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打入十八层地狱

当时看守我的负责人，是团司令部军务股副股长，姓徐，我称他“老徐”。老徐是山东胶南人，解放战争时期入伍，曾参加渡江战役、解放福建战役及抗美援朝战争。他文化程度不高，为人尚老实。

1976年11月初，大概他是奉命来了解我对打倒“四人帮”的认识。我把打倒“四人帮”的认识谈了以后，接着谈到康生问题。我说，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的，是“四人帮”的后台，尤其是康生与江青是同乡，是江青的靠山。从延安一直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知道的康生所作作为。谈了之后，这位看守负责人，当然要向中央专案组汇报。但我并不知道，更没有意识到揭露康生问题是犯了滔天大罪。我仍蒙在鼓里。可是看守人员很快对我态度冷淡,不再问东问西了。

有一天，一位看守人员悄悄告诉我说，公安部于桑来了。我估计可能又要找我谈什么问题，结果没有见面。到了12月份，看守人员中有两三人数次坐汽车早出晚归。问他们干什么去了，均含含糊糊搪塞不做正面回答。我当时喂养了四只大母鸡，吃鸡蛋既新鲜又省钱。一天，老徐告诉我，现团部规定在营房不准养鸡，让我赶快把鸡杀吃了。三天吃一只，十二天吃完。万没想到，这就是打入地狱的前兆。

1976年12月29日晚饭前，该团一位负责人通知我说：“今晚上级首长找你谈话，你做好准备。”

晚饭后，开来两辆北京吉普车。黄昏时上车，向北京方向开去。进到德胜门向北拐，我猜测还是到沙河那个空军学校老地方。可是到了沙河仍沿北京昌平公路北去，一直开到昌平、南口之间，向西到靠近燕山脚下的秦城监狱附近。因为距这个监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炮兵射击场，过去我在总参管军事训练时，曾多次到过这个地方，知道那里有一座监狱。因此汽车开到秦城附近时，我心里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进入监狱大门内，在一栋楼房旁边停车，把我带入一间审讯室内，室内正面墙上有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下面有一张长形桌子，在桌子前面有一个木墩。

当时由监狱长和两个监管员进行搜身检查，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检查出来，只把我穿的棉鞋鞋带抽走，把手表摘下来。而后就由随车押送我的看守人员，把我日常用的衣物和其他用品拿进来，由监狱监管员一件一件的登记。

最后监狱长向我宣布三条：“第一，以后不准叫自己原来的名字，只叫监狱编号，你的监狱编号为7103；第二，不准在狱室的墙壁上乱写乱画；第三，不准在狱室内大喊大叫。”

宣布完后把我带到二楼西走廊，塞进一间狱室内。狱医量了一下血压后，立即把门关闭，外面一个军人站岗看管。

现在我是名符其实的政治囚徒了。

这间狱室是像棺材一样的长条形，不到八平方米。里面全部设备有：一张离地三十公分高的单人床板，一张约六十公分高的小条桌，一个抽水马桶，一个汤碗那样大小的洗脸池。

进入狱室时，大约是深夜12时左右，虽夜阑人静，但怎么也不能入睡。

人躺在床上,思想则像海潮一样翻滚。这里可能就是我葬身之地！这究竟是为什么？毛主席在世时，没有把我关入监狱，毛主席死后把我关入监狱。“四人帮”猖獗时期，没有把我投入监狱，“四人帮”打倒了，反而把我投入监狱。我反复思考，估计有三个可能：

第一、我揭露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是“四人帮”的后台，犯了滔天大罪，尤其1977年1月初，我入狱三天后，《人民日报》还大登特登康生相片，甚至连康生老婆曹轶欧的相片也同时登出。报纸上还公开辩护说，康生在党的“九大”时期，并没有向毛主席提议要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估计。其实康生确确实实向毛主席提议过，毛主席不同意，康生才低头不语。

第二、我对华国锋为人没有认识清楚。公布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后，我曾表示拥护，认为他断然打倒“四人帮”，这是一件非常英明的决策。可是立即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肯定也是经他批准的“英明决策”。难道他比毛主席、朱德、周恩来更高明？更革命？

第三、在目前位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中，最希望置我们于死地的人应该是汪东兴。他在毛泽东、江青、林彪三角关系中的周旋与投机，我们知道情况不少，他当然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他的龌龊勾当。

到了1978年《人民日报》开始不点名地批判康生，说明我以前的揭露是正确的。更觉得华国锋执行的是缺乏实事求是的极左思潮路线，因此后来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批判，我在思想上没有抵触。撤消华国锋两主席的职务我也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