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61—1962年，改革训练，贯彻“少而精”

1961年1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由叶剑英主持的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与会人员首先学习国防部长林彪《关于我军训练条件重大变化的指示》。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均在会议上讲了话。

会议根据“少而精”的训练方针，着重讨论了全面改革训练的措施。会后，军委下发了《军委训练会议纪要》。

《纪要》强调1961年要全面改革训练工作，军事训练主要是贯彻“少而精”的方针。规定师以上干部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团以下干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毛泽东著作，战士训练以技术为主，战术训练重点是搞好连以下基础训练。总参还下发了由我部根据军委训练会议精神拟制的《安排1961年军事训练》的通知。

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之后，我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战术训练业务会议，参加会议有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战术训练业务干部，着重讨论如何在战术训练中贯彻“少而精”的方针，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加强基础训练与提高战术合练质量等问题。

从3月开始，我部先后派出工作组，分别到沈阳军区67师201团、南京军区58师172团、兰州军区55师163团，解剖“麻雀”，调查研究，重点了解“少而精”训练方针的落实情况。并将调查情况及我部建议报总参领导。

根据《军委训练会议纪要》精神，我部还着手编印了《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集》，并于4月发至全军团以上干部，此书是经部党委同意并报总参领导批准的，经过我亲自审查定稿的。下发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部队更好的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林彪知道此事后，曾对我说：“现在主要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不要编印我的东西。”我认为林彪的军事文章是他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作战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为主，同时学习林彪的军事著作，并不矛盾。因此总参批准下达了由军训部拟制的《关于学习林彪元帅的军事著作问题》的通知，明确今后各部队学习林彪军事著作，均以此书为准。

7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简称军委训研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任副主任、我任秘书长。军委训研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统一管理指导全军部队、院校的军事训练、军事学术研究和条令条例的审查验收等工作。训研委员会的前身是1959年11月成立的军委军事训练与学术研究小组，当时，叶剑英为组长，粟裕、张宗逊、刘志坚为副组长，我和宋时轮、李聚奎、郭天民、陈伯钧、周希汉、曹里怀等人为组员。但小组的作用不大，开过一两次会，没有进行什么具体工作。现在是进行改组，并规定了具体的职责。

为加强我军多兵种协同作战，我部于8月在北京举办兵种知识集训，主要学习和介绍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兵种的建设情况、作战及战术运用原则、发展方向等。为了加强对集训的领导，成立以张宗逊为首的集训委员会，我为秘书长，军训部副部长曹诚为副秘书长。军训部会同各兵种有关部门承办集训的组织工作。集训分两期，每期时间半个月，第一期为各军区军以上领导和军事院校的领导，第二期为院校的训练科研干部。

1961年12月23日，为来年打好训练工作基础，总参下发了由军训部拟定的《1962年军事训练工作指示》，要求部队以“四好”为纲，切实搞好军事训练。战备值班部队必须全训，一般部队进行半训，生产和施工部队训练不少于两个月，守岛和边防部队训练应根据所担负的任务，提出不同的要求。要求部队在随时保持战备的前提下，积极参加农副业生产，正确解决训练与生产的关系。

1962年1月，根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关于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军训部所属处科室和基层单位，积极开展“四好”运动，要求各单位全年工作争取做到“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生活管理好”。

我到军训部后，组织新编写的条令条例和训练教程教材几经修改已日臻完善。贯彻条令和训练教材成为当年工作重点。

1962年1月初，中央军委批准下发由我部参与拟制的《军委关于颁发和验收条令、教令、教程、教材的几项规定》，确定上半年验收合成军队战斗条令，下半年验收军兵种战斗条令。凡属诸军兵种会同战斗条令和全军共同条令教程教范，均由军委训研委员会验收，经军委审批颁发。凡属军兵种专业战斗条令和专业战术、技术教范等，专业由军兵种党委负责验收，以军兵种名义颁发……。

同时，我们仍然坚持把军事训练的重点放在基层、落实在士兵的原则。当时，总参、总政颁发由我部和总政青年部制定的《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基本标准》，以此作为全军开展“三手”活动的基本依据，同时利用军报开展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各部队以争当“三手”为目标的练兵活动十分火热。

当年6月，随着战备形势的变化，全军的训练也发生重大的变化。根据军委和总参的紧急指示，我部会同有关部门拟制了《关于当前战备训练工作指示》，此指示是针对东南沿海战备形势日趋严重，台湾蒋军不断叫喊反攻大陆，不断组织有针对性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断有敌机敌舰侵犯我领空领海和多股匪特袭击骚扰我东南沿海地区而发的，《指示》要求凡有战备任务的部队，应迅速改变原定年度训练计划，立即转入战前的战备训练，根据预定作战方案，针对蒋军的作战特点，进行战备训练。

随着形势的发展，总参随即下发了由军训部拟定的《关于战备训练的补充指示》，具体要求部队有针对性训练应强调的五个方面：1、根据任务不同进行干部训练，守备部队应反复演练防御动作，机动部队应以组织机动和进攻战斗为重点；2、加强部队基础训练；3、搞好战备行军训练；4、加强部队行政管理教育；5注意节约弹药。

根据新的战备形势，我部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部队训练和执行其他任务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近年来，执行全训任务的部队逐年减少，而执行其他任务的部队逐年增加。陆军全训师1957年为全部陆军师的72％，逐年下降，至1961年为20％。《报告》建议全军应安排40个陆军战备值班师，进行全训。非值班部队应保证三年中有一年进行全训，生产施工部队要坚持天天练、经常练。中央军委根据我部的建议，向毛主席及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之后，中共中央批准安排40个陆军师为战备值班师，并从1963年起，进行全训。

此后，我调离了总参军训部到海军工作。军训部由副总长张宗逊兼任，并将军校部、出版局与军训部合并。

我担任总参军训部部长五年的时间，忙忙碌碌，未敢偷闲地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刚到军训部不久就“出师不利”，受到反教条主义的打击，结果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大胆工作，部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也不敢提了。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提倡以我为主，政治思想挂帅，全军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而对于同时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特别是学习苏军的先进军事经验，我仍顾虑重重。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理解的，唯一办法就是紧跟上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962年初，在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听取刘少奇、林彪、毛泽东三人讲话之后不久，我就带工作组到东北辽东半岛，巡察部队新年度训练准备与开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