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秦的大一统及其地理基础
春秋的列国争霸，战国的七雄兼并，预示着统一的大趋势。统一本身已无争议。孟子在当时指出，整个局势最后必定是“定于一”，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是针对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情况而说的。显然，这位“亚圣”主张以仁政来统一，反对以暴力来统一，这种善良的愿望最终化作泡影。秦的大一统是由一系列充满暴力的战争来实现的，在当时情势下，这是实现统一的唯一途径。
战国初期的近百年中，秦国局处西方，不得参与中原各国之间的事务。商鞅变法后，秦一跃而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秦国的崛起引起了东方诸国的密切关注，联手抵制，要打破这一格局，除了战争，别无他途。秦惠王、秦武王时初试牛刀，到秦昭王时，实际上已开始了统一战争。秦昭王用魏冉为相，白起为将，屡获大胜。等到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时，由于燕将乐毅攻破齐国，秦、齐两国对峙局面被打破，从此秦成为唯一强国，其势一发而不可挡。
秦昭王时代的统一战争是残酷无比的。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9年鄢之战，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公元前273年华阳之战，白起大胜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军主力四十五万。正如孟子所说“杀人盈野”、“杀人盈城”，但是其直接后果是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战斗力，奠定了此后秦国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基础。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斥逐了相国吕不韦，重用尉缭和李斯，加紧了灭亡六国的战争步伐。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陆续灭亡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
在这一过程中秦王政显示了非凡的才能。秦王政之父秦庄襄王是秦孝文王的次子，由于大商人吕不韦的活动被立为太子。秦庄襄王即位后，吕不韦一跃而成为相国，封为文信侯，权势盛极一时。公元前247年，秦王政即位，年仅十三岁，一切由其母（即太后）作主，相国吕不韦继续大权独揽，并被尊称为“仲父”。据说，秦王政是生母邯郸姬与吕不韦的私生子，他即位之初，邯郸姬与吕不韦继续私通，并豢养“大阴人”缪（Lào’ ǎi），封为长信侯，门下宾客千余、家僮数千，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公元前238年，二十二岁的秦王政从咸阳到旧都雍的宗庙举行冠礼，嫪发动宫廷政变。秦王政平定叛乱，处死嫪，幽禁太后，免除吕不韦的职务，起用尉缭、李斯，发扬商鞅变法以来的政策，使统一大业有了成功的可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秦律竹简
第一，在商鞅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与买卖合法化的基础上，于公元前216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政策，要土地所有者自报田亩数字，以便征收赋税，进一步从法律上肯定土地私有制，继续推行商鞅倡导的强本弱末（重农抑商）政策。
第二，在商鞅推行二十等爵制，奖励军功；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在统一战争中兼并的新地区，普遍推行郡县制，并推行二十等爵制。秦王政听从李斯的主张，拒绝王绾、淳于越分封诸王的建议，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
第三，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车轨、文字、历法，基本上以秦法秦制作为统二标准，至于文字则采用小篆和民间流行的隶书为标准。为了统一交通，下令拆除战国时代各大国在险要地区修建的关塞、堡垒和内地长城。
其中最值得称道且影响深远的，莫过于文字改革。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大秦帝国一旦统一天下，当务之急便是来个全国性的“文字改革”。第一步便是“篆字简化”——把“大篆”简成“小篆”；第二步则是废除篆字，代之以效率极高的“隶书”。他感情洋溢地赞叹道：“这一个空前绝后的由‘篆’，及‘隶’的‘文字改革’实在太伟大了。其惠百世不斩，余泽及于我辈！”
秦的大一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大趋势，具有坚实的基础。随着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与交往也比以往更为密切，正如《荀子》所说，当时已出现“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状况。各国的变法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总体目标是一致的，这种同一性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况且分裂割据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各国各阶层都渴望统一。
除此之外，统一的地理基础也不容忽视。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China, A Macro History）中专辟一章，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其标题就是“土壤 · 风向 · 雨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黄仁宇认为，支持中央集权化的大一统的一个要素是土壤地理——黄土和黄河。像面粉一样细的黄土给耕作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灾难——黄河的泥沙沉积。一般说来，河流的泥沙沉积率达到5%就是高的，亚马逊河在夏季的泥沙沉积率高达12%，然而黄河的泥沙沉积率高达46%，其支流在夏季时泥沙沉积率达63%，令人震惊。河床不断提高，决堤的危险不断威胁两岸，何况水量在雨季、旱季有大幅度变化，令人难以提防。这就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来统筹处理水利工程。《孟子》一书关于水利的谈话有十一次，都涉及洪水泛滥殃及邻国，暗示国家统一将带来安定与安全，因为治理黄河不能由流域的各国各自为政，必须通盘考虑。
这种分析是有历史根据的。战国时代，各国割据称雄，往往“壅防百川，各以为利”。例如齐和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地势高，齐地势低，河水常泛滥，齐就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了堤防，从此河水泛滥时“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起堤防。在黄河两岸五十里间，河水时来时去，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威胁。各自为政的结果是，只顾自己的利益，遇到天旱就争夺水源，故意阻塞别国水源，遇到洪水就放水到邻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邻国为壑”。处于战争状态的各国，把决堤放水作为进攻或防御的手段，造成严重后果。从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272年的60年间，黄河三度为灾，便是明证。
黄仁宇认为，支持中央集权化大一统的另一要素是气象地理——风向与雨量。对风向（季风：东南风、西北风）与雨量的研究表明，15英寸的同雨量线，从中国的东北地区中部到中原地区，几乎与长城平行，弯向西南时，又恰好在中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它大体反映了游牧与农耕的边界。北方诸国为了抗击游牧民族入侵而修筑的土垒长城，以及秦统一后修筑的长城，都体现了国防的需要。与15英寸等降水量线几乎一致的国境线，是中国农业社会必须置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的一大标志。
历史事实表明，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以北强大的游牧民族如林胡、楼烦、东胡、匈奴等不断南下侵扰，对农业区形成极大的威胁。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秦、赵、燕三国动用了五十万大军驻扎北方边境。由于各国忙于兼并战争，削弱了边防，匈奴乘机向南移动，占领了河套一带的草原。因此迫切需要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集中力量，强化北方边防。
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分析了黄河中下游能更早统一并进而成为统一周围地区的核心的原因，与黄仁宇的论述遥相呼应，相得益彰。他指出，黄河流域很早就形成中国范围内最大的农业区，春秋时期黄河流域还有不少残余的以游牧为主或半农半牧民族，经过战国时期的兼并与同化，这些民族不是迁出中原，就是留在原地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战国后期各诸侯国无不以农立国，以农竞争，为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他还指出了气候、地理方面的原因。据竺可桢等人的研究，三四千年前中国的气温比现在要高，至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2摄氏度。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降水充沛，而长江流域还过于湿热，雨水过多，加上地势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还未曾被清除，疾病流行，使中原人望而生畏。此外，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或黄土冲积平原，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的情况下，易于清除原始植被和开垦耕种，它比江南与近海地区更适合成为先民生存与繁衍的最佳环境。
地理环境对历史的重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世界文明史表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地理、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成为文明的摇篮便是显著的例证。美洲玛雅文明的衰落，则是地理环境变化对文明影响的一个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