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悲喜交加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哀乐幽咽分外悲。

三十年代初,当总理来到江西苏区时，他带来一本电台通信密码，名为“豪密”（红军时期，周恩来的化名叫“伍豪”，可能是这种密码名称的来由）。当时我们红军刚建立电台，不久开始与上海中央通报，就把我调到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当机要员，掌握这本“豪密”，专门负责翻译与上海中央通报的来往电报。以后我不作机要员工作，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央军委二局作参谋工作，做侦听破译敌人电报工作，经常向总理直接报告情报，接受总理指示。因此我早就认识总理，总理也早就认识我。“文革”中,我目睹总理夜以继日的繁忙工作，苦口婆心的与“造反派”讲道理，没完没了的应付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纠缠。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当时林彪曾交待军委办事组：“对待总理的指示要像对待我的指示一样去完成。”当我听到总理去世的广播，不禁老泪纵横，异常悲痛，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总理火化那天，我填了一首词：

敬悼周恩来总理

哽咽文化宫，抽泣英雄碑。痛悼伟人无限悲，八亿倾盆泪。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殒。怅望长空送英灵，断肠复羞愧。

7月初，广播里又传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的噩耗。旧悲未消，新悲又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痛苦不堪。

早在中央苏区，1931年红军时期，我曾担任过朱总司令的卫士。朱总司令留学德国时，购买了四支德式自卫手提机关枪（类似现在的冲锋枪）和一支二十响的卜壳枪。那支卜壳枪和皮制子弹转带，总司令经常背在自己身上。我们四个卫士则背上德式冲锋枪，随着总司令形影不离。我们负责总司令的保卫工作，不论平时和战时，总司令走到那里，我们就跟到那里。康克清大姐是我们的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因此我与朱德总司令的接触是由来已久的，感情也是深厚的。不过后来我调做其他工作后，和总司令的接触就不多了，闻悉他逝世，我心里也是很悲痛的。

1976年7月7日，我也填写了一首词，以表达我的哀思。

敬悼朱德委员长

悲歌传噩耗，四海起哀潮。痛悼豫章风暴首，哭失国英豪。一代老元帅，九州光辉照。南征北战寰球震，功比泰山高。

紧接着，9月初，毛主席又突然逝世了。这就更加悲痛欲绝了。

当时大家对毛主席的崇拜迷信，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天天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长寿健康。听到讣告广播，好像晴天霹雳，心碎胆寒，哭泣之声，处处可闻。不仅在国内震动，世界也震动。我同大家心情一样，“赣江追随四十年，幽禁更思引路人”。一方面悲伤，一方面关心中央领导层的变化。当时我填写的一首词：

敬悼毛主席

秋风烈，晴空霹雳天似黑。天似黑，统帅永眠，领袖长绝。解放中华倾心血，功高伟绩冠群杰。冠群杰，五卷宝书，遗志不灭。

正在非常悲痛哀悼的日子里，从《参考消息》的外电报道中，模模糊糊看出来一点异常情况，报道说：有的地方在批判“白骨精”。我立即想到中央领导集团内，果然出了问题。

“白骨精”是谁？我是能够猜到的，但绝对不可能是“白骨精”一个人。毛主席死后，这些家伙要闹事，要夺权，早在意料之中。可是在《人民日报》上，看不出任何暗示。心里彷徨了好几天。

1976年10月中旬，到底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中央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打倒“四人帮”，宣布了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到处锣鼓震天，鞭炮动地，山欢水跃，普天同庆。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兴高采烈。这是我被隔离审查五年以来，第一次觉得心情愉快，第一次觉得秋色宜人。

庐山会议之后，这帮王八蛋已经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九•一三”事件和“九二四”事件之后，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翘上了天。到了“十大”之前，当领袖的愿望似乎已经胜利在握，迫不及待了。

我虽然“愚蠢”，但对他们的祸国殃民，争权夺利，野心勃勃，早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打倒“四人帮”后，在我身边的看守人员知道我了解“四人帮”的情况，每天总是好奇地问东问西，希望我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他们都是连排干部，政治水平有限，所问多属生活方面问题，至于政治路线问题、争权夺利问题，谈的比较少。从他们谈话中，我也略知道一点“四人帮”新的阴谋活动情况。

没有料到，正在高兴之中，乐极生悲，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灾难，被“四人帮”迫害的我们反而受到更为严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