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静中的波澜

时间就像长江、黄河的水，永远不知疲倦，永远不可阻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向前奔流。

自1977年到1979年，我被打入秦城监狱已整整三年的时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唯独我的状况和处境依然如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似乎很平静。中央专案组也很少来，每年有时来两三次，多是外调性质，谈别人的问题多，谈我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海军的问题。中央也无人过问，似乎我这块料已经不在人间，已经彻底埋葬了。其实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平静中有不平静，平静中有波澜，平静中有起伏。

打倒“四人帮”后，我从报纸上获知，中央再三提出“有错必纠”，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必须彻底清查，彻底纠正。这当然是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工作。同时再三提出，要实事求是，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是怎样，该谁负责就由谁负责。从理论上又勾起我一线希望的幻想。如果能这样，我一百个拥护，一千个拥护。

但实践中证明并非如此。

入狱前中央专案组审讯的重点是庐山会议的有关问题，及山海关机场问题。现阶段中央专案组审讯的重点是海军的问题。问题不同，但态度、方法我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甚至比以前更加恶劣。

我对海军的冤、假、错案负有领导责任，但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即不能颠倒是非，也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强加罪名，否则就是主观主义、“实事求非”。

举几个在狱中审讯我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专案组硬说苏振华是被我打倒的，并受到我的残酷迫害。我回答他们：“你们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关于中央军委决定，打倒苏振华的情况,我已经说了多次，而且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第二，专案组硬说陶勇（东海舰队司令员）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回答：“这是胡说八道！”我反问专案组：“你们有陶勇是我迫害致死的证据吗？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们没有！”我接着说：“事实是：1967年初，在谁也没有决定打倒他，谁也没有揪斗他的情况下，此人就跳井自杀了。当时我尚在被群众围攻批斗的焦头烂额之中。”

我说：“事后，许世友曾对我说：‘陶勇是被文化大革命吓死了’不信，你们去问许世友。”

第三，专案组硬说张学思（海司参谋长）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是：“完全无稽之谈”。我说：“我承认，按叶群的意见，我交代海司办公室写了一份张学思的材料送给她。这份材料是整理群众大字报批判张单纯军事观点的，就此而已。”我又说：“张学思问题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中央决定将张学思作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逮捕的。张被捕以后，我根本没有过问，一切由中央专案组处理。张学思是在被逮捕后病死的。”

我向专案组的人说：“写了一份批判张学思单纯军事观点的材料，与中央决定将张学思作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并逮捕，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写了一份批判张学思单纯军事观点的材料，张学思就成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吗？你们不觉得这个逻辑可笑吗？”我说：“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人民内部问题）与‘叛党投敌反革命’（敌我问题）的性质能一样吗？”

最后我说：“张学思病死于逮捕之后，是谁‘迫害’，如何‘致死’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吗？硬说是我把张学思迫害致死，这不是无中生有的强加罪名又是什么？你们哪里有半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呢？”

第四，专案组硬说齐勇（国家海洋局局长）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同样是：“完全胡说八道”。我说：“我承认，我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把齐勇从造反派手中抢救出来，齐勇是海军干部，我有责任。但是我没有将齐勇抢救出来，就是我将齐勇‘迫害致死’，你们造假诬陷的水平也太拙劣了吧？你们对我的诬陷，是不攻自破！”我对专案组说：“要证明齐勇是我迫害致死的，必须拿出证据。海军文革办公室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当时的秘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李长如就是最好的证明，呈周总理有关海洋局的情况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在给我扣大帽子之前，难道没有做调查研究吗？”

第五，专案组硬说雷永通（南京海军军事学院政委）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反驳他们：“红军时期，我就和雷永通在军委二局一起工作，我们是爬雪山过草地的生死老战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文革中，特别是“七二〇”武汉事件后，海军学院的造反派与张春桥支持的“红纵”搅在一起反对南京军区许世友。我知道后，立即告诉海军政治学院，不准反对许世友，不准把矛头对准南京军区。海军学院造反派按照我的表态，逐渐转向支持许世友和军区，许很感谢。后来，按照军委指示要求，南京军区把海军军事学院的“斗、批、改”工作交由江苏省军区具体负责。省军区派工作组进驻学院。工作组给雷永通扣上“叛徒”的罪名，刑讯逼供，最后迫害致死。”我又说：“事情发生后，南京军区两次派人到海军说明情况并道歉，许世友也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对雷永通之死负有责任。’对江苏省军区这种做法，我是坚决反对的。这件事许世友清楚，萧劲光也清楚。现在你们把雷永通之死的罪名加到我头上，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仅举上面五例，已经可以说明，在“杀人偿命”这样天大的问题上，他们也敢毫无根据的捏造事实，无罪被诬陷，结论纯胡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所谓“实事求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1978年7月29日，中央专案组和总政代表在秦城向我宣布，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我当时依然相信党中央，依然相信毛主席（1973年毛主席还健在）迟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同时又不了解整个案情，因此我表示：“只要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有利，自己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话虽如此说，但内心的痛苦如同刀割，难以忍受。

1973年党的“十大”时，我曾向党中央写过报告，请求保留我的党籍。现在看来，打倒“四人帮”后的1978年，宣布1973年“四人帮”猖獗时的决定，我自然觉得非常荒唐，当时我没有拒绝签字，现在很后悔。但签完字后，我把签字的笔狠狠摔起一尺多高落在桌上，心里又气又悲。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革命资历、党籍、职务、待遇全部一笔勾销了。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我没有掉眼泪，长期坐牢受折磨，我没有掉眼泪，妻离子散，我也没有掉眼泪，可签完字回到监室，心如刀绞，两行热泪早已湿满了前襟。现在每当想起被开除党籍，总是伤心落泪。党籍比我生命还宝贵十倍百倍！四十多年为党、为国、为民拼死奋斗，用生命和鲜血得来的无尚光荣，就这样胡里胡涂的丢掉了，哪能不痛苦！哪能不悲伤！落到这个下场，谁碰到也寒心！天下公理何在啊？

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叶剑英在讲话中对我们的罪名的提法又“更上一层楼”，不是“反党集团”而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这样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了，我就更加想不通了，更加难以承认了。

1979年12月22日上午，监狱长突然来到我的监室通知说：“你的孩子来探视你，你准备一下。”

我说：“没有什么要准备的。”

他说：“第一刮刮胡子，把穿的衣服也弄整齐一点，第二只谈生活问题，不要谈政治问题。”

下午起床后，把我带到监狱大门外一间接待室内，见到了我的两个儿子李冰天、李炎天和小女儿李小征及女婿苏天祥。相隔八年多了，竟然在监狱中相见。

我的小女儿一见到我，就忍不住悲痛，抽泣不止，一头倒在我的怀里说了一句：“爸爸，你受苦了”。到底还是两个儿子坚强一点，生怕引起我更加伤心，强忍住了眼泪，其实心也在流泪。我也生怕引起孩子们难受，有泪强往肚里咽。天地无情人有情，骨肉之情人皆有之，此种场合，谁没有悲伤与激动？

孩子们告诉我他们这几年的情况，最使我高兴的是，第一次知道我的老伴还坚强的活着，知道了她的下落，知道了她的情况，这是我八年来日思夜想，牵肠挂肚的事。我的判断没有错，她正直、坚强、善良，是我的生死战友，是我的好老伴，孩子们的好母亲，虽然老伴已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但不管千难万苦，我相信她一定会顽强地活下来。听到老伴的情况我高兴极了，也放心了许多。

孩子们还告诉我，他们都从部队转业了，在地方安置了工作，结婚成家了，两个女儿还生了孩子，李家已是三代同堂了。但是他们因我而受到的株连痛苦一句也没有说。孩子们经受了大风大浪的锻炼，长大了，成熟了。当时，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告诉一点我的身体和生活情况来安慰孩子们。我们谈话时，旁边坐着监狱的工作人员在监听。

我们一边谈话，一边吃孩子们送来的各种各样的食品，时间过的真快，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结束了见面。经过这次久别重逢的相见，我的心情稍微舒畅一点，但遗憾的是不允许谈心里的真实话。

后来规定，每三个月亲属可来探监一次。经过几次探监，才把全家老小都见到了。八年多时间，全家还人人活着，应该谢天谢地，应该热烈庆祝。

现将对我家属子女的“照顾”（“照顾”的话出自周恩来1971年9月24日）略述如下：

我的妻子董其采，上校军衔，11级干部，1939年在党的“抗日救亡”的召感下离家出走，从天津跑到冀鲁边游击区参加了八路军（我的老丈人在天津的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寻找）。在八路军115师中担任医生，救治伤员。是游击区隐蔽休养所的所长。解放战争时是四野机关卫生所的所长。解放后曾担任武汉高级步校医院院长，161陆军医院院长和武汉军区总医院副院长等职。“文革”开始时任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九二四”事件后，她被专案关押多年，污蔑“参与在海军夺权”，1978年做了“敌我矛盾”的结论，海军召开几千人的大会批斗后，送河北汉沽农场看押劳动改造。快六十岁的人，身体被摧残的浑身是病，还要下农田劳动，干不动了，还要受到看管人员的申斥。在此期间，她多次向中央、中央军委申诉自己的冤案，后改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没有恢复党籍军籍。

大女儿李大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原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当大夫。受株连后被调出解放军总医院，安排到晋西北五寨山区的一个部队医院工作了几年后转业地方，随丈夫落户沈阳。其丈夫刘伟钦，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参军后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受牵连先专案关押几年，又发往山西忻县部队农场喂猪，后转业回原籍沈阳。

二女儿李幼征，已在总参三部工作多年，被株连后也是先被专案关押，又调湖北钟祥部队农场工作，后转业到地方农场工作至今。

大儿子李冰天，原在北海舰队驱逐舰大队的某导弹驱逐舰上担任航海长，“九•一三”事件后，被中央的某位大人物污蔑为“海军的林立果”，隔离审查多年，结论为“犯有严重政治立场错误”，然后被赶出军队，转业到内蒙古，他多次向中央申诉不白之冤，1978年底，胡耀帮对他的申诉书亲自做了批示，并将批示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组织部的简报中，之后回到北京，在交通部门工作。

小女儿李小征，北京大学毕业，原在海政宣传部新闻处工作。被株连关押几年后赶出海军，转业到地方工厂做搬运工。

小儿子李炎天，1971年刚刚16岁，尚无独立生活能力，也被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关押在海军农场几年，要求与我“划清界限”，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放出来后无依无靠，到处流浪，后被安排在农场劳动，幼小心灵遭到严重的伤害。

“九二四”事件之后,无论是年幼的小儿子，还是年过半百的老伴，全家都无一例外的被以“专案组”、“学习班”的名义分别进行隔离审查和关押，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短者二三年，长者五六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这就是对我家属子女“照顾”的实际情况。

重复说一句，所幸的是全家人的生命力极强，既无上吊、跳楼，也没有被整死。现在都成家立业，依靠自己的本事养家糊口，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