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美国经济学家对毛泽东及”文革”的看法

作者：梅森

本书作者董玉振按：笔者在海外生活期间得以感受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成果，有直接的机会了解其它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历和今日的尴尬结果，心中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没有拌稀泥似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怎样呢？在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们对食污已习以为常，社会的利益集团关系错综复杂，国家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调控能力虚弱等，贫民窟和富有阶层同时存在，宗教和传统文化习俗对社会的进步有强烈的抗拒。中国虽然政治上保守，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在华工作的外国人，普遍的感觉是：中国是个有充分自由和心态开放的社会，甚至超越日本。执政廉在反贪上始终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压力，对进步文化的接受抗拒较少，国家在发动民众力量应付各种危机时得心应手，等。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中国优秀文化的作用，但毛泽东的革命和政治运动是否发挥了作用了呢？如果改革开放提前十几年开始，即在“文革”前启动后来改革的政策，结果真的会象今天这样成功吗？笔者在百思而难理清头绪之际，却在网络上发现了这篇文章，某些方面的思路非常新鲜，部分回答了笔者的疑问。附在此，以供参考。

对毛泽东的评价很大程度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功过的判断得启发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学思考是这样的：去年经济史学家DoglasNorth（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来我在的学校作了一次演讲。他把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史和美国十九世纪经济史扯到了一起，得出了和自文艺复兴以来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的见解。North的演讲启发我写了一篇关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由于文章结论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观点相背，且又缺乏实证资料的支持，我一直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题”而公开我的想法。从经济史的角度，文章对“文化大革命”关于经济制度转换和社会结构功能的演变是这样切入的（从历史文化的评价另当别论）：

1）中国“文革”前出现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将会减缓或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土地改革和“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体系没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现类似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这个稳定的农业剩余很可能象巴西和印尼一様，被官僚、警察、军队和经济贵族网织的社会势力鲸吞很大一块，阻碍或打断发展的过程（董玉振按：看一下自价格双轨制以来，中国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勾结获得特别利益，国企改革时一些人借机鲸吞国有资产，就该明白该论述的正确性）。极端情况下，中国将会象印度一样，演化的上层势力通过制度沿习完全拥有发展民族工业的珍贵农业剩余，造成社会中穷的极穷，富的极富。永远陷入三流国家而无法发展的陷阱。

中国的实绩是，土改和统购统销一方面为中国从制度上汇聚了稳定的农业剩余。另一方面，“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从城乡两个完全相异的社会构造里打掉了中国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前出现鲸吞农业剩余的寄生阶层的可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工业基础建成之后出现任何权力和经济新贵在制度上合法结合的土壤（董玉振按：“文革”前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中国部分中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的特权行为有所抬头）。农业剩余有了，鲸吞农业剩余的现代化绊脚石式的社会势力不在。这就是中国今天成为继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上亿人口国家在二十多年长时间经济腾飞的秘密。

2）中国“文革”后在九十年代岀现了官僚和经济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但由于经济起飞的基础工业体系已经建成（董玉振按：参见本书第一章的论述），社会承受这种破坏现代化过程的能力加临“文革”结束后，工业体系基本建成。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加快，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八十年代后期，经济新贵和官僚权力在社会转型期结合起来，借制度漏洞不公平地攫取新增财富（董玉振按：中国的新贵阶层有多少是完全的合法经营，依法交税？）。这种势力在九十年代有加速扩大之势。但是，由于农业在工业的支持下，为全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城市发展也使绝大多数市民生活获得改进。鲸吞新增社会财富的势力在社会中引起动荡，但没有大到足以抑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表明：工业化后出现鲸吞新增社会财富集团时，发展过程已走出童年期，免疫能力相较前一期要强。

3）九十年代新贵势力剧增，特别是军队经商、警察违法、海关走私和基层中层干部大面积结合贪污，威胁中国存亡的时候，中国平民阶层在1950-1980三个十年的长足发展中已占社会的主流，累积了能够打倒这批新贵的社会综合力量。江泽民、李鹏、朱熔基等制止军队经商等就是平民老百姓和中央地方正面力量占优势地位的明证。如果中国没有“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全社会趋向平民化的过程，九十年代的反贪很可能是印尼的样子。同样，巴西和印尼比中国大陆经济早起飞二十年，他们的军队、警察和地方新贵勾结起来，盘根错节，普通老百姓和中央的一批改革派几乎无能力实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两国不仅经济结构缺胳膊少腿，而且再行发展的经济动力也不够。

这说明，中国在社会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已经是个平民阶层主导社会发展的格局。这是个现代化国家的政体，虽然她和西方现代化国家政体的表面构造不一样。印尼、印度和巴西是传统落后国家的政体，虽然她们在表面构造上和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政体相同。中国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的洪炉，化掉了社会中的传统筋骨，使其在构造成份上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比例（董玉振按：形象比喻，见地之论）。

“文化大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会3%（董玉振按：此数据是在西方国家很流行的“文革”受害人数，既2、3千万之多。实际数据分析请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的教育、科技、影视和地方乡绅。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国走回传统社会力量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国普通老百姓。（董玉振按：西方学者在看待毛泽东时代时，幷不拘泥于人权、民主等局部，他们在接受被夸大的毛泽东时期政治运动受害人数的情况下，却能从更宏观视角看待毛泽东时代的全方位贡献和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相反，中国学者则拘泥于少数受害者的不幸，进而忽略那些对整个国家更具根本性的贡献。）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1968年，意大利米兰群众走上街头支持毛泽东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标毛泽东是今天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制度设计人，而不仅仅是开国元勛。（摘语上写着’‘毛泽东的马列主义哲学万岁”摘自：www.cmilitary.com，2001年7月16日。没查到正式出版物来源，但部分代表笔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