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史之乱和安史乱后的政治军事形势

安史之乱和安史乱后的政治军事形势　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安禄山在对东北各族的战争中，立下军功，受到唐玄宗的重视，以一身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控制了经济文化素称发达的河北和河东地区。他不断招兵养马，积聚财富，奏请提升许多胡族将领做大将，引用不得志的汉族地主做幕僚。天宝十二年（753年），他诱降了被回纥攻破的突厥西叶护阿布思的残部，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个人矛盾激化，于是利用唐中央兵力空虚的机会，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冬，以诛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带领所部及由同罗、奚、契丹和室韦人组成的军队共15万人南下，准备夺取中央政权。

唐的内地多年没有发生战争，河南、河北的州县没有军事准备，甲仗库里的兵器全朽坏了。安禄山的军队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渡过黄河，进到洛阳附近。唐玄宗急派封常清前往洛阳募兵抵御，又在长安募集一些市井子弟和白徒游手，与原有的飞骑、彍骑及在长安的边兵共五万人，交由高仙芝带领东下，屯驻陕州。

封常清在洛阳募集的六万人多是白徒，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在虎牢关和洛阳城下接连被叛军打败。安禄山占据洛阳，高仙芝退守潼关。唐玄宗杀掉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废在家的原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统帅，率领从河西、陇右、朔方抽调回来的汉族士兵和奴剌等13部落，连同高仙芝旧卒，号称20万，镇守潼关。

天宝十五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

唐军在潼关一带与叛军相持了将近半年以后，唐玄宗强令哥舒翰带兵东出潼关，收复陕洛。叛军败唐军，乘胜攻入潼关，长安大震。唐玄宗和杨国忠等匆忙向成都逃走，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从行军士哗变，杀掉杨国忠，并迫使唐玄宗缢死杨贵妃。长安落人叛军手中。

叛军到处烧杀抢掠，河北一带的人民纷纷结成一两万人的队伍，同叛军对抗。关中一带的人民也到处杀死安禄山委派的官吏，使叛军不敢远离长安。河南方面，唐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坚强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睢阳（今商丘南）一线，遏阻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在人民的抗击下，叛军遭受到挫折，内部矛盾加深。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

唐太子李亨从马嵬驿回军北上，在灵武（今宁夏吴忠）即位，是为肃宗。他用李光弼、郭子仪为统将，集合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和西域的军队，又得到回纥的援助，于至德二年（757年）夺回了长安和洛阳。安庆绪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阳）。

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以李光弼、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之兵攻邺，不设统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唐方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以致围攻数月而不能下。次年三月，降唐复叛的史思明自范阳引兵救邺，大破九节度使之兵，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史思明杀安庆绪，即帝位于范阳。这年秋天，他又领兵南下，再度占据洛阳。后来，史思明又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死。

宝应元年（762年），新即位的唐代宗借回纥兵收复洛阳。接着，叛军的几个主要将领相继降唐。宝应二年正月，史朝义穷蹙自杀。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由于唐廷已无力消灭安史残余势力，继续任用投降的安史部将为节度使，在河北、山东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和岭南，甚至京畿之内，也时常发生节度使或军将的叛变。

在安史之乱期间，唐把河西、陇右的军队大批征调入援，吐蕃贵族乘西北边防空虚的机会，攻占了陇右诸州土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军攻入长安，代宗东奔陕州，郭子仪临时招募数千人在关中抵御。吐蕃军不久退出长安，但陇右十余州仍被吐蕃贵族控制着，长安经常处在吐蕃军的威胁之下，剑南西川也不断受到吐蕃和南诏联军侵犯的威胁。

淮浙地区的农民起义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人民的大量流亡和地主大量隐匿人口，国家掌握的户口大大减少了。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向唐中央政府申报户口的有169州，总户数293万余，总人口1699万余，其中课户175万余，课口237万余，只约当天宝末年的1/3[146]。那时，河北握在叛军和割据自为的节度使手里，河南、山东、荆襄和剑南等地，都驻有重兵，租赋也不上解到中央，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淮南和江南。

为了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唐朝政府征收种种苛捐杂税。科敛之名，凡有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147]。官吏有免除课役的特权。地主富户“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148]，来逃避课役。由于土户和客户户税征收标准大不相同，客户又不应徭役、差科，豪绅仕宦之家就纷纷以“寄住户”或“寄庄户”的名义，取得轻税和免役的待遇[149]。这样，一切赋役就都落在农民身上，加以“权臣猾吏，因缘为奸”，农民只得“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150]，甚至背井离乡，荡为浮人。地方官吏把逃亡丁口的课役，加在他们的邻里身上。邻里负担不起，也相继逃亡。

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唐政府向江淮人民追征天宝末年以来积欠的八年租调，不问民户有无欠负，也不管资产高下，见到有粟帛的，就强取其半，甚或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的，更用严刑威逼。于是江淮人民大量逃向山林薮泽，进行反抗，州县不能制服。史称上元、宝应间（760—763)，“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151]。袁晁在浙东台州、衢州一带，吸收了大批疲于赋敛的农民，很快发展到20万人。方清聚集饥馑流亡的农民几万人，占据黟歙山区。陈庄则在宣州秋浦（今安徽贵池）一带与方清相呼应。此外，在苏州、常州和越州，也都发生过规模较小的农民起义。这些此起彼伏的起义，前后持续了十多年[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