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厩里的隔离人

自古牛骥不同槽，人牛或人马岂可有共居之说。奴隶封建势力大家族，在没有专门监狱设施的情况下，犯了族规或家规的下等人，多半是关在牛棚内，与牛同居，或关在马厩内与马共驻。

不知为什么那样巧合，现在我被关押的地方，原来确实是一座马厩，不过现在是有棚没有马匹了。在建设营房时，这个步兵团基本上是骡马化，车辆很少，因此当时修建了这个马厩。部队摩托化后，才把骡马取消，这个马厩改为战士家属来队探亲时的临时住房。

“文革”初期，这里曾经关押过没有定案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经过审查定案后，有的释放恢复了自由，有的关到正式监狱去了。

我住的这间小囚室，至多不过八至十平方米，安设一张硬板木床，下面铺着潮湿生了草虫的稻草，再铺上一个脏得发臭的褥子，一张床单，另有一床盖身的棉被。室内还有一张写字的桌子，一把木椅，一个痰盂，一把暖壶，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由于这座平房原是马厩，所以地基低，我住的那个小囚室有四分之一面积尚汪着一片浊水，小青蛙在里面欢乐的跳来蹦去。秋天的蚊虫也特别多，一到晚上就“饥来柳絮轻，饱去樱桃重”，咬的无法入睡。加上思想上的巨大压力，常常是通宵“众人皆睡我独醒”。一个不大的窗户也被用稻草堵死了，白天光线阴暗，阳光、新鲜空气根本进不来。房子顶棚很低，跷脚伸手就能触到屋顶，因此像我这样有严重心脏病的人，进去后立即感到胸闷憋气，特别不舒服。住到11月份，天气冷了，增设了一个烧蜂窝煤的火炉。过去在战争年代，住过这样的房子，但进城二十多年来，还想不起住过这样既小又低，又潮湿，蚊虫多的房间。

现在这就是我的天地，这就是我的世界。睁着眼看不见外界，竖着耳听不到声音，“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日日夜夜，一切活动均憋在这个小天地里，孤坐如僧，青蛙为伴，不见日月，也不知阴晴。所以当时我的心脏病经常发作，平均每月二三次之多。虽然该团有一位由化验员提升为医生的“蒙古大夫”，但他对心脏病的治疗完全外行，靠一边翻书一边治病。幸亏我自己“久病成医”，由我向他交待，如果发现我心脏病发作，应采取三条办法：第一，就地休息，不准随便搬动；第二，立即向我口内塞进速效硝酸甘油；第三，尽快的上氧气。这样，几次犯病，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老命。

饮食方面更简单，按战士大锅饭待遇。每天三餐，早餐多半是玉米面粥，加馒头和咸菜，中午米饭，晚饭面食。据我看，比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我作为“将军下连当兵”时的伙食，似乎差不多。那时我在舟山群岛的一个炮连当兵，副食少，粮食不够吃，甚至是半干半稀状态，战士只能吃半饱。现在虽然可以吃饱，但伙食的质量极差。

对我来说还有三个小困难：第一，菜饭是凉的。我驻地在营房南端，团司令部食堂在营房北端，所以把饭菜打回来就没有热气了。特别是在雪花飘飞、朔风肆虐的寒冬，这个困难就由小变大了。第二，年轻力壮的人都爱吃硬饭、硬面、硬菜，这对年近花甲、牙齿不好的我，确是一个小困难。到11月以后，室内安了火炉，才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我自己在火炉上加工后再吃。第三，这个团的战士多是湖南、湖北人，既喜欢辣又喜欢咸，不论什么菜不是太咸，就是太辣。我是江南人，本来也喜欢辣椒，但得了痔疮后就不敢多吃了。现在只吃了不长的时间，已旧病复发，脱肛便血。这些虽然是生活小困难，但三天五天可以忍受，时间长久了，就无法压抑对这种慢性折磨的愤怒，因此就绝食不吃或把饭菜碗筷推翻落地，借此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情绪。饮食是维持生命的重要条件，这是迫不得已的表现。

看守人员由该团抽调的排连干部担任，一共八人，由团保卫股长负责，此人调走后由其副股长代理。他们的工作是轮班看管，负责到伙房帮我打饭。开始时他们谁也不敢同我说话，问什么他们都答：“不知道”。轮流坐在我的门口，无事看毛主席语录，其实是“装模作样”。有时我要求到走廊散步，回答说：“为了你的安全不要出来”。夜间天凉，开门睡觉有风，要求把门关上，回答是：“为了你的安全不能全关”。为什么不能全关呢？因为关起门来坐在门外看不见室内动静，怕我自杀。

整整半年之久，看守人员未让我离开这间又潮又冷又阴暗的小房间半步。以后他们在门板中间挖了一个大洞，由外向内可以监视，才允许把门关起来睡觉。

总的来说，被关押起来以后，物质生活条件是很差很差的，行动限制是很严很严的，完全与外界隔绝了。长期享受高级干部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猝然下降到囚人的生活待遇，确实是相当不习惯的，没有一点艰苦奋斗精神，是不易忍受的。不过也并非苦得活不下去，活不好，至少也死不了。

每当觉得艰苦困难时，我就回忆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回忆抗日时，敌人频繁扫荡围攻，封锁蚕食和惨酷实行“三光”政策下的游击战争情景。那时连黑豆地瓜都吃不上，在山沟荒岭露宿是常有的事情。这样就会觉得目前的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有骨气的人，应是在一切逆境中微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