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到上海带人

一九六八年春，上海的红卫兵搞到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一些生活作风方面的事情，并将这些材料印成了小册子，在上海市悄悄流行了。江青知道以后着急了。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哭哭啼啼地向周恩来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

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事情决定了，但是派谁去呢？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我去。江青说：“吴法宪有飞机，来去方便，就要他去。”我不想去，怕事情办了反而不讨好，就说：“我对上海地方的事情不熟悉、不了解，怕办不了事情。”这个时候陈伯达说话了，他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听了陈伯达的主意，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

于是，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会议接着决定，我负责到上海去把抓到的人和收到的材料送过来，由杨成武负责在北京接人和材料。至于怎么处理这些人和材料，会议没有具体讨论。

会后，我把授权书复印了几份，保留在我的办公室里。江青这个人反复无常，经常出尔反尔。像这次去上海，我怕弄不好江青以后说成是我去收集她的材料，就留了一个心眼。

到了上海以后，我把授权书交给了张春桥，同时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交待的两个任务。我还特别向张春桥说明，由于我在上海不熟悉，具体问题需要他来办理，他交来什么人，我就负责转送北京去；他交来什么材料，我也就负责统统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

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想，这个报告是会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在这里说一下。在我临离开北京时，江青当面向我交待，要我为她找到一个叫孙竣青的人，把他带到北京来，说是想见一见他。我说我不认识孙竣青这个人，她就说，“你自己想想办法嘛！”接着她告诉我，这个人是个作家，写了一本书。最后，她还特别吩咐我，把这个人带来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张春桥知道。

不让我告诉张春桥，我就只好通过空军找。正好碰到了空四军政治部的一个部长，他对上海文化界的人很熟悉。他说他知道孙竣青这个人，于是就通过这个文化部长，把孙竣青找了来。孙竣青来了后，我告诉他说，江青要他到北京去，想见一见他。孙竣青听了很高兴，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明天晚上就有飞机，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吧。”我是把孙竣青当作江青的客人送到北京的，还以为是做了一件好事。我哪里知道，孙竣青一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至于江青为什么要抓他，还有江青为什么不让张春桥知道这事，我实在是至今也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