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以来的人口增长，还与中国城市的卫生文明进步有关。当然，和鸦片战争以来的很多社会变化一样，这种进步也与屈辱伴生。
1644年，北京人曾胸前贴着“顺民”二字，焚香跪接跪迎留着金钱马尾发式的满族军队。1900年，他们再一次在门上帖上顺民的黄纸，战战兢兢地迎接另一种“蛮夷”即洋人的到来。
洋人的记载：
经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国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着“顺民”，……一块木牌上写着“好大老爷，不要开枪，我等顺民”。
八国联军进北京，当然犯下了无数的罪行。“河东一带，时有洋兵强奸妇女情事。”“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然而与此同时，侵略军也促使北京城的卫生面貌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传统时代的北京是脏乱差的典型代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中。”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臜了，满街屎尿无人管。”这是因为明清时代“京师无厕”，随地便溺是唯一解决办法，因此大街胡同里屎尿纵横，“以我所到过的地方而论，街中虽然未必比北京好到什么地步，然而总不至于像北京这样肮脏，满街路都是屎尿”。再加上当时北京没有垃圾站点，也没人清运垃圾，垃圾都是随便倒的。“人家扫除之物，悉清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积，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49]家家把垃圾堆在街边，有的地方，垃圾甚至比房子都高。
其实这不是北京独有的情景，前现代化之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面临类似的卫生问题。1600年曼彻斯特茴香街（Fennel Street）上的粪堆和垃圾堆达到了让市民无法“用脚走路”的地步，17世纪50年代的巴斯市民，同样因为街道上的垃圾、粪堆和石堆头疼无比。[50]
近代西方文明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建立起了一个囊括一切的全新体系，对旧的人类社会进行了全面变革。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动力革命，解决了流体物质提升问题，而材料技术和施工方式的发展，又使下水系统的铺设成本大大降低，因此让自来水系统和抽水马桶在西方社会实现普及。1844年，英国女王的丈夫下令在温莎城堡内安装了马桶和排污系统。1852年，巴黎市长下令“街上所有的新建建筑物及进行重大修缮的建筑物都必须装设下水管线”。[51]
因此工业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民生事业进步，让人类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安全、最清洁的时代。工业革命之前，人的平均寿命预期不到30岁。而工业革命完成之后，人的平均寿命预期超过60岁。[52]
1900年，完成卫生革命其实也没有多少年的西方征服者捏着鼻子进了北京，面对满大街的粪便和垃圾，在近代化卫生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征服者感觉实在受不了。他们出于本能反应，立刻要求北京市民改变卫生习惯，因为他们要在这座城市里驻扎相当一段时间。
“洋人最是嫌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商家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
洋人“热切期待这次短暂的占领对中国国家骄傲的冲击能产生积极的影响，长期以来视外国人为化外蛮夷的陈旧而顽固的傲慢会因此遭遇致命一击，北京也会从一个封闭的城市转而对外界开放”。德国人、联军统帅瓦德西入京后，倡议成立了“管理北京委员会”，“负责管理治安、卫生、民政、财政税务”等地方性事务。
管理北京委员会要求“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53]。生活垃圾如“炉灰秽土”等乱倒亦被禁止，“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对此，英美等国界内，“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北京从此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垃圾清运车。
为了改变北京市民在街上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占领军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手段。1902年，北京民间报人彭翼仲等自办的《启蒙画报》，发表《防疫歌》，描写联军当初在北京的情形说：
回想联军在北京，大街小巷打扫清，禁止污秽罚洋钱，防疫无如洁净先。
有位老官出恭勤，墙角蹲身未久停。欲起不得曲躬行，忽闻橐橐皮靴声。
此时情形真可笑，老官心中脱脱跳，张惶四顾魂胆销，裤带不见手纸抛。
此君将来管街道，一定不准乱撒溺，此君将来修路程，一定多设官茅坑。
京城虽是旧京城，肮脏风俗急须更。
当时的中国市民对此非常不适应。有人在回忆录中抱怨说：“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对此，美国辖区内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在“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这是中国公厕的初始。到11月中旬，除德界，“各国界内”均已“建设茅厕，尚称方便”。[54]
从此，北京有了公厕，也不再沿街倾倒垃圾，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没想到自己到西安“旅游”一圈儿，回来北京大变样了，清政府因此把洋人的这套做法保持下来。
就这样，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起源于西方的“卫生”观念进入到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当然，不论如何，这些变化丝毫不能减轻八国联军的罪责，不过西方卫生文明传播到中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卫生条件，降低了城市传染病发生率，这也是民国年间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
马克思说，殖民主义摧毁了东方农村田园诗般的传统生活，这“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当然值得深切同情。然而与此同时，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为什么东方大清帝国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为什么印度居民长期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55]，马克思的答应是因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56]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57]
因此，步入全球化以来，中国的历史主线就由原来的治乱循环这一条线，变成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这两条线并行。这两条线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共同主导着中国历史未来的走向。
[1] 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19·康南海文集》，宏业书局，1987，第335页。
[2]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8，第27~28页。
[3] 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30页。
[4] 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36页。
[5] 《南京条约》中文本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按中文理解，则一般英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旅行者及其家属）可以居住在港口，英国女王任命的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内。《南京条约》英文本则将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
[6]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第66页。
[7] 石少颖：《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论述》，《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
[8] 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4，第28页。
[9] 戈·埃·哈威：《缅甸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48，第57页。
[10] 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第75页。
[11]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31页。
[12] 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184页。
[13]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695页。
[14]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695页。
[15]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695页。
[16] 光绪年间的觐见，在外国公使的坚持下，改在了文华殿。然而各国公使觐见后，没有走文华门的左门，而是直接走出了中门，当场被尚书敬信抓住衣袖，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
[17]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700页。
[18] 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236页。
[19] 黄祖文：《缅王孟既与第一次英缅战争》，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第183页。
[20] 刘明翰等编：《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第三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第474页。
[2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第60页。
[22]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373页。
[23]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第48页。
[24] 王宏斌：《赫德爵士传——大清海关洋总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第37~43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6~24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48页。
[27] 关于在非洲奴隶贸易中被运走的黑人的数目，不同的研究结果差距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奴隶贸易一共夺走了6000万个非洲人，也有人说，最低限度有1000万非洲人被劫往美洲去。据阿普特克计算，每有一个黑人活着到美洲，就意味着有5到6个黑人死亡。杜波伊斯也认为，活着到美洲的黑人与死在运奴过程中的黑人的比例为1比5。参见刘柞昌：《美国奴隶制度的起源（上）》，《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
[28] 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页。
[29] 张卫良：《试论15—16世纪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30] 张卫良：《试论15—16世纪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31] 张晓燕：《公法视野中的自治理性》，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第218页。
[32] 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33页。
[33]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第491页。
[34] 薛福成：《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第712页。
[35] 据说周代的选举制度是“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36]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89页。
[37] 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4页。
[38] 额尔金、沃尔龙德：《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上海百家出版社，2011，第60页。
[39] 崔永东：《试析中国古代狱政文化的基本精神》，《北方法学》2010年第11期。
[40] 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03页。
[41] 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89页。
[42] 王年咏的《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总值》中对近代以来中国给外国到底赔了多少钱，有几种估计。多的说法是19.53亿两，较少一些的，也是更多人采用的，是“近13亿两”和“十多亿两”这两个数字。历次条约都在，为什么数字差距如此巨大呢？因为中国的货币体系很混乱，对外赔款有用两的，有用元的。两又分实银两与虚银两，虚银两还有库平银与关平银或海关银（亦称为“库平两”“海关两”）等名称。王年咏据此综合算出，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为银圆13.75亿元（折库平银为10.45亿两、折海关银则为8.83亿两）。
[43]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835页。
[44]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575页。
[45] 傅筑夫的观点，引自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07。
[46] 赵津主编：《21世纪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系列教材·中国近代经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第16页。
[47] 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07，第247页。
[48] 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07，第247页。
[49] 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下），商务印书馆，1973，第413页。
[50] 储恩涛：《近代早期其国城镇污染与治理》，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8。
[51] 蒲仪军：《卫生设备与卫生间：现代舒适生活的发展简史》，《建筑史》2013年第2期。
[52] 金碚：《世界工业革命的缘起、历程与趋势》，《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庚子记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33页。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庚子记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52页。
[55] 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101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8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