我是在认真管理业务，还是「单纯业务观点」？事实完全回答了问题。

第二根大棒：单纯生产观点。

总后有很多的企业，工厂、农场、马场，同当时国务院的工业部门相比，总后是名符其实的一个生产部门。生产是总后的重要任务，我当然要用很大的精力来领导关心生产。

空头政治派是反对军队自己搞生产的，他们对工厂、马场的生产向来不闻不问。在这里主要是简要说一下，他们对军队搞农业生产的态度，他们总的目的是想抓到农业生产中的一些什么问题，以便给我致命的打击。

一九六一年军队农业生产，是在全国灾情到了严重时期，部队面临饿肚子的情况下开始的。军委各元帅对部队的生活是最为关心的，林总则不断过问部队的生活和农副业生产。但总政对部队生活根本看不上眼，从来不过问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军的政治机关是有权有势的。由于总政反对搞生产，部队政治机关同样有反对生产的，因此，不断发生指责刁难生产的事件。

一、人畜不分。这是北京军区首长在军委办公会议，指着我的鼻子说我同天津驻东局子的部队共同搞在稻草里取淀粉的事。

二、与民争利。这是福州军区首长的指责。这主要是指向地方要土地之事。军队除营房之内有些空地之外，别无寸土，要自己种菜和粮食就要有土地。为此国务院曾发出通知，要地方政府照顾军队用地的实际需要，经过协商办理，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个别地方确有与民争利的，当然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破坏资源。这是内蒙打黄羊的问题，内蒙打黄羊是存在严重问题，也是周总理很关心的，对内蒙打黄羊的问题，总理曾派我去处理了。

四、十个人杀一头猪。这是《解放军报》记者的指责，主要是指部队对改善生活感兴趣，记者反映：某连队杀一头猪，派了十个人帮忙，还有争着要去的，反之，助民劳动不愿去了，这是一个反常现象，部队正在向吃好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罗总长在该简报上批示：「部队生活好一点不好吗？但从来没有看到部队吃不饱的反映。」

五、流行菜肴经。《解放军报》记者写了一篇部队生活报导，其中有一段提到：某部一个连队在政治学习，炊事班长来叫人帮助下厨。班长说：「今天的伙食要改善改善。」三个做菜的能手同他一起走了，此时全场活跃，大家七嘴八舌地大谈菜肴经了，在两小时讨论时事政治的时间里，很多人都在谈与讨论题无关的内容，对怎样做菜谈得津津有味。总政治部在一份简报上把这一段摘录出来了，并加了一个标题：「部队向何处发展？」

六、食物中毒。某军区以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了一个通报，主要内容是防止中毒。防止食物中毒是部队的管理工作，但通报的内容则把中毒归罪于部队搞生产的后果。

七、会餐过多。部队生产发展起来了，生活确实好起来了，不少部队平时吃的一般化，每个星期天一定会餐。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加以管理就行了，但有的部队则指责生活好了「平时影响训练施工，战时会影响士气」，这是对生产毫无道理的指责。

八、干部生活特殊化。连队农副产品很多，有的干部下连队总喜欢「顺手牵羊」带些食物回家，这也归罪于生产搞好了的过错。

九、家属不愿回家。这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一九六三年秋冬以前，来队家属更多，部队对来队家属管吃饱饭，干部战士很满意。这不是搞生产之「罪」，而是一件好事，生产发展了，部队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十、事故增多。部队搞生产确实出了不少事故，当然有值得教育批评的地方，但部队军事训练，国防施工出的事故还少吗？这又是什么问题？

此外，还有许多指责。军队搞生产受到了这样大的压力，不是我顶住的，我可没有这样的能耐。军队的生产所以没有被压垮，主要原因是：

1、毛主席、军委支持军队搞生产，这是最大的力量；2、林总和各元帅不断亲自过问部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关心部队不能发生浮肿病；3、形势所迫。在全国严重灾荒的情况下，军队只有生产自救的道路，才能解决问题，别的办法是没有的；4、军队生产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利益，从而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生产积极性，军队搞生产是一件流传千古的大好事。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军队搞生产决不是我的什么「单纯生产观点」可以办得到的，我只是在军委领导下，做了应当做的工作。也可以说，在搞生产的问题上，我是当了一名合格的总后勤部部长的。

第三根大棒：单纯财务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对我的指责不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是想加我大罪。这里只能举些例子来说明问题。

第一个问题，实行企业化单位的财务核算问题。在军队逐渐减少定额的情况下，有些单位要取消，不能继续存在，例如建筑部队、营房维修分队等等。对这些单位怎么办？这是大军区以上都存在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全国编制装备会议期间，总参军务部要我提出解决办法来，经过考虑我提出了「编外定编，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办法，这样既可保留必要的勤务分队，又不占军队编制。我的意见得到了罗总长和各大军区首长的赞同。

第二个问题，以高价买军需产品「使用时间」问题。我的观点是军需产品是一种特殊用品，质量是起决定作用的。有的产品因为质量好，使用时间长，反而更便宜。对此，在济南布鞋厂，我同工厂展开了讨论。该厂生产的布鞋一般的来说是比较好的，但只能穿一个多月。如果提高质量，能穿三个月，成本提高五角，前者便宜，还是后者便宜？他们同意了我的观点，后来生产的布鞋能多穿两个多月，但成本只增加五角。

第三个问题，组织家属搞服务性生产问题，部队来队家属，有不少生活很困难，来了就不回去。当时社会上还没有打临时工的工作，而部队组织家属生产，则可以有一定的收人。家属搞服务性的劳动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定出路的，例如缝补、洗旧棉衣等都可得到少量的收入，这是后勤部队做的好事，受到了家属和部队亲属的欢迎。

第四个问题，部队出卖农副产品问题。部队搞生产之后，不少部队的农产品有多余的，自己消耗不了，怎样办？我向周总理报告了，总理立即回答：「向群众出卖，越多越好。」并要秘书通知商业部照办。

第五个问题，财务包干问题。前面专门提到了这是后勤业务改革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其它的改革都是空的。当时，主要是要办的事很多，但国家拨给的费用总是有限的，不能满足部队需要是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