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税法的实行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财赋制度的整理和两税法的实行　面临着安史之乱以来的财政匮乏和严重的社会矛盾，唐朝政府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先后实行了榷盐制度和两税法。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于产盐区设立监院，统购亭户所煮的盐，把每斗盐价由10文提高到110文，在州县设盐官专卖。盐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专卖收入总额很大，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刘晏担任盐铁转运使以后，对财政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整顿：

一、改变盐法：撤销原来非产盐区州县的盐官，只在出盐之乡置盐官，收购亭户所煮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到各地出售；后又取消州县加收的榷盐钱，禁止堰埭征取通过税，以保持盐价的平稳，便利盐的转运。盐法初行时，唐政府的盐利岁入60万贯，到代宗大历末年，增加到600万贯。

二、整顿漕运：刘晏疏浚了运河，建造了坚牢的运船。他不再征发沿河郡县的壮丁为役夫，而以盐利雇募船工挽漕，又继续行用裴耀卿的分段转输法。过去因河流湍险，漕粮往往损耗2/10以上，经整顿后，据史载：“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

三、行常平法：刘晏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让他们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情况，官府遇贵则卖，遇贱则买；同时，要知院官每旬月向使司申报州县雨雪丰歉之状，丰则以高于市价的价格籴粮，歉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粜粮。唐政府获得了大利，各地物价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平稳。

此外，刘晏还先期筹划各地的蠲免和赈济工作，减少了人民的逃亡。

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了土地占有状况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153]，大量的自耕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户。寄庄户、寄住户、客户、逃户和隐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与大量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存在相适应的租庸调制，已不再适用。两税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两税法的基本精神是：“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论是土著户还是外来的客居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征税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土地财产为主。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是：（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而这个总税额实际上是按照大历中各种税额加起来最多的一年确定的。这就是“量出以制入”。各州、县也根据旧征税数确定税额，向当地人户征收；（二）依照丁壮和财产（包括田亩和杂赀财）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四）租庸调、杂徭和各种杂税全都取消，但丁额不废；（五）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1/30的税[154]

两税法以土地、财产的多少为征税的主要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多少改变了课役集中在贫苦农民头上的情况。但是，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在此后30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155]，到处都可以看到“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156]的现象。

两税法在以后的实行中，逐渐成为人民苛重的负担。始立两税法，户钱多折绫绢，初时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其后货币紧缩，钱重物轻，到贞元十年（794年）左右，纳绢一匹，只当钱一千五六百文，赋税实际上提高了一倍[157]。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绢价落到初定两税时的1/3，纳税户的负担实际上增加三倍[158]。穆宗即位，令各地依照元和十五年征纳布帛的折价，改配布帛为税额[159]。这与40年前相较，已增加了几倍。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史载自崤函东到成皋，只剩下千余编户。郑汴徐怀，也都“人烟断绝，千里萧条”[160]。唐邓一带，同样是“荒草千里”“万室空虚”[161]。就连没有直接遭到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田荒壤”[162]。

安史之乱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农民又回到土地，投入生产。他们“销遗镞为锄耜，伐蒿莱为场圃，掘腥秽为泉井”[163]，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南方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唐朝后期，在旧江南东西道采访使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约有五十处，其中润州的练塘能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润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的西湖，明州县（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164]。中小型陂塘广泛修凿，如宪宗（806—820年在位）时，韦丹在南昌一带开凿了陂塘598，得田1.2万顷[165]穆宗时，元稹为浙东观察使，“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亩”[166]。江南农民还修建许多堤堰和斗门，辟划成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扩大了耕地面积[167]

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江南各地粮食的生产有很大增长。江淮诸州，“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168]，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169]。

南方很多地方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浙东、浙西、福建、岭南、荆襄、东川、西川都是产茶区。饶州的浮梁县，元和时每年税茶达十五余万贯[170]，是最大的商品茶产地。歙州的祁门县“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晚唐时，那一带的人民，有十分之七八以茶为业[171]。湖州的长城县（今浙江长兴），“贞元（785—805年）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172]。元和时，雅州的严道县（今四川雅安西），“每岁贡茶，为蜀之最”[173]，德宗后，茶税开始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收。

唐朝后期，南方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辇越而衣”[174]。用以交易回鹘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织造的。江南丝织品的质量，胜过了唐前期居全国之冠的宋、亳[175]。代宗时薛兼训为浙东观察使，选军士未娶者，厚给货币，密令到北方娶织妇以归，每年得百余人。此后越州绫纱竞添花样，妙称江左。贞元以后，越州贡品中精致的丝织品达数十种[176]。宣州工匠用丝头线织毯，既软且温，兼有成都锦褥和太原毛毯之长而无其短。宣州绫绮，也极为珍贵，可与淮南、两浙相比[177]。

江南和岭南的矿藏，在唐后期也有更多的开采。江西、鄂岳、桂管、岭南诸道境内，都盛产铜、锡。宣州和郴州在元和时每岁各铸钱五万贯。饶州余干县有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郴州义章县（今湖南宜章）的银坑，所出银至精好，别处莫及。五岭以南的连州出白铜，贺州的临贺县（今广西贺州）和冯乘县（今湖南江华西南），都有较大的锡冶。当时的农民，为了补充生活的不足，往往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属矿物[178]。

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邢州内邱的白瓷器，销售范围很广[179]。据近来的考古发现和调查，属于越窑系统的余姚上林湖窑，从晚唐开始进入全盛时期。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这证明釉下彩的技法在唐代已经应用[180]。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大量运往国外，在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古代遗址以及在印尼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中，都发现了长沙窑生产的瓷器。

纸张文具的制作，更为发达。益州、越州等地出产的纸张，品种更为繁富，扬州的六合笺，韶州的竹笺，临川的滑薄纸都是著名的新产品。北方的宋、亳一带还有织成界道的绢素，称作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端州（令广东高要）的紫石砚，已闻名全国[181]。

在唐代长安城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七枚大中十四年（860年）的鎏金茶托子。托作莲花形，极为美观。西安韩森寨发现的鎏金莲瓣鸾凤纹银盘，西安洪庆村所出的鎏金花草人物纹小银盘，制作极为工细[182]。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金银器121件套，其中有直径达40厘米的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鎏金银龟盒、迎真身金银花12环锡杖、包括茶槽、茶碾、茶罗、茶匙在内的金银茶具等，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规格之高，工艺之精，都是少见的。

唐朝后期的商业比前期有所发展。长安和洛阳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华。长江流域的城市较前期发达。扬州当长江与运河交会处，是中外富商巨贾的荟萃之所。益州的繁盛稍亚于扬州，当时有“扬一益二”[183]之说。荆南各州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184]。洪州扼扬、广间交通要冲，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处，皆为一都之会。苏州在繁剧的浙西最为大县，户口较前期有所增加[185]。杭州“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186]，其城“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187]。在沿海地区，除广州外，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

扬州因为发展迅速，“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188]，打破了坊市严格区分的旧制。扬州、汴州和长安都出现了夜市[189]。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又兴起了许多定期集市，一般称作草市。这些定期集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户，多居其间”[190]，其中还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县城[191]

盐、茶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部门，刘禹锡《贾客词引》：“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192]往来于长江下游的“西江大商客”[193]，屡见于唐人的诗歌。《南楚新闻》所记江陵郭七郎，资产殷富，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贸易往来[194]。唐后期的商人多与官府有联系，而官吏和军将也有很多参加了商业的活动。

除了珠宝商和转运南北各地土特产品的贩运商，又出现了许多经营茶叶、大米和木材的商人。在江淮一带，每逢茶熟之际，四处商人就带着茶区所需的丝织品和金银饰物入山交易。小商小贩把茶叶转运到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寿州（今安徽寿县）等集散中心，再由富商巨贾贩往各地。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化也有所发展。南方一些商人以贩运粮食为业。江淮贾人，往往积米以待踊贵。皖南宣、歙一带耕地面积少，粮食全靠商人用船从四方运去。江西出产木材，商人运到扬州，获利数倍。

适应交易频繁，贸易额扩大的需要，为了减少支付钱币的麻烦，在唐后期的大城市中出现了柜坊，或称“僦柜”。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交纳一定的保管费用。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支付，商人之间买卖商品时免除了现钱交易的麻烦。唐朝后期，钱币铸造不敷需要，诸道州府往往禁止现钱出境。为了解决远地携带钱币不便，以及物价下落引起的钱荒，各地来长安的商人，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取得文券，轻装以赴四方，或回到本地，到指定地点合券取钱。这种文券就叫做飞钱或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