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幸福的可能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人的本性：追求幸福
幸福不是生活的甜味剂，而是根植于人性的一种追求。英国哲学家密尔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愿意做快乐的猪，还是愁眉苦脸的苏格拉底？”也就是说，人和动物的追求是不同的。当我们探讨幸福时，我们探讨的是人的幸福，而非动物的快乐。
在中国哲学中，被尊称为“亚圣”的孟子也说过“食色，性也”。不可否认的是，“食色”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大多数动物的本性。但孟子认为，人作为天地间的万物之灵还拥有良知，良知或者说道德可以被看作人的一种独特本性，“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西方哲学对于人性的规定和中国哲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最著名的定义来自亚里士多德，他将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此外，他在《形而上学》这本书的开头还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所有人按其本性都在追求知识。”这句话也许会令我们感到困惑：追求知识怎么可能是人的本性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追求幸福与追求知识之间有着一条看不见的红线，而这两种追求都根植于人的本性。如果我们将上面这句话改为“所有人按其本性都在追求幸福”，那么想必反对的声音就会小很多了。
对于一个幼儿来说，吃零食与看动画片也许是最幸福的生活方式，即便他甚至不知道“幸福”这个概念，但追求这种生活方式的自然倾向是很强烈的。
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放寒暑假也许是最大的幸福。
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学业有成也许是最大的幸福。
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成家立业也许是最大的幸福。
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孩子乖巧懂事与事业成功也许是最大的幸福。
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身体健康与儿孙满堂也许是最大的幸福。
不同年龄的人都在追求着一个或多个大的人生目标，这些目标最终都指向他们所理解的“幸福”。但为什么所有这些追求都指向同一个东西，即幸福？什么是幸福？幸福与人的本性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对幸福的反思：摆脱童稚状态
追求幸福与对幸福进行反思是不一样的。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当我们还处于童稚状态的时候，我们还不具有反思能力。童稚状态是一种天真烂漫的状态，而对幸福的反思意味着我们已经摆脱了童稚状态。
毋庸置疑，童年这个生命阶段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即将成年时或者成年以后偶尔怀念一下它也是一件乐事，但试图返回到这种状态中去就不现实了。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是沉溺于过去，那他的人生多半会成为一个悲剧（或是喜剧）。
当今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成功学、各种心灵鸡汤，它们向人们提供了种种获得成功与幸福的方案，但都回避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是幸福？如果关于幸福有着五花八门的定义，那么我们应该去追寻哪种“幸福”呢？是财富、荣誉、快乐，还是健康？抑或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幸福？
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各种各样的文化消费品，例如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广告，都在给我们“洗脑”或者说兜售幸福：幸福是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或帅气的丈夫，最好还要有两个可爱的孩子，然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这种图景早已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鸦片，大多数人都很难摆脱这种鸦片的麻醉作用。
处于学生阶段时，我们都不喜欢单调与枯燥的学习，都恐惧和讨厌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的考试，直到高考完，那些书本和试卷才从我们眼前消失不见。但人类是一个奇特的物种，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今日的汗水是为了明日的欢愉，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当然付出和回报并不总是对等的），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洒下汗水，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工作中。为了美好的幸福愿景，任何辛苦与劳累都值得忍耐。
孔子说自己“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讲得真好。在十来岁的时候，人进入了多愁善感的青春期，有了困惑和迷茫之后才“志于学”，才开始反思生活、追求智慧。如果说“哲学”这个词的希腊文“philosophia”的原意是“爱智慧”，那么十来岁的青少年就开始爱智慧了，换句话说，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
“十五志于学”，这里所学的东西是指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去追求幸福。但这件事很难，即便孔子也要经过十多年的反思与学习，到了三十岁左右，才真正成人了，或者说在人生的道路上“站立了起来”。成人并不意味着不再有烦恼与困惑，恰恰相反，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成年人肩上的担子甚至更为沉重：上有父母下有孩子，旁边有人生伴侣，在生活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在工作中还有领导、同事；再往大了点说，每个人都是国家与社会的一员，都是宇宙中的一朵浪花。
每一种身份都意味着一份责任。例如，作为父母，就有抚养子女的责任；作为朋友，就有在朋友有难时伸出援手的责任；作为宇宙的一分子，我们都应该保护环境；等等。每一份责任都是一副重担，这样想来做人真的是挺累的。正如宋朝诗人辛弃疾在一首词中写的那样：“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而立之年的成年人被各种生活琐事困住了，对一些问题反而不如十来岁的青少年来得敏感，在这个意义上，青少年甚至更加爱智慧，更加符合“哲人”的定义。当年苏格拉底是因为“腐蚀青年”的罪名被处死的，他探讨哲学问题的伙伴主要是青年人，大概他也意识到了只有青年才真正地充满了对智慧的爱吧。
幸福的答案：没有标准
当我们摆脱童稚状态、“困知而求学”的时候，我们能够获得人生的智慧吗？“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想先来讲两部电影。
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部经典的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号》，它的导演是后来拍《阿凡达》的詹姆斯·卡梅隆，里面的男女主人公是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与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在电影中，男女主人公初识于泰坦尼克号这条船上，然后他们相爱了，但不幸的是，浪漫的爱情遇上了无情的灾难。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并最终快要沉没时，男主人公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女主人公。现实世界中的爱情消失了，但他们的爱情并没有消失，不仅在幸存下来的女主人公心里一直存在，直到今天，通过电影它还能感染我们。现代人歌颂爱情时会说“爱情是永恒的”，似乎所有爱情都是柏拉图式的，都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还存在于一个永恒的理念世界中。[1]
实际上，这个爱情故事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幸福观：浪漫的、至死不渝的爱情是一种幸福，甚至高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的幸福。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在悲剧式的爱情中也能感受到幸福，它甚至比各种兜售幸福的广告更能触动我们的心灵。我们也许会想：“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各种各样的答案都是对的。
虽然《泰坦尼克号》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但里面所颂扬的爱情毕竟经过了艺术的升华。十几年后，迪卡普里奥和温斯莱特又合作了另外一部电影——《革命之路》[2]。它所讲述的则是另外一种爱情故事：一开始和在《泰坦尼克号》中一样，男女主人公相遇相知相爱；他们最终走入了婚姻殿堂，但婚后的生活却矛盾重重、争吵不断。当女主人公怀孕之后，他们打算一起迁居浪漫之都巴黎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然而最终计划没能实现，女主人公选择了流产并死在了医院里，男主人公后来生活在无尽的悔恨之中。
艺术的魔力在于，同样都是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一部电影让爱情上升到了云端，另一部则让它沉到了海底。也许后一个故事对于年纪小一点的朋友来说还有点隔阂，懂得世事无常是需要时间的，但有一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幸福就像水中月、镜中花，当你想去抓住它的时候，它就消失了。
“像狗一样活着”
“什么是幸福？”虽然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这并不是说每个答案都是正确的与合理的。例如“幸福就是像猪一样活着”这个答案在我看来就不合理，虽然我们有时很羡慕猪不知忧愁、没心没肺地活着，但想必没有人愿意成为猪。
有趣的是，哲学史上有一个学派叫作“犬儒学派”[3]，它之所以获得这个名称是因为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例如著名的第欧根尼，号召“人应该像狗一样活着”。为什么呢？
首先，狗对生活的条件是无所谓的。对于狗来说，住在繁华的大都市还是住在偏远的乡村并没有什么分别，狗更不懂得名牌衣服和包包为何物，温饱解决了就可以了，没追求也就没烦恼。
其次，狗是没有羞耻感或者说虚荣心的。假如狗有羞耻感或者虚荣心，那么就无法做到对生活条件无所谓，这对于人来说也是一样。有时我们追求名牌产品并不是因为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有多高，而是虚荣心作祟。
据说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里，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以及一件斗篷、一个棍子、一个面包袋。有一次他正在晒太阳，这时亚历山大大帝前来拜访他，问他需要什么，并保证会兑现他的愿望。第欧根尼回答道：“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大帝后来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第欧根尼。”
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犬儒学派的基本特点，他们蔑视权力与财富，将生活欲望减到最低，过着无所事事、合乎自然状态的生活。犬儒学派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人能够不动心，也就是说，不为欲望所困，不受情绪的干扰，因而这样生活的人是幸福的。在犬儒学派这里，幸福意味着不动心或者说灵魂的平静。
这种幸福也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的否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受欲望的驱使，欲望的无法满足给我们带来了痛苦，欲望的满足给我们带来了短暂的快乐以及随之而来的空虚，因而犬儒学派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舍弃欲望的、与日常生活相对的生活方式。
这种观点对于受佛教文化影响很深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就是“诸漏皆苦”。犬儒主义的幸福观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的生活之所以充满烦恼，原因在于有过多的欲望，因而欲望的节制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在我看来，犬儒主义的问题在于，就像佛教一样，它无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契合。它主张的是对日常生活的舍弃，人活在世上既不需要家庭，也不需要社会与国家，更不需要去创造过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任何外在的目的对于人生来说都是无意义的，人仅仅“自然地”活着，“像狗一样活着”。说到底，犬儒主义是一种消极主义的人生哲学，无法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
虽然犬儒主义主张像狗一样生活，无法成为一种普适性的伦理学，但它实际上是一种高贵的人生哲学。当代艺术之父杜尚[4]回顾他的一生时说：
首先，我很幸运，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为了糊口去工作。我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为了糊口而工作是挺傻的。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不必为糊口而生。感谢我的运气，使我不必“下海”挣钱。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我得以长时间地过着单身生活。这样，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通常人的生活轻松多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没生过什么大病，没有忧郁症，没有神经衰弱。还有，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点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了，我是生而无憾的。[5]
杜尚叙述了他自己的幸福观，幸福意味着无欲无求的、心态平和的世俗生活，按照这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无须工作、妻子、孩子、房子、车子，也无须做出什么成就或者说实现自我，不难发现，杜尚的幸福观与犬儒主义非常接近。但正如杜尚所承认的那样，他的幸福是建立在他的幸运基础之上的，年轻的时候他受到了父亲的慷慨资助，后来他依靠出售自己的作品为生，并且他也没生过什么大病，老了以后还领着美国政府的养老金。
杜尚的幸福观代表了一种温和的、世俗的犬儒主义。他不执着于任何世俗的价值观，但也不强烈地反对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生活态度很接近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明哲保身”，生活于世俗社会中并且能做到全身而退，这无疑需要高超的生活智慧。
杜尚的名言是：“我最好的艺术作品就是我的生活。”可见，他对生活与艺术都保持着清醒的、深刻的认识。犬儒主义，尤其是世俗版本的犬儒主义，是颇具诱惑力的，但在哲学上我们很难赞同它。
超越城邦生活：高贵的可能
在关于幸福的各种哲学论述中，我比较欣赏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让我们先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生平。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这座城市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相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御医。
17岁时，他赴雅典柏拉图学园就读，直到柏拉图在公元前347年去世后，他又继续待了两年，但由于学园的新首脑比较赞同柏拉图哲学中的数学倾向，令亚里士多德无法忍受，便离开了雅典。此后，他开始游历各地。
离开学园后，亚里士多德先是接受了先前的学友赫米阿斯的邀请访问小亚细亚。赫米阿斯当时是小亚细亚沿岸的密细亚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还娶了赫米阿斯的侄女为妻。但在公元前344年，赫米阿斯在一次暴动中被谋杀，亚里士多德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和家人一起到了米提利尼。
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又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召回故乡，担任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的老师。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非常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
公元前335年，腓力二世去世，亚里士多德又回到了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他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及其附近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地区。他在这里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这个学派的老师和学生习惯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讨论问题，因而得名为“逍遥派”。
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雅典时，那里立刻掀起了反马其顿的狂潮。雅典人攻击亚里士多德，并判他为不敬神罪，当年苏格拉底就是因不敬神罪而被判处死刑的。因而亚里士多德逃离了雅典，他说自己逃离的目的是为了“不让雅典第二次对哲学犯罪”。
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因身染重病离开人世，终年62岁。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位集大成者，整个科学体系及其划分是由他奠定的。如果浏览他的全集，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的著作包含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动物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心理学、家政学、逻辑学、修辞学、诗学、形而上学等。
从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不难发现，他终其一生都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他与马其顿宫廷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但他并没有很大的热情直接参与政治。虽然他认为伦理学只是政治学的一部分，因为伦理学探究的是个人幸福，而政治学探究的则是城邦中所有人的幸福，但他认为最好的、最幸福的生活方式是超越于城邦生活或者说政治生活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伦理学不仅是贵族式的，而且是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
下面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他的幸福观。首先，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人的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方式
亚里士多德认为，享乐的生活方式是人与动物共享的。人也有动物性的一面，需要满足肉体的基本需求，快乐是需求的满足所带来的。但肉体的快乐或者说享乐的生活方式等于幸福吗？
如果我们问很多人什么是幸福，他们的回答都会是快乐。甚至美国宪法里都讲人天生拥有追求“happiness”的权利，在英语中，“happiness”既有“幸福”的意思，也有“快乐”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幸福等于快乐”的观点受到了多么广泛的认可。
但什么是快乐呢？大家也许会想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自己是快乐的，并且知道快乐是什么样的，追问“快乐是什么”这样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干吗呢？
那让我们先放下这个问题。但接下来我们又会碰到“像猪一样的幸福生活是否值得过”的问题。
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诺齐克曾经提出过一个“体验机”的思想实验[6]：
我们可以给某个人的身上插上各种营养管以维持他的生命，并且给他的大脑接上各种电极，通过刺激他的大脑皮层让他不断产生快乐的感觉，例如让他看到各种美景、听到各种美妙的音乐等。值得指出的是，电极人的生活与猪是不一样的，猪看不到各种美景，大概也听不到各种美妙的音乐，还时时面临着被屠宰的危险，所以看上去电极人的生活是比猪的生活更值得一过的。
今天在技术上实现这个思想实验应该没有多大的困难，但诺齐克提出了这样一个哲学问题：这个“电极人”的生活值得一过吗？
电极人的生活与猪的生活在本质上是没有多大分别的，我们很难接受它的一个原因在于，这种生活看上去不怎么像人的生活。大家也许能够赞同的是：虽然我们都追求快乐，但我们追求的快乐既不是电极人的快乐，也不是猪的快乐，而是人的快乐。
这就是说，快乐是有很多种的。听一首莫扎特的音乐所产生的快乐与吃一个冰激凌带来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对于后一种快乐，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是肉体快乐，而前一种快乐则是精神上的。即便对于没受过教育、生活贫苦的人来说，仅仅追求肉体快乐也是不够的，他也需要家庭带来的快乐（这被传统中国人认为是最高的快乐，即天伦之乐）、与朋友交往带来的快乐等其他“属于人的快乐”。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第二种生活方式了。
政治的生活方式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享乐的生活方式之外，人还在城邦或者说社会中追求荣誉，这构成了第二种生活方式——政治的生活方式。[7]
对于当时的古希腊人来说，追求荣誉是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如果大家看过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特洛伊》的话就会知道，《荷马史诗》中最受推崇的英雄阿喀琉斯去特洛伊打仗不是为了抢夺财宝，甚至也不是为了保卫家园，因为他自己的城邦没有受到威胁，他去打仗的真正原因是追求荣誉（glory）。古希腊人认为在战争中赢得荣耀的英雄接近于不朽的神，这有点像中国人把关公奉为神一样。
另外一个追求荣誉的例子是奥林匹亚运动会。它对于古希腊人来说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古希腊人会拿它来做纪年的标志，当时公元纪年还没有产生，因此古希腊人纪年的方式是“第×届奥林匹亚运动会前（或后）×年”。
奥林匹亚运动会这么重要是因为古希腊人崇尚身体的强壮，这种观念直到今天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如果说古希腊人推崇身体强壮有其现实目的，例如打仗，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推崇它呢？例如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令全国人民都那么激动，有什么道理呢？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田径运动员苏炳添以9.83秒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并打破亚洲纪录，成为首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我们认为他们都非常了不起。但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回答说，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但这个回答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类直到今天还推崇身体上的强壮。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获得桂冠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而之所以把荣誉赋予运动员是因为他们实现了身体上的卓越（excellence）。也就是说，古希腊人推崇奥林匹亚精神是在推崇一种卓越或者说优秀，正如他们推崇伟大的悲剧诗人与艺术家一样。
在古希腊语中，人们将卓越称为“德性”（arête）。在哲学中，我们需要区分“德性”与“道德”这两个概念，德性是一个含义更广泛的概念，道德实际上只是一种卓越或者说德性，亚里士多德将它称为“伦理德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说的：追求荣誉实际上是在追求德性。荣誉是社会共同体对于具有德性的、卓越的人的奖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追求荣誉或者说追求德性的生活方式是社会性的，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培养个人的德性，成为卓越的人，并且获得荣誉。如果我们都像孤岛上的鲁滨孙一样生活，那么我们是不需要追求德性与荣誉的。
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被问一个问题：长大后想做什么？我们的回答往往是科学家、宇航员、消防员、企业家等。但其实这个问题很愚蠢，因为小孩子还不懂得要成为一个什么人的意思，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开始思考人生，只有到了差不多青春期的时候人才开始有了反思能力，才会开始思考各种人生问题。而当我们思考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将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很多因素，例如，能挣多少钱、自己的兴趣、社会的需求等。而古希腊人的生活智慧是，人活着应该追求卓越与荣誉。卓越与荣誉应该是一个比快乐更值得我们追求的目标。你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有道理吗？
接着我们来谈第三种生活方式。
沉思的生活方式
第三种生活方式是沉思。在具体介绍这种生活方式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三种生活方式是层层递进的。
“层层递进”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它意味着后一种生活方式是好于前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卓越与荣誉的生活方式好于享乐的生活方式，而沉思的生活方式又好于追求卓越与荣誉的生活方式；其次，后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前一种生活方式为基础的，这就是说，追求卓越与荣誉的生活方式要建立在享乐的生活方式基础之上，而沉思的生活方式则要建立在前两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下面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两点。
关于哪种生活方式更好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人对生活的看法都来自社会中的流俗意见，而所谓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人常常是这样来思考问题的：“我要怎样生活？我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Over！”
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活方式是有好坏之分的。前面我们讨论过猪与电极人的生活为什么不值得过的问题，我们的一个理由是，它们看上去不怎么像人的生活方式。对于人来说，要有家庭、工作、朋友等才能过上好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过上美好生活。
当然也会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一个人躲到深山老林中去修行，或者和爱人一起私奔到天涯海角，从此过上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在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但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虚构的浪漫，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家人或者朋友都孤立你，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很多哲学家都告诉我们，他人对于我们的意义常常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加重要。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人是一种政治或者说城邦动物，这个观点是很高明的，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中获得各种生活必需品，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各种卓越，例如成为科学家、企业家等。但更重要的是，人对同类有着一种本能的心理依赖感，只有当我们爱着别人，也同时被别人爱着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到幸福。所谓的离群索居的生活梦想恰恰是在我们被他人深深伤害之后才会产生的一种想法，它其实是一种对于生活的逃避，而我们应该主张的是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精神，“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对吗？
上面讲的也许可以说明亚里士多德的一个主张，那就是政治的、社会的生活方式要好于享乐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更符合人的本性。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沉思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沉思的生活方式要好于政治的、追求卓越与荣誉的生活方式？
因为在亚里士多德与古希腊人看来，人与动物的本质性差异在于拥有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因而如果说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能够实现身体上、情感上与勇气上的卓越，那么还有一种卓越是没有实现的，那就是理性的卓越。
简而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成为一个拥有强壮、勇敢、正义、大方、节制等德性的人还是不够的，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实现理性上的卓越，而这意味着过上沉思的生活。当然，我知道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也有点不切实际。在后面我会具体地解释这种生活方式，为亚里士多德做一点辩护。
接下来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后一种生活方式要以前一种生活方式为基础。当人作为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的时候，需要喝奶、睡觉，也需要穿衣，婴儿和一个小动物并没有什么两样，为了维持生命都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人才能够生存与发展。有人也许听说过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8]提出的需求理论，他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
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是人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如空气、水、吃饭、穿衣、性欲、住宅、医疗等。如果得不到满足，人类的生存就会成问题。这就是说，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层需求，也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强大动力。
安全需求
安全需求要求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等。安全需求比生理需求较高一级，当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就要保障这种需求。每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的人，都会产生安全感的欲望、自由的欲望、有防御实力的欲望。
社交需求
社交需求也叫归属与爱的需求，是指个人渴望得到家庭、团体、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和理解，是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求。社交需求比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更细微、更难捉摸。它与个人性格、经历、生活区域、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都有关系，这种需求是难以察觉、无法度量的。
尊重需求
尊重需求可分为自尊、他尊和权力欲三类，包括自我尊重、自我评价以及尊重别人。尊重需求很少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但基本上的满足就可产生推动力。
自我实现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等级的需求。满足这种需求就要求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自我所期望的人物。这是一种创造的需求。有自我实现需求的人，似乎在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地、活跃地、忘我地、集中全力全神贯注地体验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马斯洛对于需求的分层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形式的划分基本是对应的，处于最底层的都是人的生理需求，其次是人的各种社会性需求，安全、社交以及尊重需求都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实现。而只有当这些需求被满足后，人才能够很好地去追求自我实现。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沉思生活的前提是闲暇，只有当人既不为物质生活，也不为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所迫时，才能够很平静地去过沉思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沉思的生活是人的最高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它意味着幸福。
亚里士多德说的沉思不是佛教、基督教以及各种神秘主义所主张的那种沉思，而是指一种理性认知活动；并且它不是泛指一切理性认知活动，而是指与日常生活需要无关的、对永恒不灭的对象的沉思活动，亚里士多德将这种对象称为“高贵的、神性的事物”。古希腊人把数学对象、天体以及神都归为这一类对象，因为这三类对象在他们看来都是永恒不灭的。与之相应，数学、物理学以及形而上学都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沉思活动。
沉思的古希腊语是“theoria”，就是英语“theory”（理论）一词的来源。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指导实践或者说生活，恰恰相反，实践或者说生活的最终目的是理论或者说沉思。
也许大家会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赋予这三种学科以如此崇高的地位，难道关涉人类生活的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不重要吗？这些学科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它们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属人的事物，人的情绪、意志、欲望等因素都是这些学科所必须考虑的，因而它们无法达到数学或物理学那样的精确性与普遍有效性。
此外，它们研究的对象是“人的事物”，而不是“神性的事物”。人类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者，我们出生、生活、死亡，只是世界的过客而已，而世界本身即便不是永恒的，它的持续时间和人类的寿命也不是一个量级的。因而，从研究对象上来看，经济学、政治学等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学科不如数学、物理学或者形而上学来得高贵，至少古希腊人是这样来看待人类知识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了不起的西方思想。在人类的蒙昧时期，科学还没有诞生，人类精神的最初表现形式是图腾崇拜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接着在各个民族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神话以及原始宗教；直到西方哲学出现，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并不是理性的，而是与各种各样的信念、想象混杂在一起的。
西方的第一个哲学家是古希腊的泰勒斯（公元前7世纪出生），他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古希腊城邦米利都（现在土耳其境内），他所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而他的答案是：“水。”由此人类精神上升到了抽象理性的阶段。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哲学家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本原而生成的，无论他们所找到的本原是元素（自然哲学）、数（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是理念（柏拉图），他们对于世界的解释都不再是凭借信念与想象，而是凭借理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作为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才自然而然地认为物理学、数学以及形而上学是最高贵的科学。人类对于知识的追求是超越于日常生活的需要的，数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丈量土地与收税，物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制造蒸汽机或者火箭，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世界本身。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于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在他看来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才能理解《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所有人按其本性都在追求知识。”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在追求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显然很多人追求的并不是知识。对于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如果按人的本性自然发展，那么人生活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知识与真理。
通过上面的阐述，也许大家能够赞同将追求知识或者说沉思作为最高的生活形式，然而大家也许会问：“它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说沉思意味着人的幸福，那么它仅仅作为最高贵的、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不够的；所有人追求的是幸福与快乐，最高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就适合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像亚里士多德一样的贵族，还得为柴米油盐奔波。
虽然亚里士多德并不赞同“幸福是快乐”这种快乐主义的观点，但他认为“幸福应该包含快乐”，并且“幸福并不仅仅应该包含快乐”。简而言之，快乐只是幸福的一部分，我们还应该追求卓越与荣誉，甚至还必须有闲暇，以便能够进行沉思。那么幸福是不是快乐、德性（荣誉）以及沉思活动的总和呢？
也不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仅吃喝玩乐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拥有德性、获得荣誉同样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即便没有获得其他人的赞许，成为一个优秀的田径运动员或者钢琴家也是一件人生乐事，难道不是吗？同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沉思活动也是伴随着快乐的，解决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发现相对论这种巨大的科学成就会令科学家感到快乐，甚至回答出一个几何学难题也会令一个中小学生感到快乐，这种快乐与肉体快乐并不相同，而是“智性的愉悦”。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活动不仅是最好的、最高贵的活动，而且是能够带来快乐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能够被称为幸福。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提出，沉思活动是“最自足的”，因而意味着一种完满的幸福状态。但正如前面所讲到的那样，沉思活动是以物质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为基础的，即便再伟大的哲学家也没办法饿着肚子搞哲学，假如不是生活在一个安定与繁荣的社会中，而是不断地颠沛流离，那么闲暇这种进行沉思活动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具备，沉思活动也就不可能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当然可以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行质疑，但他也是承认沉思活动的这些前提条件的：
人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本性对于沉思是不够自足的。我们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得到事物和其他的照料。但尽管幸福也需要外在的东西，我们不应当认为幸福需要很多或大量的东西。因为自足与实践不存在于最为丰富的外在善和过度之中。做高尚（高贵）的事无须一定要成为大地或海洋的主宰。只要有中等的财产就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有中等的财产就足够了。因为，幸福的生活就在于德性的实现活动。梭伦也对幸福做过很好的描述。他说，那些具有中等程度的外在善，做了自己认为是高尚（高贵）的事，并节制地生活了的人们是幸福的。因为，有中等程度的外在善就可以做高尚（高贵）的事。阿那克萨戈拉也似乎认为富有的人和有权势的人并不就幸福。[9]
亚里士多德很清楚地认识到了沉思活动或者说幸福的前提条件，但他认为这些前提条件并不难达到，拥有了中等程度的外在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成为中产阶级就足够了，这个标准在当今时代并不难达到。只不过沉思实际上是很费脑细胞的，在现实生活中，衣食无忧并且有闲暇时，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进行一些轻松的娱乐活动。在今天，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需要借助于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因而很难说是自足的；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读书和思考并不依赖于很多外在条件，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兴趣与意愿，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的依然是对的，“沉思活动是最自足的”。
结语：幸福与友爱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与友爱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来作为结语。
上面的介绍也许使得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是个人主义的。在他看来，幸福既非物质上的满足或者说肉体上的快乐，也非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荣誉，而是自足的沉思活动，它是无须依赖他人的。从这个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确实持有一种个人主义的幸福观。但他的个人主义却是相当温和的，虽然他认为幸福在于沉思，但是他承认幸福的人也需要朋友。
人们说，享得福祉的、自足的人不需要朋友。因为，他们自身已经应有尽有，并且——因为自足——不可能再增添什么了；而朋友作为另一个自身，只是在补充一个人不能自身产生的东西。所以有这样的话：“若有神佑，谁还需要朋友？”[10]
亚里士多德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在他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预设了这样一种想法：朋友意味着对自己有用的（例如生意上的伙伴）或者是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人（例如牌友），因而如果一个人已经是幸福的，那么他就不再需要朋友了。
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友爱存在于有德性的人之间。我们与朋友建立真正的友谊，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卓越的、杰出的，或者拥有高尚的品德，而不是因为他们能给我们带来利益或者快乐。其实，这种友爱就是中国人说的“君子之交”，和高贵的人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据说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曾经说过：“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在上面的引文中有一句话是：“朋友作为另一个自身。”柏拉图在《会饮篇》里曾借助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之口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爱人是自我的另一半。只有拥有另一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才是完整的。这个观点到现在还很流行，但它其实蕴含了一种自恋情结，即我们每个人在寻找爱人的时候都只是在寻找自己。简单来说就是，同类相吸，相类似的人才会相互吸引。这个观点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中也得到了证实。亚里士多德也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友爱的本质是自爱，我们对朋友的友爱实际上是在爱“另外一个自身”。
我们中国人把真正的朋友称为“知己”或“知音”，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广为流传。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这也是一种常识。但亚里士多德指出，坏人之间是很难成为朋友的，因为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他人的利益。我们设想一下，两个喜欢在背后讲他人八卦的人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吗？如果他们成了朋友，那么他们的友谊能够持久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都不喜欢其他人在背后讲自己的八卦，即便喜欢讲八卦的人也不喜欢被讲，也就是说，喜欢讲八卦的人之间除非“约法三章”，否则他们是无法成为朋友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其实已经是作为“好人”才成为朋友的了；并且他们的友谊要保持下去，必须在其他方面也成为“好人”，否则友谊的小船就会说翻就翻。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真正的友谊只能存在于有德性的人之间，或者说君子之交才是真正的友谊。
上面的讨论也已经蕴含了这样一个观点：自爱和自私是不一样的。亚里士多德指出，虽然对朋友的友爱意味着一种自爱，但自爱并不意味着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相反，自私自利的人是很难和其他人做朋友的，因为友谊是一种“爱”，一种对他人的善意，并且是相互的，而一个人越是自私自利，对他人的善意就越少，反过来能够获得的他人的善意也就越少。所以，适度的自爱或者说“自恋”并不会妨碍友谊，自私自利才会。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他怎么会爱其他人呢？一个自尊自爱的人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与友爱。
关于友爱或者说友谊，亚里士多德还提出，幸福与快乐是需要与朋友分享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此外，他还认为，真正的朋友不可能有很多，每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很有限，并且知音难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也许大家并不完全赞同，我自己也有一些保留意见。例如，在我看来，现代人已经不可能有一致的幸福观了，幸福的意义必然是复数的，并且对于现代人来说，自愿的选择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于幸福的探讨是从对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出发的，这在今天已经是很难行得通了。但我们也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一方面是很接地气的，他强调幸福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体现了一个伟大的心灵对于人类生活的思考。希望这一讲能给大家一些关于幸福的启迪。
（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陈勇）
[1]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了“理念论”，他认为，在我们能感觉到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永恒的理念世界，我们只能通过理性才能认识到它。
[2]2008年上映，由萨姆·门德斯执导，根据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3]犬儒学派（Cynicism）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由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西尼创立。该学派否定社会与文明，提倡回归自然，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要求人克己无求、独善其身，近于中国的道家。
[4]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生于法国，1954年入美国籍。20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锋，纽约达达主义团体的核心人，代表作有《下楼的裸女》《泉》等。
[5]皮埃尔·卡巴纳，《杜尚访谈录》，王瑞芸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页。
[6]“体验机”（The Experience Machine）思想实验来自《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一书的第三章。也可参见第一讲“幸福体验机”思想实验。
[7]古希腊社会是一种城邦社会，以一个或几个城市为中心形成了政治共同体，其中最有名的城邦是雅典和斯巴达。“城邦”的古希腊语是“polis”，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指在城邦或者说社会中的生活方式。
[8]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发起者，著有《动机与人格》等。
[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310—311页。
[1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2003，第277—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