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责了林彪：“为什么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昝。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拨，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重视，立即就转给了毛泽东一份。

这天晚上，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拿出这份传单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发言，就连江青也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拿着传单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当晚的会议，对传单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亲自召集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这个时候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我也参加专案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我是军队方面的，由我们两人参加，这样，我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专案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出席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点头同意，说：“我是义不容辞。”接下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较大，应 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这次会议之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这一来，周恩来着急了。因为传单是在外交部街发现的，周恩来急于要查清，传单和外交部的人有没有关系？因为周恩来不仅主持外交部，而且传单里唯一赞扬了的就是他。

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借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事也凑巧，恰好在这个时候，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接到这个报告，陈伯达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来北京汇报情况。谢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汇报会议。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听到这里，我对陈伯达和谢富治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后我解释说：“陈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这件事，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非常委员会”专案组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就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召集了专案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我和谢富治交换了意见，他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接着，我们两个人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