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秦始皇：皇帝与中央集权体制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结束了长期的割据局面，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秦。它是一个以咸阳为首都，东至大海，西至青藏高原边缘，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的大一统王朝。他把传说时代三皇、五帝尊号中的“皇”与“帝”结合起来，自称“皇帝”，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利用了当时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又保持了与远古神祇圣哲强烈联想的这个称呼，恰当地象征了一个人的政治成就，这种成就几乎是超人的。他自称“始皇帝”，后世子孙世代相承，递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虽然秦二世而亡，以后历代王朝统治者并没有废弃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

秦始皇把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印称为“玺”，皇帝自称为“朕”。朕字在秦以前用为领格，一般人都可以用；用为主格，并限于帝王，始于秦始皇。他还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

为了替皇帝制度寻找理论依据，秦始皇把阴阳家和法家结合起来。他采用邹衍的五德始终说，自以为秦属于水德，必然要取代属于火德的周，并以十月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用黑色为正色，礼服旌旗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事物都用六来记数。秦始皇还确定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祭典及封禅大典，不许臣民僭越。本来齐、鲁两国的儒生有一套“封禅”学说，到泰山顶上祭祀上帝叫作“封”，在泰山下小山（即梁父）祭祀叫作“禅”。泰山信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的山岳崇拜，高耸入云的山被看作上天之路，山上丰富的资源是人们生活所资，因此山就成了“万民之所瞻仰”的圣地。泰山的祭祀早就出现，大抵有旅祭、柴祭、望祭、地主之祭等。对泰山的封禅则始于秦始皇，它包括封泰山与禅梁父两部分，合称封禅泰山，以泰山为祭祀天地的场所和祭祀对象，来敬天神和地祇。

秦始皇像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出巡到泰山，召集儒生、博士议论“封禅”之事。秦始皇虽然没有采用儒生拟议的祭礼，毕竟还是举行了封禅礼，表示自己出于“天命”，成为儒家封禅学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皇帝之下是由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三公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协助皇帝掌管图籍章奏、监察百官；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事。三公之下有九卿：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管租税收入和财政开支，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典客掌管民族事务与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侍从，少府掌管皇室财政与官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宗正掌管皇室宗族事务。三公九卿分工负责，一切事由皇帝裁决。

地方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余郡。郡设郡守、郡尉（军事长官）、郡监（监郡御史），郡尉是郡守的副职，郡监则直属于中央的御史大夫。郡下辖若干县，县按大小设县令或县长。县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赋税诉讼，游徼掌治安。乡下有亭、里，亭设亭长，里有里正。皇帝的政令，通过三公九卿，直达于郡、县、乡、亭、里。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化体制，也是秦始皇最具历史意义的创制，即废除封建制度，建立郡县制度。其起因当然与战国时代的纷争有关，为了避免再度出现这种状况，只有不再实行西周的封建制度。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离心力，必然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取代地方分权的封建体制，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以后中华帝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封建体制的反动——逆潮流而动，但都没有好下场。西汉初年的封建同姓诸侯，导致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封建同姓诸侯，导致八王之乱；明初的封建藩王，导致“靖难之役”的叛乱，便是明证。为了巩固这一体制，秦始皇采取了许多措施。

建造驰道与直道。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建造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帝国公路——驰道，向东直通燕齐地区，向南直通吴楚地区。公元212年，又命将军蒙恬建造强化北方边防的公路——直道，它起于咸阳以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然后跨越黄河的北部大弯道，抵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

建筑长城。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同时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长城。它是在战国时代赵、燕、秦三国原有长城的基础上连接而成的。这条在北方连绵延伸、雄姿挺拔的边防工事，在当时或后世，无论在物质上抑或在精神上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开边与移民。北征匈奴之后，在新开拓的黄河以南直到阴山的广大地区内，设置三十四县，归三或四个郡管辖，陆续迁徙有罪官吏与内地民众前往开垦。以开拓百越为目标的南征取胜之后，在那里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等四郡，并把五十万罪徒谪戍到那里，戍边开发。

焚书坑儒。焚书坑儒的直接起因是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提出分封诸子的建议，秦始皇让大臣们讨论，于是引发了李斯与淳于越关于郡县制与分封制孰优孰劣的一场大辩论。李斯认为搞“私学”的人“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因而建议焚烧私人所藏《诗》、《书》等典籍，“以古非今者”要灭族。秦始皇批准了这一建议，其目的在于统一舆论，维护中央集权体制。其实，“焚书”的主张，在《管子》和《韩非子》两书中早已经提出，李斯援引管仲、韩非的思想，由秦始皇下令付诸实施，把牵涉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之类予以销毁，只保留医药、卜筮、农业之类书籍，并且规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百姓必须从官方发布的法令文件中学习社会政治，而讲解法令文件的是政府的官吏。所谓焚书，绝没有销毁全部书籍的意图，其实际损失也没有历来想象的那么严重。所谓坑儒，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士与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其本意在于维护皇帝制度的权威；不过手段似乎过于残酷，引来后人无穷无尽的非议。

此外，还有在建立秦朝过程中已陆续推行的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措施。所有这一切努力，终于使中央集权体制渐趋完备，秦虽国祚短促，中央集权化体制却一直被历代王朝所沿袭和发展。秦始皇开创了皇帝制度及中央集权化体制，在历史上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