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几道（1854—1921）

（一）

1866年（清同治五年）冬，福州造船厂尚在经营中，它附属的海军学校“求是堂艺局”已开始招选“少年聪颖子弟”。当时的智力测验是国文一篇，由船政大臣沈葆桢亲自命题，亲自阅卷；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投考者当中有一位十四岁的童子严宗光。他的父亲刚死了不久，他的母亲正忍着穷苦抚孤守节。这个题目恰好触动他的哀思，他特别言之有物；加以他出自书香人家，曾从宿儒受学，文字的根柢是不比寻常的。果然沈葆桢看中了他的卷子，取置第一。次年春初，他便离别了寡母，并且离别了他去年丁艰前新娶的小伴侣，来到福州城南一所古老的定光寺——艺局的临时校舍，和百多个陌生的少年一同开始学习“旁行书算”。

但有可以使他宽怀的，校中供他饭食，并且每月给他四两银养家。

艺局后来分两部，一教造船的，名前学堂；一教驶船的，名后学堂。当时造船术首推法国，航术首推英国，故此前学堂授法文，后学堂授英文。严宗光入的是后学堂，在马江口。校中的课程除英文外，有数学（自算术至微积分）、物理、化学、地质、天文、航术等，都是用英文教的，教员也都是外国人；还有严宗光特长的“策论”，还有《孝经》和《圣谕广训》——当时的党义。校中西文的功课定规：“每三个月考试一次……考列一等者赏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每次赏十元外）……另赏衣料。”（《船政奏议》）这学堂星期日没假放，暑期自然也没有，只有端午和中秋各放假三日，新年放假若干日。

宗光在后学堂读了五年，以同治十年毕业，名列最优等。此后五年，他在军舰上实习，中间他曾“北逾辽渤，东环日本，南暨马来、息叨、吕宋”（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同治十三年日人侵台湾，沈葆桢奉诏赴该地筹防。他命宗光随往，测绘背旗、莱苏澳等海口，月余毕功。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应用所学，为国宣力。

福州船厂所雇的洋人陆续约满归国，厂中只能维持现状，不能发展。经过台湾一役之后，沈葆桢越感觉本国海军人才的需要，于是提议选派大批前、后学堂的毕业生，分赴法国、英国留学。因为经费困难，他的计划迟至光绪三年二月才得实现。严宗光就是这次被遣派的留学生之一。同行的学生中有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萨镇冰等，都是后来甲午海战中我方的主要角色。护送的办事员中有《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

宗光留欧仅两年零两三个月。关于这时期他的正式学业，我们只得到这样的报告：他“先往（英国）抱士穆德（Portsmouth）肄业，随入格林尼次（Greenwich）官学，考课屡列优等，又赴法游历，后回该官学考究数理、算学、气化学及格致、驾驶、镕炼、枪炮、营垒诸学”。（《船政奏议》）他专门学的虽然是海军驾驶，但不像他的同伴，在留学期中，他始终没有到军舰实习过。他对于海军似乎没有很大的兴趣。他虽然屡次考过优等，但在功课上并不算得怎样杰出。他在“后学堂”毕业时虽列最优等，但当时校中认最为优秀的学生，没有他在内。据沈葆桢的奏报，“其驾驶心细胆大者则粤童张成、吕瀚为之冠；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学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船政奏议》）宗光对海军兴味的平常使他的注意转而及于西洋的政理和哲学。

第一个真正赏识严宗光的不是沈葆桢，而是郭嵩焘。严留英时，郭正做出使英国大臣。他们不知道怎样结识的。总之，郭引严为忘年交，严每逢假日便到使馆里和郭谈论中西学术、政治的异同。这本来是郭特别关心的题目。他有一次归国，想“推求古今事宜，辨其异同得失……条具其（西洋）所以致富之实，其发明，其同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处人者可以知其节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及至京师，折于众口，噤不得发”。（《与李鸿章书》）此时在海外忽遇一个“可与之言”的人，自然高兴到了不得。他们谈论的内容，现在无从得知。但我们试将郭所以蒙谤的见解，和严后来初次发表的政论比较，便知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他们都以为西洋之胜过中国的地方，不仅在器械，而并在政教风俗，他们都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法。据云郭曾写信给一位达官，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严璩《严先生年谱》，下省《年谱》）郭自身是不得志的人，自然不能给严以有效的提拔。严归国后和郭不断的有书札往还。可惜郭给严氏的信，在庚子乱时都丢掉了。后来郭死（光绪十九年癸巳），严挽道：“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独屈灵君。”

（二）

光绪五年，宗光被母校召回，充任教习。这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方经营北洋海军，他似乎已听到宗光的声名，次年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于天津，即调宗光来当总教习（教务长）。宗光在这里一直住了二十年。在光绪十五年由总教习升为会办，次年又升为总办。到庚子乱起，他才离开天津，逃难到上海，而水师学堂也跟着停办，李鸿章也跟着去世了。

宗光在天津时，有信（家藏未刊）给他的堂弟某说，“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最使他抑郁的，李鸿章虽调他来在身边，却没有重用他。皋比虚拥，十年才一迁转。后来他的朋友陈宝琛说，“法越事变（光绪十一年）文忠为德璀琳（Detring，德国顾问）所绐，皇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陈撰严君墓志铭）这也许是真的。但宗光也有不自疏的时候。他升任总办后给他堂弟的信里说，“用吾弟言，多见此老（鸿章），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这信里有附笔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他开始吃烟，不知在那一年，要当在归国来津之后。他的信里虽然托堂弟找戒烟丸，但他的烟癖似乎未曾戒去。（据说他吸烟的法子却与众不同，像吃饭一般，干干脆脆地吸了几口，便马上起床读书做事。）他于本业，并非杰出，而又有恶习，鸿章用他长海军学堂已是过分，何况于负更大责任的职位？至于别方面实行的才干，他未尝有以自见，又怎能怪鸿章不大用他？或者有人会问，李鸿章既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何不置之幕府？但严氏所长在西学。当时李所主持的新事业（最重要的如海军）已大受阻挠，没有发展的希望。何况于更根本的改革？李鸿章实在没有用得着严氏的地方。（严虽不见用于李，对李始终无恶感，李死，严挽道：“使生平用尽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他最适宜的活动，还是他后来所采用的，以言论开风气。

但他始终不甘心做一个仅仅坐言的人。海军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且他不相信海军是有根本的重要，因此他想借科举的阶梯，走上政治的路。从乙酉（光绪十一年）到癸巳八年间，他曾两应福建乡试（乙酉、癸巳），两应顺天乡试（戊子、己丑），但都失败了。我们从他后来答友人郑孝胥的解嘲诗中的话，可以知道他这时期的野心和失意：

……少曰贱子贱，身世随所迁。与官充水手，自审非其脚。不祥固金性，时时冶中跃。每逢高轩过，气欲偃溟渤。慑然为之下，肩耸足自躩。窃问客何操，乃尔势旁魄。咸云科目人，转瞬即台阁。不者亦清流，师友动寥廓。忽尔大动心，男儿宜此若。私携比皇坟，背人事钻灼。更买国子生，秋场期有获。谁知不量分，铅刀无一割。当时利市者，自有干与莫。荧冥短檠镫，凄惨长屈蠖。……

他本来想等“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年谱》）所以直至此时，他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什么政论。第四次秋闱罢后，他觉得科举的路又绝望，不再去试了。跟着就是甲午战争，跟着就是乙未和约。这次的奇耻大辱掀动全国士大夫的情感。他觉得再不能等待，再不能缄默了，就在乙未年，当合议告成后不久，他开始在天津《直报》发表文章，他开始翻译有名的《天演论》。次年梁启超主办《时务报》于上海，严在《直报》发表的文章全被转载了。次年夏，他自己又和夏曾佑等创办《国闻周刊》于天津。这时他已经改名复，字几道。他的译著都署新名，宗光一名遂不为世人所知。但又陵的别字却是与宗光相副的。

他乙未年在《直报》发表的文章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篇。它们的大旨如下。西洋人者所长，不仅在“擅会稽”“擅机巧”，他们的“德、慧、术、知”皆“为吾民所远不及”。西洋文明的“命脉之所在”，“苟握要而谈，不外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己以为公可已”（这就是后来提倡新文化的人所谓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两位小姐）。我们想救亡，要效法西洋，想效法西洋，要从这两方面效法。当时“中国本位”的学问，在他看来，是完全要不得的。“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之经义、八股（为党义之名者其知道乎！不然，何其与经义之名遥相伉俪也！）则适足以破坏人才耳。”只有西学才真是学。“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善喜疑而慎信。故其名数诸学，则借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皆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兔而已矣。”（今之主持教育的人们有几个懂得此理）。至于政治方面，为实现“屈己以为公”的原则，严氏以为必须“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在《辟韩》一文里，他借韩昌黎的《原道》做筏子，发挥极左派的民约论。他反问，“韩子何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其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这简直是预替后来的革命党张目了。无怪此文转载《时务报》后，张之洞看见，大为皱眉。据说他本来想给作者一些过不去，经旁人劝解，结果在《时务报》上登出“屠梅君侍御”奉命写成的《辨〈辟韩〉书》了事。在甲午左右，严氏给他堂弟的信里还说，“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此时他才知道张香帅之所以为张香帅！严氏晚年与其弟子熊纯如的书札里说，“当《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梁启超），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之论”。其实梁氏在《时务报》的言论还没有他的“辟韩论”这样偏宕、惊奇。难道此文广布后，他旋自恼悔，抑或他晚年的追想不尽可靠？

蔡孑民说，“严复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烈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他的思想解放程度可以一事为例。乙未殉职的海军提督丁汝昌遗有一个很美的夫人。此时严复已丧偶，不以寡妇为嫌，想设法娶她，并且写了一封托人转交她的求婚信。也许他的朋友不以此事为然，没有代转此信，其事遂罢。（闻此信今存谢冰心女士家。）

《天演论》（赫胥黎《演化与伦理》论集中头两篇的译本）是严复在乙未年译成的（他在水师学堂里曾用此书做教本），后来大约经过修改，但一直到戊戌年才刊行。我们在这里没工夫去谈及原书的大旨、译法的讲求和译笔的优美。现在只引胡适之先生把这部小书的影响形容得最尽致的一段话：“《天演论》出版不久，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般，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么？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样风气底下的纪念品。”（《四十自述》）

这部极得意的书却是严氏极失意的时候写的。忠厚地说，他是一个热心的人；刻薄地说，他是一个热中的人。不管怎样，甲午前后的时局一方面煽动他的“热”，一方面没有给他一个发泄的处所。和他“风谊兼师友”的吴汝纶劝慰他道：“执事博涉，兼能文笔，学问淹有东西四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工，充国四夷之学……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窃以为国家长此因循不用贤则已耳。如翻然求贤而登进之，舍执事其将谁属？……一时之交疏用寡，不足以芥蒂于怀，而屈贾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伤心之事，举不得援以自证。”像这类的话，对他只是画饼。到了戊戌年，就是《天演论》初刊行的一年，康梁等所造成的维新局面像要给他一个扬眉的机会了。他被人荐给光绪帝了，他被光绪帝召见了，光绪帝命他把近作《拟上今皇帝万言书》抄呈了。但这篇大文未及抄好而政变忽起，而西太后垂帘听政，而六君子就义，连累得他才办了一年的《国闻周报》也不幸短命死矣。此后两年间，他在天津匿迹销声，收拾闲心来译他的《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的性质和原因探究》）和《若干己权界论》（即穆勒的《自由论》），并且续他八年久断的“弦”。（他的元配王夫人在光绪十八年死后，他只纳一妾。）

（三）

从庚子变乱到辛亥革命约莫十一年间，他的生活的流转和以前二十年间生活的固定恰成一对照。庚子五月，他仓皇避难，抛却藏书，偕着新妻，跑到上海。上海的名流开政治大会，讨论东南互保的事，举他为副会长，容闳为正会长。闰八月，他参加一个中西人合组的慈善团体，来京津救济，十月底返上海（陆树德《救济日记》）。次年他被招赴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事。次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吴汝纶被聘做总教习，他被聘做大学堂的编译局总办。这时他的《原富》（此书上半在庚子离津前译成）已陆续出版，梁启超在是年的《新民丛报》第一期里大为此书吹嘘，并且昌言“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后来大学堂礼聘吴、严，他又在《丛报》里说，“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得人……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两君（吴、严）深自贬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但严氏对此新职并不怎样看重，做了两年无所建白，他也觉得无味，索性辞了。他出都时，一班闽籍的名士在陶然亭给他饯行。林纾为作《江亭饯别图并记》。他也有一留别诗，内中一段说道：“乾坤整顿会有时，报国孤忠天鉴之。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轮欲转嗟吾衰。自惭厚糈豢非才，手版抽将归去来。颇拟廛岑结精舍，倘容桐濑登钓台。长向江河狎鸥鸟，梦魂夜夜觚棱绕。”这时他已五十二岁了。次年，开平矿务局在英国打官司，他被请到伦敦做帮手，旋顺道游法兰西、瑞士、罗马，至日内瓦乘德国邮船归。据说他到伦敦时，孙中山特去访问。谈论之间，“他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年谱》）次年，严复既归国，安徽巡抚恩铭聘他为安庆师范学堂监督。这时他不独名满国中，而且内外达官渐加青眼了。次年，他应直隶总督杨士骧的聘请赴天津，旋又应荣禄的聘请，任学部附设的审定名词馆总纂。次年，宣统改元，海军部立，他被授协都统的头衔。不一会，朝廷又赐他文科进士出身。同时，度支部和宪政编查馆都要礼聘他。次年，资政院成立，他又以硕学通儒被征为议员。这时他颇有扶摇直上的希望了。但转眼间，革命军起，共和成立。他新得的荣宠遂随旧潮的煊赫一同消逝。剩下名词馆总纂的职位，他还留恋什么呢？

在从庚子到辛亥的一时期中，严复在智识界的表现除继续他的翻译工作，成《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即斯宾塞尔的《社会学研究》）、《社会通诠》（即甄克思的《政治史》）、《法意》（孟德斯鸠）、穆勒《名学》（穆勒的《逻辑系统》上半部）等外，在言论上，他一方面反对张之洞一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一方面反对革命。关于后者，他的根本理由在和孙中山的谈话里已举及。他又认为，当时自强自救的急务在实行军国主义，而民族革命足为当时军国主义发展的障碍。关于张之洞派的思想，他在壬寅年有一篇很痛快的驳议，大意说：“言主中学而以西学辅所不足者，骤而聆之，若中正之说矣。措之于事，为不然也。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所不足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辅所不足矣。顾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公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相同，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他积极的主张，以为“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为得，不暇问其若中若西若新若旧也”。他以“中”“旧”与“西”“新”对举，是表明他不赞成“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这时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已由“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变为“忧民而不叛君，师今而不叛古”了。他以为“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别择其故作善矣者，保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王所垂创，累叶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暧昧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这简直是预先替现今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者说话了。但毕竟谁能任这别择之功呢？别择的结果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些严复和他后来的同调者都不能作什么答复。但严复的智慧和忠实，使他不致如后世浅学妄人之所为，拿一个空题目来大吹大擂，以逢迎思想界的恶势力。

民国改元时，严复已交六十之年了。但他的身体比他的年纪更老，而他的思想也和他的身体一起衰老。他要提倡“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贤相付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堕”了。他“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治之者徒属虚言”了。他作《民约平议》（民国三年甲寅），攻打自己“辟韩论”的嘴巴，“并且为筹安会导乎先路”了。经过欧战以后他于辜鸿铭之“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也深以为然了。他死于民国十年，正当新文化运动极热烈的时候。他晚年不大看新书报，在这个运动中他只看见学生干政和胡、陈辈提倡白话文。此时他的精力已不容许他去做反对的文章，他只能在给弟子的书札中发发牢骚而已。对于当时奔走呐喊的学生，他只有冷笑：“咄咄学子！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则可决也。”（与熊纯如书札）当日的学生领袖现在不少腾达的了，严复的预言不能说没有应验。关于白话文，他说，“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遗弃周鼎（文言），宝此康匏，正无为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这种懒人的理论使他没有成为“新青年”们攻击的目标。自从洪宪帝制失败以后，他已经被智识界忘却了。

（四）

严复和袁世凯发生关系远在民国前。当庚子以后，袁氏声势最煊赫的时期中，袁氏曾几次邀聘他，他没肯就。但后来当袁氏罢政，谤者四起时，他却极力替袁辩护。袁氏自然感激他，及做了大总统，马上聘他任京师大学堂监督。但不知因为什么原故，他做了一年，就站不住。袁于是聘他做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并指定选他做约法会议议员。袁氏总算他的晚年知己。但他对于袁氏还有时不甚恭维。民国四年，当筹安会未起时，他说：“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有才督抚耳。欲望与列强相抗衡，则太乏科哲智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望其移转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耳。”（与熊书札，下同）在民国元年，严复已认为：“天下似须定于专制……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但不得已而思其次，只有袁氏。“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当高兴的时候，他也会说，“今大总统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那么，袁氏应当称帝，似乎是很逻辑的结论。故此他认为“杨、孙之议，苟后世历史，悉绝感情，固未必厚非”。但有时他又不敢承认这结论。关于袁氏之应否称帝，他在理智的良心上似乎是犹豫的。至于冒天下的大不韪，附凤攀龙，猎取禄位，则绝对非他的道德良心所容许。但当他被邀请加入筹安会的时候，拒绝的决心他是没有的；当他被列作筹安会的发起人以后，抗议的勇气他是没有的。因此“葬大夫”的名字就不免加在他身上了。但他的被动却有个限度。据他的弟子侯毅（《洪宪旧闻》）所记，“会中人招其议事，辄称疾谢之。直至筹安会解散，未尝一莅石驸马街，望筹安之门。……未几，梁任公有痛斥项城称帝之文，流布海内。项城谓非侯官（严）无能为驳议，乃署四万金支劵遣使持谕侯官，文成以是为寿。侯官却其币，语使者曰，吾苟能为，固分所应尔，殊不敢叨厚赐。容吾熟思之，然后报命。使者既去，侯官得要胁之书无虑二十函，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而诡称天下属望。侯官筹虑数日，乃诣前使者举所得诸函示之曰，梁氏之议吾诚有以驳之，惟吾思主座命为文，所祈在祛天下之惑，而有禆于事耳。闽中谚云，有当任妇言之时，有姑当自言之时。时势至今，正当任妇言之。吾虽不过列名顾问，要为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纵极粲花之能事，人方视之为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祛天下之惑，或转于事有损。吾以是踌躇不轻落笔，非不肯为也。为之则有禆于事，吾宁不为哉？至于外间以生死相恫吓，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使者以白项城，项城知其意不可夺。驳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

袁世凯死，严复有很悲壮的挽诗三首，录如下：“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多难，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别贤奸。（其一）霸气中原歇，吾生百六丁。党人争约法，舆论惜精灵。雨洒蛟龙匣，风微燕雀厅。苍然嵩室暮，极眼送云。（其二）夙承推奖分，及我未衰时。积毁惊销骨，遗荣屡拂衣。持颠终有负，垂老欲畴依？化鹤归来日，人民认是非。（其三）”

袁世凯死后五年，严复也悄悄地死在福州的郎官巷里。死前他书有遗嘱（家藏未刊），节录如下：

民国十年，岁次辛酉，十月三日，愈懋老人，喻家人诸儿女知悉。吾自戊午年以来，肺疾日甚，虽复带病延年，而揆之人理，恐不能久。是以及今尚有精力，勉为身后传家遗嘱如左。非曰，无此，汝曹或致于争。但有此一纸亲笔书，他日有所率循而已。汝曹务知此意。吾毕生不贵苟得，故晚年积储，固亦无几。然尚不无可分，今为汝曹分俵……

嗟嗟，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顺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随而来。固本吾身阅历，赠言汝等，其谛听之。

一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一须知人亦乐生，以身体康健，为第一要义。

一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

一须谨思，而加以条理。

一须学问，增益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一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审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贵，亦当不贫贱。贫贱诚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余则前哲嘉言懿行，载在典策，可自择之，吾不能缕尔。

愈懋老人力疾书。

王栻和张荫麟合著，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41期，1935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