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殊的会议

北京的中秋季节，气候非常温和，蓝天白云，天空辽阔，秋风送爽。

1971年9月24日早晨，我住西山，照例是6时起床，6时半正在卫生间内，一边解便，一边批阅文件，这是我多年的习惯。

忽然，秘书刘继祥进来告诉我：“中央办公厅通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政治局会议。”我迅速把紧要的文件批完后，即刷牙洗脸，吃完早点。这时还不到7点半钟，我就同我的老伴在室外散步。

我对老伴说：“过去政治局开会都是下午或晚上，而今天则是上午9点（上午通常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休息的时间），这个会议很特殊，可能凶多吉少。”

老伴说：“林彪叛国后，把我们搞的日夜不安，活人不如死人干净。”

我说：“死不得，死了就说不清楚了，自己做的事，自己心里有数，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老伴又说：“现在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我说：“千错万错，不该到北京来，不该当政治局委员，否则与老子无关。”

尽管也知道历史上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说法，但总觉得那是封建帝王搞的一套，与共产党不沾边。所以作为行伍出身，也没有考虑过在全国战争胜利后解甲归田。谈了一会儿，时间到了，我就上车进城了。

我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下车，一停车就与往常不同，8341部队两个干部等在我的车旁边，一个从我的保卫员手里接过公文包，陪我进入大会堂。另一个押着我的保卫员和汽车向东开去（保卫员身上有枪，汽车内也有枪，过去保卫员是随我一起进入大会堂的）。

我进了大会堂北门，跟着我的那个干部用力把我推进北门内的卫兵室。我见到两个人正对先到的刘贤权进行搜身，就大喊一声：“这是干什么？”那里的人立即高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参加今天会议的人，都要进行检查。”我心里很快明白了，这是大祸临头的征兆。两个军人正对我搜身的时候，黄永胜也被推进来了。

搜身检查什么东西呢？凡是衣服口袋内的香烟、火柴、眼镜、语录本、剪指甲小刀、擦汗手帕、卫生纸等等，全部扣下，公文包当然也扣下了。

检查完毕后，由两个军人把我押送到福建厅。我一进到福建厅，见到的是：大厅中央摆一圈马蹄形状的沙发，并按着黄、吴、李、邱的次序排好了每个人的座位。我们所坐的沙发后面，坐着两个军人。我进去的时候，吴法宪、刘贤权先坐在那里，让我紧挨着吴法宪左边坐下。现在情况完全明白了，不仅是把我们赶进了囚笼，而且是陷入了万丈深渊，悲剧的命运就此开始了。

人到齐后，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才缓缓进入。

由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讲话，他说：“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几乎要使我们五十年的党毁于一旦，纪登奎曾说，这是十次路线冲击最严重的一次。”又说：“已经上了党章的，现在很被动。你们现在不能指挥部队了，另外安排有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几天，到那里去好好睡个觉，再交代自己的问题。你们不交代怎么行呢？林彪还准备了一架飞机，准备把你们带走，不走就绑架你们。”（事后审查我们的十年中和公审时，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文件再提“绑架”两字，而是黄、吴、李、邱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总理对吴法宪说：“法宪，你们空军已被人家在下面挖空了。”

对我说：“作鹏，你应很好检查海军层层站队的问题。”

又对邱会作说：“会作，你应当检查‘两华’问题。”

总理最后说：“你们的家属子女，我们会照顾的，绝不会像杨成武对叶副主席子女那样。关于军委的工作，以后由剑英主持，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嘛。党仍对你们寄予希望，不要辜负毛主席。”

总理讲完后，稍停了一会儿，站起身就喊：“黄永胜你先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带两个武装干部，把黄永胜押走了。

接着总理又喊：“吴法宪你走。”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忠带两个武装干部，把吴法宪押走了。

然后总理又坐下，面对我们，先把眼睛扫视一遍，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谈一谈。”

首先刘贤权说：“黄永胜是个恶霸。”并说黄对铁道兵如何乱指挥、乱决定。

接着我也讲了几句，大意是吴法宪如何巴结林彪，讨好叶群。我讲完后，纪登奎说：“作鹏讲的全是事实。”

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总理又喊：“作鹏你走。”我站起来，总理、叶帅等人和我握了手后，由卫戍区一个副司令员带两个武装干部，把我押出福建厅，再乘电梯到地下室。在地下室出门处，摆了三辆小车。前面一辆是北京吉普，中间一辆是伏尔加卧车，后面是一辆老式卧车。把我塞进中间小卧车内，左右各一军人，把我夹着，大概是防止我破门跳车。那位副司令则同司机并肩坐着。全车五个人，人人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车子出了人大会堂地下室东北门，即向南拐，到天安门广场南端转向东，并继续向通县方向驶去。这条路线，我比较熟悉，但究竟到哪里去，一点也不知道。此时生死荣辱已不属于自己掌握，只好听天由命。

在汽车上，我反复回味周总理说的话，思绪中翻腾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但是我找不到答案，我无法理解今天这种处理办法的含义。第一，要我们交代自己的问题，庐山会议问题我们都写了检讨，毛主席批准了，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也通过了，我们还检讨什么？第二，总理要我检查海军层层站队问题，这个问题海军党委曾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简报全部呈送毛、林、周，同时这种问题是文革中普遍现象，不是敌我问题。第三，林彪叛逃问题，这是最大问题，我们可能要成为替罪羊，应了老伴的话：“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我当时估计，林彪叛逃，我们要成为替罪羊的可能最大。

距通县县城尚有五公里左右，汽车向北折，开进卫戍区部队一个团的营房内，在营房靠公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汽车库，旁边是一排破旧的平房，汽车就在平房东侧停下，并立即把我塞进这排平房内一间很小的房间里。

那位副司令员对我说：“你就在这里，有什么事情找看守工作人员，我走了。”

我当时回答说：“请你转告周总理：我不会自杀，我不会逃跑，我相信党，我相信人民，我相信自己。我想我的问题早晚会搞清楚的。”

那位副司令员面无表情的点了下头，就冷冰冰的离开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9点钟以前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转眼间，就一落千丈，从政治高峰跌入深谷，变成囚中新客，成了断线的风筝，失群的孤雁。呜呼！悲哉！痛哉！“朝为水师首，暮为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