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面对“集权国家”这只新出现的老虎，法家和儒家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儒家想倒推历史的车轮，回到过去，消灭这只老虎；法家却主张前进，主张更快地推动历史的车轮，让这只老虎越来越凶猛。
那么，我们反观历史的发展，孔子的主张显然是脱离现实、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社会从小共同体社会进入大共同体社会，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央集权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秦王朝统一了度量衡，为建立全国性统一市场奠定了基础；废除了封建等级制，让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平民从底层向上奋斗比以前容易多了。特别是终结了各国混战，天下大部分地区归复和平。这些都有利于大范围内的物资和信息交流，在全世界遥遥领先。欧洲一千多年后才结束了封建制，建立统一民族国家。而日本则直到明治维新后，才做到这几点。
王夫之因而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封建毁而选举行……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郡县制比封建制有很多优势，因此，它取代封建制，可以说是一种天意。
而且，儒学主张血缘关系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也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方案——这在小共同体时代也许可以实现，到大共同体阶段显然就不行了。所以现在新儒学认为儒学包治百病，甚至认为“21世纪就是儒家的世纪”，我是不敢相信的。
但是，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启发作用。
是的，中国社会早晚要走出血缘纽带，要走向大共同体，但是大共同体是否一定要采取秦国的方式？是否必然与小共同体不兼容？不见得。
在西方文化中，小共同体的传统一直很深。且不说希腊城邦是自治的，罗马帝国结构中也保留了大量自治成分，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也是小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庭，能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中世纪后期出现的自治城市，更是现代西方民主的重要起源。
这造成了西欧近代大共同体即集权国家和中国式中央集权的不同：欧洲集权国家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出现的，因此君主的专制权力是有限的，君主权力不仅受法律、议会的制约，也受到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限制。因此，虽然现在的西方国家都是大共同体，但是它们都保留了很多自治传统。比如今天美国社会超过一半的公共事务是由民众自我管理完成的，美国人今天仍然认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因此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在讨论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因子：西方人一直没有失去自治能力。当小共同体能够在现代国家的结构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创造性时，就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兴盛。如果这种小共同体过早地被国家权力整合，社会的基本动力就消解了。因为“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当一个社会把所有权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因此君权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原有的那些小自治体和小共同体被消灭了，完全被官僚体系取代。正如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写法国专制王权时期一样，“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地方民众的公共生活”，社会因此沙漠化。事实证明，这不利于一种文明和一个社会持续保持活力。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可能通过“反向的周秦之变”重新走回周制，走回小国寡民。但是，儒家反对权力过度扩张，强调家族自治，对我们今天思考如何治理社会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事实上，后来的大儒顾炎武就提出以宗族力量来限制皇权，“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没有强大的宗族就没法立国。他说唐代“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皇之际”，唐代的君主虽然知道不能恢复封建制，但是还是保留了魏晋时再度发展起来的大家族制度，这样的话，天下苍黄之时，大家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自保。虽然他对唐史的这种解读不见得正确，但这正是儒家精神一以贯之的体现。
[1]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480页。
[2] 李根蟠：《从银省山竹书〈田法〉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 喻中：《法家的现代性及其理解方式》，《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月。
[4] 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4，第41页。
[5] 法家只求实用，不讲原则。商鞅曾把礼乐、孝悌、诚信、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有害国家的“六虱”。他说，只有杜绝了“六虱”，国家才能强盛。
[6] 徐良高：《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7] 为了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商鞅还明令“民无得擅徙”，这是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户籍制度”的起源之一。
[8] 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这个理想在秦国真的实现了。
[9] 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10] 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随笔》，2008年第1期。
[11] 郭俊岩：《中世纪西欧农民的日常活动与贫困化之探讨》，《台东师院学报》1988年第10期。
[12] 秦晖：《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第12页。
[13] 秦晖：《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
[14] 秦晖：《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第149页。
[15] 《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16] 汉代儒生并不把《论语》当成经典，只当成普通读物。
[17] 薛涌：《学而时习之》，新星出版社，2007，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