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58年，在批判“教条主义”中渡过

1957年，我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毕业后，于9月底接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9月27日发出的命令，任命我为军委训练总监部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

我回到武汉，稍作家事安排后，即于10月到北京报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成立于1955年，该部下设计划和监察部、陆军战斗训练部、军事院校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军外训练部、军事出版部、军事体育训练局、军训物质保障局、战斗训练杂志社等单位。

最初是刘伯承任部长（因他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一直未到任），后由叶剑英任代理部长。

其他部领导为：张宗逊副部长兼军事院校部部长，萧克副部长兼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李达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彭绍辉副部长兼军事科学和条令部部长，郭天民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周士第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

中央军委明确规定训练总监部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指导和监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训练的统率机关。其职责是组织和计划全部武装力量及诸兵种的战斗训练。

1957年11月，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萧克为该部部长，这样就免除了刘伯承、叶剑英的部长和代理部长的职务。

1958年1月，我到任不久，就参加了训练总监部在广州举办的战术集训，参加集训的有军长、师长、步校校长、训练部长共五百余人，参加集训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着战士服装，按班、排、连编制，每人一支步枪，完全过战士生活，作战士动作，主要是体验战士和班排的战斗动作配合。集训时间半个月，对大家锻炼不小。

1958年2月，中央军委批复训练总监部党委，同意增补我为训总党委委员。

从3月下旬开始至5月中旬，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二百余人。会议期间，训总领导之间就全军训练方针等问题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当时主要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是两条（因为这两条与我之前在高级步校期间的教育方针和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内容有相当的关系，所以我特别注意争论双方的观点。也记忆深刻）：一是全面向苏军学习问题。萧克、李达认为，苏军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锻炼，有丰富的现代战争的实战经验，科学技术在武器装备中的应用水平也是很高的，要使我军实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苏军的宝贵经验仍然是我军学习的重点。这也是中央、中央军委的精神。而张宗逊认为，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不能死记硬背，不能生搬硬套，这是教条主义，要保持我军的传统。二是在什么战争环境下和作战条件下训练部队的问题。萧克、李达认为，未来战争不同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也不同以往我军主要依靠单一步兵的战争。未来战争是常规武器与原子弹及各类化学武器共同使用的战争，是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战争。为了能取得未来战争的主动权，我军应开展以现代战争为背景和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张宗逊认为，这是脱离我军实际的教条主义，是唯武器论。总之，以萧克、李达为首的一派意见，主张我军的训练指导思想和方针要以反对经验主义，反对保守思想为纲，而以张宗逊为首的一派意见，则主张我军的训练指导思想和方针要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脱离中国实际为纲。

多数发言人认为，反教条主义的意见，是拒绝军事训练中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是最大的保守思想。当时我也是倾向同意萧克、李达的意见。

可是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支持张宗逊的意见（毛泽东的观点与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国际背景有关）。据说毛泽东当时也骂“萧克是个坏人”。这样萧克、李达在会上和会后就以“单纯军事观念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而张宗逊成了反教条主义的正确代表。

我虽刚到新的工作单位才半年，但也在会议后期做了检讨。

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有千余人,训练总监部二级部长以上主要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有两个：

第一是毛泽东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排除迷信，解放思想”。彭德怀在开幕发言中讲“要严肃批判教条主义，要恢复和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这与他在1952年12月24日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说的：“这些事实铁一般地证明了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性，军事制度上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苏联军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军队，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对于学习苏联的阻力，彭德怀斥责：“或者赶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会议以整风的方式开始批判萧克、李达，同时也批判刘伯承。对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的所谓“教条主义”，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把当时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一些工作、认识、方法上的分歧，上纲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正确思想，说成是“崇洋媚外”，是单纯军事观念、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把训练总监部说成是“教条司令部”，把南京军事学院说成是“教条大本营”。

记得当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会议期间给中央军委、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讲了自己对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些意见，实际上是对当时军委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评。这个报告得到了参会各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不少领导的赞成。而彭德怀和会议领导小组认为这个报告是坚持了萧（克）、李（达）观点，严厉地批评了他，并责令黄在大会上做检讨。这是会议上影响较大的事情。

这次批判教条主义的会议，不仅是思想意识上的斗争，有的同志还受到了组织处理，严重伤害了许多分管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

第二是解决总参谋长粟裕与国防部长彭德怀发生将帅不和的矛盾。据我所知，在3月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后，粟裕的观点是倾向同意萧克、李达的意见。

会后，粟裕借病休息。不久，黄克诚接任总参谋长。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为贯彻会议精神，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对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揭发党委书记萧克及李达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

会议通过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问题的决议”，并建议撤消萧克、李达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对于所谓参与萧克反党宗派活动的十二人，也受到不公平的处理。

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带领的工作组一直参加会议，对萧、李的斗争态度坚决。

因为我是支持萧克、李达意见的，所以在会议中只能听取别人批评及检讨自己错误，没有资格批判别人。但对那种无限上纲的批判，内心也存有怀疑，只好一言不发。

我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军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另一重点，是以南京军事学院为代表的军事院校，汉口高级步校也不例外。虽然我早已离开步校，但学校在批判教条主义时，仍以我为重点，抓住我曾提出“全面地、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为批判重点，说我也积极地执行和贯彻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将批判我的材料送到北京，我都看到了。不免思想上有些压力。

9月，总政批复训练总监部党委，同意停止萧克训练总监部党委书记职务，由郭天民代理书记，郭天民、谭希林、孙毅、李作鹏、杨秀山为训总党委常委。

1958年12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撤消训练总监部，将所属各部局整编为军事训练部、军校部、军事出版部，并纳入总参谋部建制。

12月18日，训练总监部党委在呈送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训练总监部整编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整编后，军事训练部编制为一百四十四人，李作鹏任部长；军校部编制为七十一人，郭天民任部长；军事出版部编制为四十八人，孙毅为部长。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

刚刚到训练总监部工作的第一年，就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事教条主义”中度过，而对我这个到京赴任的“新官”，还没有来得及“三把火”，就被“老账”（在高级步校贯彻“教条主义”）、“新账”（在总监部支持萧克、李达的观点）当头一棒，心里十分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