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按照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说法，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历史就可以和西方历史一样，同样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几个递进的阶段。
然而如果关注历史研究的进展，你就会发现，这个说法的论据在今天已经大面积动摇了。对夏商周三代实行奴隶制这一说法，主张最力的是郭沫若，然而郭沫若当时的论点和论据，基本都已经被后来的研究和考古发现动摇了。[44]我们说夏商周三代可能不是奴隶社会，首先是夏商周三代并没有大面积存在奴隶制的文字资料，没有大量人口买卖的记录。这说明夏商周虽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其实数量和在人口中的占比还没有后来的汉代多），但是并没有形成奴隶制度。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与商品经济是有密切联系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与高水平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没有发达的全国性的奴隶市场和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很难产生奴隶制。在中国的稳定小农经济状态下，是不太可能产生奴隶制的。
其次，郭沫若主张商周实行奴隶制的一个主要论据是，商周遗址中经常出现人殉、人牲，也就是把活人杀掉殉葬和祭祀。郭沫若说，“以人殉葬不消说正是奴隶制的特征”，“由上可知周代的奴隶，正是一种主要的财产”。
然而很多人认为，将如此多的人用来殉葬和祭祀，恰恰证明了商周时代还不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中，战俘通常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战俘以青壮年为主，正是最好的劳动力，但是商周却一般是把他们杀掉，用来祭祀祖先。[45]这说明，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奴隶社会。
那么，在西方人用奴隶作为劳动力的时候，中国社会是怎么组织生产劳动的呢？或者说，中国社会是怎么分层的呢？
中国早期社会分层，也是通过血缘标准来进行的。我们说，周代王位继承实行嫡长制。其实嫡长制不只存在于王室，而是通行于整个社会。北宋的大儒张载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描述了一个层层分封的金字塔结构：诸侯在国内，同样要把爵位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则被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地位，也只能传给嫡长子，其他的儿子就降到“士”这个阶级。士的嫡长子仍然是士，但是其他的儿子就只能算是平民了。
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描述，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么规整，但大致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的。比如姬姓族人，虽然同样和周王一样姓姬，但是因为血缘远近不同，在社会上就处于不同的阶层。谁在血缘上离周王近，谁就位于社会上层，成为中高级别的贵族；谁在血缘上离嫡长子远，谁就处于大家族社会地位的下层，成为士或者平民。
周天子的家族是这样，其他周代贵族家族也是这样。周代每一个宗族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嫡长子世袭“宗子”之位。嫡长子就是家族的国君，正是因此，铜器铭文中的他干脆被尊称为“宗君”。
只有身为嫡长子的“宗君”才有权主持祭祀祖先的活动，也只有他才有权掌管本家族的共同财产。
因此《礼记·内则》说，家族内部，最有权威的是宗子。旁系子孙“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
也就是说，如果你血缘地位低，即使因为特殊原因发了横财，比宗子更富有了，但是你在宗子面前仍然要毕恭毕敬，而且在衣服、器用、车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过宗子。不能在宗子面前摆谱，不管你是坐着多好的车来的，也要远远地停在门外。你要是有好的衣服、好的车马，则必须把最好的部分献给族长，你只能用次等的。
所以这就导致了上古时代中国特色的敛财方式，即“先贵而后富”：你在血缘谱系上地位越尊贵，支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的传统。
当然，我们以上说的都是周人，也就是“国人”。西周社会分为“国人”“野人”两大阶层。所谓“国人”是统治阶层，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各诸侯国，定居在城邑当中。“野人”指被征服阶层，土著居民，居住在城邑之外，耕种田地，交纳赋役。被征服阶层同样按宗族划分，每一个宗族自我管理，共耕一片井田。
所以，在血缘时代，血缘地位和权力地位是完全一体的。周代的家与国是合一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只是政治关系，更是血缘关系。“由宗法所封建的国家，与周王室的关系，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而在其基本意义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观念，重于君臣的观念。”[46]
所以我们看，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从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国家，血缘家族一再扩大，到了周朝，这种宗族意识达到了顶峰。可以说，在三代以前，中国人是完全生活在宗族之中的。“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长的家族。”[47]
[1] 但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文明的起始定于商代，也就是更晚。因为国际学术界判断文明产生所惯用的三大标志是城市、青铜器和文字，安阳殷墟是上述三大标志性要素都齐备的最早文化遗址，这在中国境内具有唯一性。
[2]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3页。
[3] 对这种早熟和不变，有两种评价。歌德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这句话演变到今天，就变成了我们常说的“我们中国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你们欧洲人还生活在树上呢”。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活化石”型的社会，甚至语出惊人地说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当然，这种说法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
[4] 他们的父祖都是鲜卑王朝的武将，甚至是柱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受鲜卑的影响非常深。
[5] 李辉、金力：《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金力说：“在做2001年的那篇论文时，我心想我是中国人，祖先是从非洲来的？我非要找出一个人，不是非洲人的后代。做了覆盖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的12000人、163个群体以后，我都傻眼了。我都不信这个结果。我对学生说，你把数据拿来看一下，看上去比较模糊的，你给我重新做一遍。又有400多个样本重做了，结果，还是这样子，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说，大概就是这样是对的。”
[6] 智人在迁移的路上，与尼安德特人可能出现过偶然的杂交，以至今天人类体内有少量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7]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武表示，我国进行基因研究的学者大多持“单起源说”，而搞考古的大多持“多起源说”。（刘铮：《“北京人”是我们的祖先吗？》，《新京报》）
[8] “那时候不仅陆上交通频密，海上交通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发达。史前中国与日本的海上交流已经出现，日本出土了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典型文化遗存，中国福建黄瓜山遗址出土了公元前两千年来在北方的小麦种子。山东半岛发现了长江良渚文化风格的陶器。”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3页。
[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40页。
[10] 关于夏朝是否真的存在、传统夏史记载是否可信，近代以来发生过多次争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田野考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因此中国主流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1959年以来夏文化考古的总结，然而欧美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存在质疑。参见陈民镇《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
[11] 青铜时代起源于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不仅发生的时代早，而且传播过程具有持续性、广泛性，对沿途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中亚和中原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多学科研究的突破，学术界对史前“青铜之路”有了全新认识。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至少还有小麦的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技术西东向的传播。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西向东的外来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2]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研究》（第八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第234页。
[13]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40页。
[14]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01页。
[15]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15页。
[16] 这里的牛指的是黄牛。不过水牛也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牛的驯化。“线粒体DNA检测的结果表明，中国现代水牛属于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沼泽型水牛，因此它不可能源于中国本土野水牛。……中国本土水牛遗存中没有驯化过程的证据。”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19页。
[17]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18] 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唐际根在《“青铜社会”：古代王权的运转》中也说：“青铜器的生产需要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种种迹象表明，殷墟的作坊遗址空间分布呈现出一种较强的规律性。从布局上看，这些作坊都围绕着沟渠。商人把水由洹河从北往南引导到一个地方后，再由西北往东南把水引过来，使水从西北地势高的地方向东南地势低的地方流淌2000多米。商人用几千米的沟渠，把各类作坊区连接起来，在洹河南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布局，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仅依靠一两个家族也是做不到的，而是要借助相当的权力进行协调安排。……由如此规模的作坊遗址可见，青铜铸造业的背后是王权的管理。”
[19]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4页。
[20] 易华：《东亚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三代考古》2009年第8期。
[21]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22] 《中华文明探源将是一个非常长期、需要继续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7601/38374/zy38378/Document/1630143/1630143.htm
[23] 参见黄显功：《月下掩卷：史林学步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43页。
[24] 王宁：《〈释支干〉辩补——〈释支干〉研究之四》，《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2期。
[25] 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第36页。
[26]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认为，中国文明是在本土繁荣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连续发展的。外来的物种和技术只是刺激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格。
[27] 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第12期。
[28] 刘明：《先秦儒家生死观探析》，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4。
[29] 范州成：《从殷墟卜辞看血缘祖先崇拜的由来》，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5。
[30] 范州成：《从殷墟卜辞看血缘祖先崇拜的由来》，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5。
[31] “萨满教”是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原始信仰，今天仍然遗存于中国东北、蒙古、北美、澳大利亚、北极因纽特人地带。张光直认为，“萨满式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萨满“登天入地进行宇宙飞行”的观念和中国古代的“巫觋通天”观念一脉相承。商代文化中表现出大量萨满教的特征。商人起自东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商人的酒文化和占卜文化，明显地混合了萨满教和祖先崇拜。
[32]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477页。
[33] 刘学堂：《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16，第203页。
[34] 王以欣：《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通灵术——一个文化比较研究》，《外国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35]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11页。
[36] 陈宣良：《中国文明的本质》（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16，第90页。
[37]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10页。
[38] “中国古代文明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后者依赖贸易获取必需品和贵重物品，贸易对经济至关重要，也是政治体制形成的关键所在。而古代中国人主要依靠丰富的本地自然资源满足生业需求。”（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5页。）
[39]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2页。
[40]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第23页。
[41] 佛教寺庙是外来文化，道教也是后起的，不在此论之列。
[42] 这样的话，夏朝的这种天下共主的地位就很不稳固。我们都听说过后羿射日的传说，据说后羿就一度取代了夏朝君主的统治地位。原来夏启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但是这个太康不怎么争气，能力比较差，于是东夷一个叫有穷氏的部落趁机西进，这个部落的首领就是那位著名的善射的后羿，他把太康赶跑，即位称王（后）。夏朝直到少康才复国，史称“少康中兴”。但是经此一变，夏朝的国王对天下“万国”的统治更是只剩下名义上的意义。
[43] 冯盛国：《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4。
[44] 如果想深入了解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参考陈民镇的论文《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45] 在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羌人战俘大量被用作祭祀中的人牲。
[4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4，第28页。
[47] 刘泽华、王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