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朝晚期的农民战争

唐朝晚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河朔再叛以后，唐王朝与河北藩镇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边疆上也没有大的冲突。社会表面安定，实际上社会矛盾渐趋激化。

两税法把租庸杂徭并入两税，但两税法刚一施行，地方上就“变征役以召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204]，不久，就以杂徭、差役等名目正式恢复了徭役。徭役成为人民越来越繁重的负担。武宗以后，差科也成为百姓一项与两税、徭役并列的正式负担。地主阶级用大量隐匿田亩和降低户等的办法逃避两税。有的“十分田地，才税二三”[205]。他们还用假托为僧，隶名仓场盐院，在诸州、诸军假职等办法逃避差役。很多地主竭力营求一官半职，官满即移住他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206]。没有得到官位的富豪，就交纳一定的财物给衣冠户，用典贴的名义，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系在衣冠户的名下，以减轻两税，并全免差役[207]。于是，唐朝晚年繁重的两税，特别是差役，就都转嫁到少数贫苦的农民头上了。

唐朝后期，吏治败坏。晚唐官禄尤滥，当时人刘允章曾说：食禄之家凡有八入，即节度使奏改，用钱买官，诸色功优，从武入文，虚衔入仕，改伪为真，媚道求进，无功受赏[208]。随着这些人大批拥入官府，官僚机构膨胀，财政支出增多。吏治也越来越腐败，贪赃枉法成为通常的现象，从上到下，“递相蒙蔽，不肯发明”[209]。在朝廷“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210]。节度、观察和刺史上任或调动时的资送钱物，刺史上府或县令上州的费用，也要向百姓征取[211]。下级胥吏更直接对农民进行敲剥，“所由入乡村，是为政之大弊，一吏到门，百家纳货”[212]，所以人民对官吏都“畏之如豺狼，恶之如雠敌”[213]。

唐王朝以户口增减和督赋完成情况作为进退地方官吏的标准[214]，刺史、县令为求取上考，就“招携逃户，侵夺已成产业”，等到定税征科之时，穷苦农民“依前逃散”。税钱因为已经申报省、使，便摊配到见在户身上[215]。对于受灾田亩，地方官吏也不上报，而把应出税额摊配给不受灾的农户[216]。朝廷因为经费支绌，甚至要求地方预征两三年的租税[217]。

在繁重的赋敛、差役下，从穆宗前后起，地主在土地兼并中采用了两种苛刻的形式。一种是地主以低价典进农民的土地，但不申报官府，在私契里言明地主所纳两税，在农民收赎时，需要全部偿还。如果农民无力偿还，他们就可以长期占有农民的田地[218]。另一种是地主乘农民危急买进土地，逼迫农民和他们“私勒契书”，不申报官府办理移户手续，并在私契里规定两税和差役仍由农民负担[219]。这样，即使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也不能免掉赋税和征徭。他们除了逃亡山海，或武装反抗，没有别的出路。

唐王朝实行榷盐、税茶以后，不断提高茶盐价格，因此，在河南、淮北地区，出现了一些到淮南、宣歙、荆襄一带私贩茶盐的人。唐王朝设立监院巡卒来搜检，并用严刑峻罚来压制，宪宗时，还采用了连坐之法。茶盐私贩就结成群体，对唐王朝实行武装斗争。他们与沿途人民有一定联系，到文宗、武宗时，其势力已遍及江湖淮海一带[220]。

宣宗时，在剑南蓬果山区出现了一支影响及于剑南东西川和山南东道的起义力量。在湖南，也发生了邓裴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开始激化。

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领导的起义军攻下象山。裘甫以剡县（今浙江嵊州）为根据地，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元罗平，铸印日天平。浙东是唐王朝财赋所出的主要地区之一，又是唐王朝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三万人，连续打败浙东观察使的军队，先后攻占了上虞、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县，并分兵攻打衢州和婺州（今浙江金华）。唐王朝急派王式做浙东观察使，带领河南和淮南的军队前往镇压。

王式把浙东地主武装“土团子弟”配备到各路军中作向导；同时令各县“开仓廪以赈贫乏”，以孤立起义军。起义军迎战失利，咸通元年（860年）六月失败。

大中十三年（859年）以后，唐和南诏在西川、黔中、邕管一线发生了战争。唐王朝在山东、河南、山南和江南各地征募士兵到岭南戍守。

咸通四年（863年），徐泗士兵800人戍守桂州（今广西桂林），约定三年一代。但是，直到咸通九年（868年），徐泗观察使崔彦曾还不肯发兵更代，调他们回乡。这就激起了戍兵们的愤怒。他们杀死都将，推粮料判官庞勋作首领，结队北还。这支北还的士兵在徐州附近受到崔彦曾的截击后，南取宿州（今安徽宿州）。他们在宿州开仓库赈济贫民，得到农民的拥护。许多农民参加到庞勋的队伍里。

起义军纪律良好，无所侵扰。他们在运河线上打败官军，接着包围了徐州。徐州城外的人民都争着运送柴草，纵火焚烧城门，协助起义军作战。起义军攻破徐州城后，附近农民“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首而锐之，执以应募”，参加起义军。原来散处在河南、山东、淮南一带的许多小支农民军，也陆续归附庞勋，起义军发展到20万人。

起义军占领了淮南、淮北的广大地区，切断了从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线。他们收夺富商巨室的财产，镇压匿财的豪富数百家。

唐王朝派义成、魏博等十镇兵，合沙陀、吐谷浑、达靼、契苾等部落兵，共十万人前来镇压。咸通十年（869年），庞勋与起义军近万人战死。起义军余部散到衮、郓、青、齐各地，继续进行斗争。

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　懿宗和僖宗时，最高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达到极点，唐对南诏的战争也愈演愈烈，从而对人民的赋敛和征发日益加重。关东一带，连年水旱。咸通十四年（873年），灾情特大，自潼关东至海滨，麦收只有一半，秋收几乎全无，农民以蓬实当粮，槐叶为菜。但是官吏还照旧催逼人民纳税，农民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也只能供催税吏人的酒食之费，税钱还是无法交足。在这种情况下，终于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的全国性农民战争。

乾符元年（874年），濮州人王仙芝领导几千人在长垣起义。他以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的名义传檄诸道，痛斥唐朝官吏贪暴，赋敛繁苛，赏罚不平。

乾符二年，王仙芝率军打下了濮州（今河南范县濮城镇东）和曹州（今山东曹县北）的州城，冤句（在唐曹州城北）人黄巢聚集数千人响应。散在青、齐、兖、郓一带的庞勋余部也归附到他们的旗帜下。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王仙芝和黄巢都贩过私盐。他们熟悉交通路线和各地情况，具有与官军斗争的经验。乾符三年，他们第一次出山东作战。他们在过去“茶盐私贩”最为活跃的淮南和荆襄一带，迂回打击敌人，攻克汝、郢、复、蕲等州。

唐王朝派宦官与王仙芝联系，企图用授予官职的办法诱他投降。王仙芝为所诱骗，派人到唐军中磋商。黄巢极力反对，带领一部分起义军返回山东。这样，起义军就分裂为两支。

王仙芝派遣的使人被唐廷杀害。他看清了骗局，于乾符五年（878年）初攻破江陵罗城。但接着他就连为唐军所败。最后在黄梅战死。他的部下一部分北上投依黄巢，一部分南下进到江西、湖南、宣歙和浙西活动。

王仙芝死后，黄巢成为起义军统帅，称冲天大将军。黄巢在山东、河南活动了一个时期以后，为了避开唐朝重兵的攻击，带领起义军渡过长江，突入江西，打下虔（今赣州）、吉（今吉安）、饶（今鄱阳）、信（今上饶）诸州，经宣歙抵达浙东，修整了自衢州至建州（今福建建瓯）的700里山路，进入福建境内。

乾符六年（879年），起义军的主力出现在岭南，占领了广州。黄巢在广州发布文告，指斥唐朝宦官专权，纲纪败坏，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221]的主张。他并且宣布就要北上攻打长安。

黄巢带领起义军取道桂州（今广西桂林）北上，顺湘江进入湖南。从荆南、鄂岳转战到江西、宣歙和浙西。广明元年（880年），起义军突破唐军的长江防线，从采石渡江，不久渡过淮水，顺利地攻入洛阳。

起义军攻破潼关，唐僖宗和掌权的宦官田令孜南逃。起义军进入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涂”。长安居民夹道欢迎。黄巢部将尚让向聚观的居民宣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起义军常常把钱帛赠给穷人，杀掉人民最痛恨的官吏[222]。

黄巢在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齐，建元金统。他任命了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吏，规定唐官三品以上的皆停任，四品以下的进行登记留居原位。

起义军流动作战，占领了新的地区，就把原有的地区放弃了。他们虽然取得长安，却没有控制住广大地区。

唐的凤翔节度使郑畋用伪降的办法延缓了起义军的西进。他暗中把残留在关中的禁军纠集到自己周围，又密约邻近藩镇共同抗拒起义军。北方各地的藩镇，也暂时停止了彼此之间的冲突，把矛头指向起义军。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朱温，在同州（今陕西大荔）投降了唐朝。唐王朝又重赂沙陀贵族李克用，让他从代州率兵南下，镇压农民军。

起义军被包围在长安及其附近，兵源、粮源几乎断绝，将士们甚至剥树皮吃。中和三年（883年）起义军撤离长安，东向河南。李克用的沙陀军进入长安，唐的诸道兵也相继到长安，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

起义军围攻陈州，近300日不能下。朱温、李克用的军队追逼而至。中和四年（884年）黄巢军退到泰山下的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境内），黄巢自杀。各地区的起义农民，也先后被各地的唐军和地方武装——土团镇压下去。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瓦解了腐朽的唐王朝，使新的统一得以在公开的大破裂中孕育、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