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代以后，各个朝代通常都很重视官营经济，官营工商业在很多朝代都保持着庞大的规模。在北朝，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被编为伎作户。在东晋和南朝也有大量官营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北宋设有很多专门的政府部门，比如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来管理官营手工业。其中军器监分东西作坊，下属51作，拥有工匠7900多人。少府监分文思院、线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等5个部门，其中仅文思院就领有42作，工匠之多，可以想见。[59]

当然，宋代仍然是整个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个朝代，在官营企业保持巨大规模的同时，民营经济也非常活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总额达400万贯，此后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商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虽然民营经济为国家财政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但是很多政治家仍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持负面的看法。比如王安石就这样批评民营经济的发展：“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那些出身贫贱的商人都能操纵市场，获得垄断利润，让无数百姓来给他们服务，从而满足自己的无穷欲望，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甚至比皇帝还要排场，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主要的是，财富大量掌握在民间，而政府却没有钱花，这更让手握权力的官员们心理不平衡。

因此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期，王安石自然又一次瞄上了民间财富，打着“抑兼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号，向民间的“大农”“富工”与“豪贾”等大的土地经营者和工商户开刀，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他设置专门机构“市易务”，建立官营商业，希望由国家垄断巨额商业利润。然而“市易法”和王安石的其他新法一样，在执行中很快变形走样。主持市易务的官员吕嘉问一心追求政绩，尽量创收，商人只要出入城门，一二顶头巾、十数把木梳、五七尺衣布，无不须先交税金。官营商业动用一切手段打击敢于和市易务争抢买卖的市井商人，小则鞭笞，大则收监。

市易务虽然剥夺了大商人的垄断权利，却建立起官府的垄断经营，在朝廷资本的支撑下，很快演变为最大的垄断商，垄断一切市场，以至连水果芝麻梳朴之类的小商品也不放过，“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也”。

这些严重损害了中小商人的利益。市易务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汴梁市场日益萧条，商户零落，过往商旅都不敢进入都城，“竞由都城外过河”，远远地绕行而去。

这些情景在汉代已经发生过，在宋代又一次完整重复。

王安石青苗法的本质也是由国家垄断贷款市场，打击民间的高利贷。初衷虽好，但是由官僚体系凭权力推行，结果自然是官员强行摊派贷款。富户不愿借贷，当地官府便结罪申报，加害于人；贫穷百姓还不上贷款只好卖田卖地，以致民不聊生。

王安石变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这些成绩只局限于“富国”，而不是“利民”。政府通过青苗法“岁收息三百万贯”；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据说通过变法获得的财富“可以支二十年之用”。但核诸史实，这种累千巨万的财富大部分是来自对民间财富的剥夺，民众利益受到很大损害。

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传统史家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之后的北宋当政者，分为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两种势力陷入长期而激烈的党争。著名的“奸相”蔡京，是继承王安石衣钵的著名新党人物。他最初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当政以后也效法王安石，继续通过搜刮民间财富的方式支撑朝廷财政运转，为此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为了满足皇帝的欲望，他又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这些举措毫无疑问加速了北宋的灭亡。[60]

因此，韦森总结说，自西汉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沿着一个封闭的圈子遵循：新王朝建立，减轻税负，放松管制，商品经济获得一定恢复和发展，出现繁荣。到了这个阶段，朝廷就害怕了，往往就要强制推行官营工商业制度，以“重本抑末”，导致工商业发展受到打击，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受到制约，财政也陷入困难，只好加重对农民的聚敛，于是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