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些情况都是以后周恩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和二月十六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两次召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在这两次会议上，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以及谷牧、余秋里等几个人，当场就跟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峰等人吵了起来。陈毅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把党和政府搞乱了，把国家搞乱了，还要把军队搞乱。叶剑英还对张春桥等人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进行了抨击，他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人民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毛主席，就擅自改变名称，这是想干什么？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要党的领导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吗？
这两次会议上，要数谭震林闹得最厉害。他说：“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还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六十五岁，不该跟着毛主席。”
这时，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说。”接着，陈毅又从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到了“延安整风”。他说：“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
李先念指责了大串联，说：“那样大规模的串联，把交通和秩序都搞乱了，经济损失严重。”另外，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也斥责了中央文革。当时，他们几个人的情绪都很激动。
周恩来跟我说，当时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劝双方冷静下来。结果，这两次会议都不欢而散。
现在想起来，老帅们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周恩来大概也有同感，但是不敢说，也不好说。所以一直在调解。所以我觉得周恩来在政治上是很老练的。
果然，这一下子激怒了毛主席。
以后叶群告诉我，第二次中央常委碰头会后两天，也就是二月十八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所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说，她听到这些话，感到莫名其妙，神经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究竟何在。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还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老干部，现在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整了这么多人。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吗？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她一定会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叶群便一步登天。当然，这是有江青作为先例的。在那以后，叶群就与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常委会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个夫人一直参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叶群还告诉我，就在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她列席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大发了一通脾气，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陈毅等四位老帅和李富春等三位副总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哪，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还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的组长吧，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出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他还特别挖苦谭震林说：“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六十五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六十五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毛泽东最后表示：“这件事情，我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就退场走了。
以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几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因有了毛泽东撑腰，神气十足，猛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给他们扣了很多的大帽子。
后来，毛泽东又点名让周恩来带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到正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我参加了这个会议。第一个作检讨的是陈毅。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一些场合说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
第二个发言的是谭震林，他非常沉闷、抑郁，脸色非常难看。他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说了一些错话，请大家批评。
第三个发言的是徐向前。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学习不认真，工作不得力，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了一些错话。另外，他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也不称职，虽然对军队院校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大，军队仍然受到冲击。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其他老帅和副总理没有发言。周恩来最后说：“以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向军委扩大会议作自我批评。希望到会的同志接受教训，很好地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讲完，就让大家发言。由于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人发言。于是，会议就这样冷冷清清地散场了。
不久，江青等人就把这件事情捅到了社会上，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一时间，炮轰、火烧的标语，贴遍了北京的街头。
四月下旬，造反派开始围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家也遭到了围困。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搞的，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也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没有人发出指示为李富春等人解围。从这以后，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就很少在分开场合中露面了。接着，中直机关党委又组织几位老帅、副总理宿舍的党支部成员，对他们进行批斗。据说，这种方法是康生和江青想出来，由江青请示毛泽东决定的，其目的就在于不让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舒舒服服地过这一关，把他们搞得精疲力竭。
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以后，毛泽东还是对他们不放心，特别是老帅们，因为他们在军队中有一定影响。我知道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当时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被造反派们揪住，先是将他用汽车押着在北京市转圈游行示众，以后又把他关押起来。一个多月后，王秉璋得了肝炎，身体不行了。他的妻子史导来找我，要求我把王秉璋的情况报告给林彪。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叶群，请叶群报告林彪。林彪得知此事，就要叶群报告毛泽东说，七机部是重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这个意见，这样就把王秉璋放了出来。
这时，毛泽东就想起了几位老帅，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会不会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住在西山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先找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让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了些什么，都有那些活动，有没有串联？刘素媛还告诉叶群，毛泽东要王秉璋注意经常了解一点情况，并且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叶群就带着她的女儿林豆豆来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泽东的意思告诉了他，向他布置了这个任务。后来，林豆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后来，王秉璋通过我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我还记得，这两个报告都是用记录本的纸写成的。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评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了很大的作用。两个报告都是这样的内容。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曾经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不久，毛泽东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些老帅们。所以，王秉璋实际上是为老帅们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使他们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到他的住所开了一个“团结会”。当晚，周恩来拟订了一个参加“五一”劳动节首都庆祝大会的领导人员名单，这个名单里就有李富春等人。毛泽东批准后，第二天他们全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在报纸上露面是个标志，只要参加了重大活动并且在报纸上一露面，就意味着“站出来”了；一旦在报纸上没有了名字，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
以后，毛泽东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九六七年八月，经毛泽东提议，李先念被吸收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后来，又吸收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参加了毛主席召集的中央党委碰头会议。不过，这些老帅和副总理虽然参加了会议，但却极少发言，显得十分严肃和谨慎。另外，毛泽东几次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时，这些老同志也都参加 接见，而且位置的安排都比较靠前。
但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叶剑英在北京西山的宿舍再一次被围，参加围困的人有数千人之多，主要是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和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这些人分乘七十多辆汽车，来到西山中央军委的驻地安营扎寨，树起了数十面红旗，日夜轮流呼喊口号，要叶剑英出面回答问题。林彪很快就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一直没有动静。一直到五月三日，毛泽东才委托黄永胜代表他去西山做工作，命令围困叶剑英家的学生和造反派各自撤回原单位。经过黄永胜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工作，那些学生和造反派才逐渐撤离西山，事情才告一段落。
接着，林彪又向毛泽东建议，应停止老帅们家里的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认为，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也认为，搞了一段时间后，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和我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们。
黄永胜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叶剑英的家里，然后依次到了聂荣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向家里的工作人员宣布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后，叶剑英等几位老同志都要我们代他们向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感谢。
我们最后到的是陈毅家，当时他正在听收音机。见到我们进去连声说“欢迎，欢迎”。他还告诉我们，他夫人张茜上班还没回家。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支部的同志说，我的检讨很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批判我了。现在有‘尚方宝剑’，更不怕批斗了。”随后，他还坚持把黄永胜和我一直送到大门口，看到我们上了车，才肯回去。
至于谭震林的家，毛泽东不同意我们去，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谁反对过毛主席，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徐海东就是个例子。
徐海东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红军时期曾经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相继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在鄂、豫、皖地区，在陕北和江北地区都立有赫赫战功。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他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全国人大以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到了“第一线”，而毛泽东则退到了“第二线”。就在这个时候，听说徐海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主席见到这封信很不满意，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理过徐海东。
徐海东以后就长期休养。他最初是住在总参谋部。当时，一些在北京的老部下经常前去看他。我因为长期在新四军三师工作，这支部队里的八旅、十旅都是在红二十五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他很有感情，也经常去看他。后来他转到大连休养，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我们还曾以老部下的名义，帮助他解决了一些问题。为此，他还送给我一个很好的白玉印章作为答谢。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我原以为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中全会上，又掀起了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而且调子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怀仁堂会议。
本来，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了讨论和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工作而召开的。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有：代表名额的分配、选举的办法，修改党章以及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当这些问题讨论和决定以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他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他们过关，出席“九大”。当时我感觉，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只是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认真的检讨。”
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周恩来提出，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了华东组，徐向前、李先念、邓了恢、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见，这次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除了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外，还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从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找来的，是所谓的“新鲜血液”。这些造反派一上来就乱“放炮”，猛轰这些老同志，一些“左”得出奇的口号也喊了出来，并且登在了简报上。这样，江青等人通过他们第一天就点燃了大批判的烈火。
中央文革还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帐”。据我看来，这些“炮弹”里的有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了出来。在会议上就不仅仅只是批判老帅们在一九六七年的问题，而是彻底算开了这些同志的历史老帐，把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所以，斗争他们的内容就很广，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当然，主要还是抓住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批判，斗得这些老同志的情绪都不好。
在会议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其实，会议上的一切，都取决毛泽东的一句话，也都是在他的眼前进行的。所以，我的感觉，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我是以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身份参加的，被分到了华北组。在当时的会议气氛下，我曾经错误地批判了分到这一组的朱德委员长和李先念副总理。我说：“朱老总，你当了一辈了的总司令，实际上指挥打仗的是毛主席，真正的总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红司令。听说你在井冈山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要把毛主席赶下台，你把这些情况说一说，也可以教育我们嘛！”
红四军七次党代会的事情，是我在中央文革提供的材料里看到的，但其它的话却是我自己说的。在讲完这些话以后，我仔细想了一想，觉得这些话说得太过了一些，是犯了一个错误。可是，朱德委员长的胸怀非常宽大，他听了我的话以后并没有生气，只是解释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以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情时，都深感内疚和惭愧，同时朱德委员长这种宽宏的态度也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在小组会议上，我还批判了李先念副总理。我说：“你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保护老干部，就好像只有你要保护老干部，而毛主席不知道保护老干部似的。”
尽管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场合下，大家都这样说，不这样说谁也过不了关；但我随大流，这样无原则地批评李先念副总理，也是很不应该的。除此以外，整个会议期间我没有对其他老同志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
全会闭幕以后，中央决定，按规定范围传达会议的情况，同时要传达“二月逆流”问题。因此在空军的传达会议上，我也按照中央的决定作了传达。
康生和江青一直想充当反对“二月逆流”的英雄。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批完，到了九大即将开始的前夕，康生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向毛主席书面提出了要搜集和整理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发给九大代表。这样，他们要批判“二月逆流”的问题列入九大议程。当时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意这一建议，而林彪、周恩来、黄永胜、汪东兴和我们都不同意。毛主席最后表示：“不要再批了。”这样才使这一问题告一段落。
这样，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从一九六七年二月开始批起，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才结束。也就是说，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整整被批了两年多。
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看，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批评触及了毛主席，不符合毛主席的心愿，所以他们在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作检讨、靠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