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个突破”标志计划管理失控

“文革”前期不断恶化的派系武斗，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无序问题。为维持阶级斗争蔓延下的基本经济生活，1969年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总体进入“半军事化”状态。“三支两军”的要求和过度紧张的“三线建设”，使得军人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并形成了军人管理经济的奇特状况。九大之后，全国新成立的29个省市区革命委员会，有20个以上的主任都是现役军人，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军队将领出任的军代表。由于原有的基层经济管理干部大多被打倒和受排斥，大批军队干部也被推到各经济部门的主管地位。

军人干部大多数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却有着很高的政治热情和“不服输”的拼命精神。由他们直接插手国务院部委工作后，动辄发布“战备”的各种指示，主持地方的经济建设，必然对经济计划的理性原则产生颠覆。一方面，军事工业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冲击了其他行业；另一方面，军事工业自身也因为乱计划、乱上马而成为被冲击的主要对象。正如陈云后来所概括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27)

正因如此，1970年前后经济权力下放后，因受到政治极左思潮的影响，就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不少企业随便冲击国家计划，任意中断协作关系；许多地方和企业乱上项目，扩大基建规模；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思想故态复萌。在开始执行冒进的“四五”计划的1971年，经济领域很快出现了“三个突破”：全国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400亿公斤。“三个突破”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导致社会经济状况更加不稳定，从中体现的是计划理性失效和国家综合管理能力的弱化。

同时，“文革”时期经济领域中无处不在的“准军事化”，虽然使理性计划派遭受到严重排挤，却基本稳定了经济建设的秩序，并通过相对有效的命令式管理的执行，使得指令性经济政策继续实施。这样，在军方人员强势管理生产建设的过程中，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精神受到鼓励，毛泽东行政动员式的建设模式再度突显。

此外，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毛泽东建设模式，“文革”期间还有多方面的发展。一是随着经济管理权和决策权的再次下放，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发展工业的想法再次抬头。于是，各地方开始大力鼓励农村发展工业，特别是鼓励发展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五小产业”。二是在“准备打仗”的舆论氛围下，国家鼓励各地建设能够保证“各自为战”的自给自足经济，每个地区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减少，只能寄希望于国内各区域尽自己所能的自力更生。三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城市经济完全不存在物质鼓励（奖金或计件工资），农村也盛行排斥个体经营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只有少数为农民定期开放的农产品市场，没有粮食市场。四是在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宣传下，城镇中学毕业生被送到农村，政府指挥人力和资源向边远内地的调动，移民和城市化完全停顿下来，基本不存在市场推动的劳动力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