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科学、真理与意义
非常荣幸来给大家讲讲哲学。我在十多年前给中学生上过课，教的是物理，这是最基础的科学。现在我在大学当老师，教的是哲学。我从来没有给中学生讲过哲学，但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正好借这次机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一讲主要想跟大家来聊聊关于科学的哲学问题。
对于科学，大家都不陌生。科学和民主，即所谓的赛先生和德先生，一起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民主几乎是“政治正确”的标杆，即便公认最不民主的国家，也要称自己为“民主主义的”。科学所收获的美誉丝毫不亚于民主，我们很少会反对科学，科学甚至直接就代表着“正确”。当我们认为某人的想法或做法不正确时，有时候会直接说“这不科学”，言下之意是，只有科学的才是正确的。
科学一定是好的，就像民主一样，这已经成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成了我们谈论其他话题的背景。然而，哲学却要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什么是批判？就是大家都说好的东西，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好，我们要反思一下，这些东西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一讲我们就一起来反思一下科学。
科学：现代世界图景的提供者
在现代，科学基本被公认为是揭示宇宙真理的唯一途径，大家都认为科学家是最接近真理的人，能够告诉我们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十分可信的“世界图景”（我用这个词是要提醒大家，科学理论即便再可信，本质上也和其他理论一样，仅仅是一幅关于宇宙或世界的画像。如果我们要借助某种理论去了解世界，本质上都无法绕过画像的中介）。比如，任何事物都是由很小的微粒构成的，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存在着的。而我们日常看到的东西，比如桌子、水，并不是根本意义上的实在之物。
科学不但告诉我们宇宙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还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在大约150亿年前发生了一场大爆炸，从中诞生了我们的宇宙、我们所能了解的全部世界，而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也必须求助于科学。
但是在科学没有诞生之前，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来了解世界的呢？科学为我们提供了现代的世界图景，然而在这之前，就西方而言，世界图景的提供者是宗教。宗教告诉我们，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圣经》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了整个世界，第七天他才休息。宗教之前还有神话，我们中国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在西方，各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的神话，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描绘着这个世界。然而今天，科学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一切民族通行的世界图景。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仍有人相信宗教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但这绝非主流；而神话更是沦为了“不靠谱”的别称。
科学不但给我们提供了唯一的真理，而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实质的改变。现在，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科学技术。我们日常所使用的科技产品，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确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我们很难再退回到没有科技的年代了。
偶尔我们也会怀旧，认为以前的日子挺好，会想到科技给我们带来很多害处，比如被污染的环境、不安全的食品。但是仔细想想，真的回到过去，日子可能是没法过的。不说别的，停水、停电一天大家都受不了，科技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即使科学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也相信这些问题将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科学的光辉形象。
科学的“坏”：外星人与爱
我先来和大家一起反思和批判一下科学，讲讲科学的“坏”。平常我们可能考虑不到这些问题，因为科学极其全面地参与和塑造了我们的时代，以至我们很难对它进行反思。它离我们太近了，我们很难对它采取批判的态度。然而，哲学的精神就是批判和反思。说得通俗一点，做哲学就是要学会抬杠。你说什么东西好，我就要反过来问它到底好不好。
我想先通过两个思考向大家展示一下，如果我们接受现代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
“人类一思考，外星人就发笑”
第一个思考与外星人有关。大家都相信存在外星人吧，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权威机构宣布发现了外星人，但是大家仍然相信它们是存在的。因为内在于现代科学世界图景中的平庸原则——即地球是宇宙中一颗极普通的星球——为外星人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我们相信这个图景，因而也相信有外星人。但我们的祖先没有外星人的概念，比如在宗教提供的世界图景中，是上帝创造了我们这种唯一的万物之灵。
如果相信有外星人，那么也应该相信，其中有些外星人的智力比我们高出很多。或许它们看我们，就像我们看猪一样。科学承认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科学告诉我们，智力是由大脑结构决定的，那么当然可能存在一种非常发达的大脑，有这种大脑的外星人和我们的差距就像我们和猪的差距一样大。但是如果是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所谓宇宙真理在这些外星人看来not even wrong[1]，简直是荒唐可笑的。俗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2]，我们可以改写为：“人类一思考，外星人就发笑！”
想一想，如果你养了一头猪，有一天，它似乎陷入了关于世界奥秘的沉思。但一头猪能思考些什么问题呢？你会觉得很可笑。科学一方面声称描绘了宇宙的真实图景，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外星人这种东西，使得我们自己在智力的等级上可以被无限贬低，甚至低到和猪一样的水平。因为可能在外星人看来，地球人和地球猪之间的智力差距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保证这么笨的人类发展出的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是真实的呢？很多大物理学家都相信，宇宙最终的奥秘终将被我们所揭示，他们对所谓大统一理论的兴趣和追求动力正来源于此信心。但你们不觉得揭露宇宙终极奥秘这件事很像一场特别针对我们人类设计的游戏吗？否则怎么这么巧恰好能让我们这种并不特殊的物种中最聪明的那一小撮人仿佛努力个几代就能做到呢？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放弃科学宇宙图景的真实性，那么也没有必要再相信它的推论，即有一种智力超绝的外星人可以分分钟秒杀我们人类。
刘慈欣[3]在《三体》中讲了一个关于农场主和鸡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从罗素《西方哲学史》“休谟”那一章中抄来的思想实验。一个农场主养了一群鸡，每天中午11点会给鸡喂食，鸡当中出了一只“科学鸡”，它开始对这个现象进行思考。其他的鸡一到点就去抢食，而这只“科学鸡”总结出了规律。它总结出，每天11点有食物从天而降，这个伟大的规律在鸡一生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就像牛顿的三大定律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都被证明是有效的一样。但是有一天11点到了，这次农场主并没有来喂食，而是把鸡，或许就是这只科学鸡，抓去杀了——养鸡最终是为了吃的。这时候，这个规律就被推翻了。
现在假设我们就是一群鸡，我们的饲养员是一个外星人。那么在它看来，我们现在总结出来的定律错得离谱。这太打击我们理解宇宙的信心了。在科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比如基督教的世界图景告诉我们，上帝按照自己灵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人，人有一个灵魂。宇宙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要创造出一种智慧的生命去理解他所创造的宇宙。一个全能的神把世界创造出来，极有可能是要造一个东西可以理解这个世界，欣赏这个世界。
从宗教观点来看，人类是可以理解宇宙的，虽然我们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但科学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评价哪个世界图景更接近世界的真相，只说我们更愿意接受哪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宇宙，还是有可能这个宇宙复杂到我们根本理解不了？你们自己想想，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更愿意接受哪一个故事？
被激素解构的爱
科学不仅要告诉我们大自然是怎么回事，还试图对人类事务指指点点。因为按照科学的世界图景，人类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第二个思考和人类最珍贵的“爱”有关。
比如母爱，这个被历代诗人和作家反复歌颂过的伟大情感，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不过是受某种激素控制的本能，而且是任何一个生物都必然具有的。如果一种动物没有保护下一代的本能，就无法进化至今。假设曾经有一种生物，它的本能是产下幼崽后就将其全部吃掉，那么这种生物只能延续一代就灭绝了，甚至第一代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因此，能经历自然淘汰留下的物种都具有保护自己孩子的本能。我们人也只是不例外而已。
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看，母爱这种伟大的感情只不过是一种由特定激素驱使的本能，是一种母亲生了孩子以后必须要释放的东西。有一部纪录片叫《帝企鹅日记》[4]，它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母企鹅生完蛋之后，公企鹅负责孵蛋。公企鹅孵蛋非常投入，其中有一只企鹅把蛋弄丢了，结果它非常焦虑，最后硬是找了一个石头当蛋孵。这充分说明它对蛋的爱是自己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受到本能驱使的被动行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就会觉得企鹅的父（母）爱并没有那么伟大。
然而，我们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演化论告诉我们，人是由猿猴变来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会不会觉得母爱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仅如此，我们所认为的一切好的东西，包括友情、亲情、爱情，都只是一些激素而已。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大概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你们相信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真理，那么几乎所有对我们意义重大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科学取消了意义。
因此，这一讲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聊一聊科学，一个角度是真理，另一个角度是意义。
科学与真理
波普尔：朴素的证伪论
首先我们来谈谈科学与真理。什么是科学？我们讲了这么多科学，大家对科学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物理学肯定是科学，但是数学是不是科学？哲学是不是科学？对此，大家可能有点疑问。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给科学下了一个定义：科学命题是可以被证伪的命题。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现在有一个命题：“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波普尔之前的一些哲学家认为，如果这个命题是科学命题，就应该可以被证实。怎么证实？我们去观察一只一只的天鹅，看看它们是不是白色的，如果这些天鹅都是白色的，那么我们就证实了这个命题。
但是波普尔认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天鹅都看一遍，即便可以将目前世界上的天鹅都看一遍，但已经死了的和未出生的天鹅怎么算？因此，波普尔说，科学命题是不可能被证实的，因为它们是全称命题。
然而，波普尔认为，全称命题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我说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有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那么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科学的命题是可以被证伪的命题。这句话并不能被理解为科学命题都是错的，而是说，科学命题在原则上是可以被证伪的。
一切命题，在原则上能被证伪的，才是科学命题，否则就不是科学命题。当我们说一切天鹅都是白色的时候，我们应该判断这个命题在原则上是否可以被证伪。显然，如果能找到一只黑天鹅，这个命题就被否定了。这反过来说明原来的命题是科学的。这就是波普尔对科学的定义。
有了这个定义后，我们来检验弗洛伊德[5]提出的一个命题：“人人都有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我们来看看它是不是一个科学命题。来看以下两段对话：
你爱你母亲？
嗯，我是。
你有恋母情结！
你爱你母亲？
不，我恨她。
你在抑制你的本性，说明你爱你母亲，你有恋母情结！
可以看出，这个命题在原则上是不能被证伪的，就是说无法找到反例，第二段话好像找到了反例，结果又被他说圆了。因此，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命题不是科学命题。类似的例子还有算命先生常说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如果你说他算得不灵，他会说你心不诚，因此算命在原则上也不能被证伪。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请大家看看以下哪个命题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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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基本组成是物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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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11年5月21日是世界末日。
——哈罗德·康平[6]
按照我们平常的观点，似乎马克思的命题比康平的命题更科学；然而，按照波普尔的标准，第二个命题反而更科学。因为原则上我们无法证伪第一个命题。以前我们认为物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后来科学家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它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们也被认为是物质。马克思的命题无法被证伪，因为我们对物质的概念没有一个不变的清晰定义。“物质”这一概念的外延可以被不停地扩大，像一个大麻袋，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我们来看第二个命题。距离预言的时间过去十多年了，世界末日并未降临。因此，这个命题是一个假命题。但是按照波普尔的标准，它却是科学命题。因为它可以被证伪，而且已经被证伪了。所有的科学命题都应该有这一特征，否则它就不是科学命题。科学命题可以被证伪，就是说，它对于未来的经验是开放的。现在对的东西未来可能被证明是错的。科学家一定要有这种包容的心态。如果某人发明了一套理论，说不管未来怎么变化，上下五千年不错，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这套理论一定不是科学理论。
波普尔提出的标准在科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共鸣。现在，大多数科学家都接受这个标准。科学先是提出一个假说或猜想，然后用实验来论证这个假说或猜想。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预言光线在大质量的物体附近会发生弯曲，这是一个非常强的预言，很违背我们的常识。最后爱因斯坦的预言被证实了，因此相对论也就被广泛接受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相对论一劳永逸地成了真理。广义相对论有被证伪的可能性，因为它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预言（比如引力波的存在），按照波普尔的理论，这些预言只要有一个被证伪，这个理论就会被无情地推翻。
先提出一个假说，这个假说被实验证实或证伪，证伪以后我们对它进行修正，得到新的假说，然后再被证实或证伪……这就是波普尔设想的科学不断进步的过程。
库恩的范式与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
波普尔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虽然我们不敢说已经获得了最后的宇宙真理，但是因为我们可以不停地做实验、不停地猜测，我们会越来越逼近这个真相，要不然科学家就没有信心搞科学了。比如，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游戏，我在脑子里想好一个人，你问我若干个问题，我回答是或不是，最后你总是可以把这个人猜出来。前提条件是我一开始想好的这个人不能变。科学家设想宇宙真理也是这样，他们假设宇宙有一个最终的真相，我们提出猜想去试探这个真相，反馈的方式就是实验，最后总会越来越接近真相。我觉得大多数科学家就是这样想的，宇宙有一个最终的真相，不管我们的起点多低，不管一开始我们是否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掌握了一套方法，只要不停地实验、不停地提问，最终一定会得到关于宇宙的终极答案。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得到了关于宇宙的终极答案，我们会知道这一点吗？在猜人游戏中，如果你最终猜中了，我会宣布你胜利了。但是在科学探索的游戏中，谁来宣布我们的最终胜利呢？因此，这个所谓的宇宙终极答案是无法被确证的，科学理论始终向未来可能的证伪保持开放，如果科学的本性是可证伪性，那么所谓的终极真理就是一个假想的目标，科学理论的本质必然是假说。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结论：科学探索要预设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这个终极真理在理论上却永远无法确证。那么有没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宇宙终极真理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
波普尔对科学的定义以及对科学进步的设想虽然广为流行，但是有两个人，一个叫库恩[7]，一个叫拉卡托斯[8]，认为波普尔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证伪并不像波普尔想象的那么容易，科学的进步也不是线性的。
回到天鹅的例子：“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结果某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那么是不是一定可以证伪这个命题呢？提出这个命题的人可以辩称，被发现的黑色鸟类其实并不是天鹅。因此它并没有立即被证伪。所以科学命题的证伪不是通过一个例子就可以完成的，科学理论具有很复杂的结构。库恩提出一种范式（paradigm）理论，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知识的累积和线性增长，而是范式的转换。
什么叫范式的转换？不是线性地一步一步前进，而是通过科学革命，科学整体从一个范式转到另外一个范式。库恩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替代牛顿的经典力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进步，而是一种范式的转换。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用来进行科学研究的话语集，包括科学家共同体的本体论承诺（即承认什么是真正存在着的东西）、方法，以及逻辑表达式、模型、范例。库恩没有说清楚这个定义，但是他想告诉我们，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相关，科学共同体认同某个标准，把它当作一个典范，一旦这个典范不适合了，就会转向另外一个典范。范式无法被轻易证伪。只有一个新的范式代替一个旧的范式的时候，科学整体才会发生大改变，库恩称之为科学革命。
我们换另外一个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理论来更清晰地阐释这个问题。他提出一种和库恩的范式很相近的理论，叫作科学研究纲领。科学研究纲领就是一组有着严密的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统，由最基本的理论构成其硬核，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辅助性假设共同构成硬核的保护带。在一般情况下，硬核是不被触动的，无法被经验直接证伪。如果实验给出了与硬核相冲突的反例，硬核不会立即被证伪，因为保护带将做出相应的改变来消化它们。
举一个例子。天文学家发现天王星的位置与牛顿力学的预言不符合，但是这并没有构成对牛顿力学体系的证伪，科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有另外一个天体影响了天王星，结果发现了海王星。科学实践中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即使发现了反例也不会轻易抛弃硬核，而是会提出新的辅助性的假说来缓冲这个反例对硬核的冲击。因此真正的科学理论的硬核部分是很难被证伪的。
我们再用科学史上著名的哥白尼革命——即日心说取代地心说——来阐明范式或科学纲领的意义。在哥白尼革命之前，主流的天文学家信奉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也就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现在我们都认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被当作科学进步的一个典范。然而事实上，当时哥白尼所提出的日心说在天文观测上的证据并不比地心说更有优势，实际上二者都有与观测不符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托勒密的地心说与观测更符合，因为他添加了很多辅助性的假说，例如均轮和本轮，来化解对它不利的观测数据。
反过来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其实有很多与观测不符的地方，因为他当时以为地球绕太阳的运行轨迹是圆的（事实上是椭圆的）。而且哥白尼当时认为水星和金星离地球很近，如果地球绕太阳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假设地球在动、太阳不动，地球在转到离水星和金星更近的时候，它们看起来应该更大些。但是当时的观测数据不支持这个结论。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水星和金星离地球太远，因此地球运动的远近所造成的影响在当时的观测条件下可以忽略不计。哥白尼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据日心说的理论，水星和金星应该是忽大忽小的。但是观测数据不支持这一结论。托勒密体系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可见，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并不是完全建立在观测的证据之上的，因为可能地心说的证据更好一些，更符合观测到的证据。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最后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科学史专家做了很多研究，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不是简单的观测问题。当时欧洲最伟大的头脑如伽利略、笛卡尔这些人都倾向于相信日心说。或许是因为地心说统治欧洲太长时间，他们觉得厌倦了；或许他们认为哥白尼的日心说在数学上更优美，而地心说太复杂了，以至不像是真理。但简单性原则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理由，虽然近代科学家们都倾向于相信这一理由，却无法证明其合理性。比如，古代人可能认为越复杂越好。大家看很多宗教关于世界真相的图画都是非常复杂的，他们认为复杂的东西才好，才配得上神的智慧。
因此，真正使得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的不是所谓的观测证据，而更多地是出于非理性的根据。有些研究者认为，拥护日心说者如伽利略等，甚至使用了很多演说技巧，通过宣传的手段来推广这个理论，就像打广告一样。总之，观察数据不可能完全证伪一个科学命题。
费耶阿本德：“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
最后介绍一位比较激进的反科学主义者费耶阿本德[9]。在他看来，科学是最为晚近的、最富侵略性的、最为教条的宗教式的社会性事业。科学和其他的文化意识形态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科学话语和政府工具结合起来，对现代人施加了一种霸权式的影响。
比如大家都认为科学就是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形态，只要在原理上与科学相冲突，就被斥为伪科学。例如中医，因为不科学，所以是不好的，我们要放弃。但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医学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只不过建立在现代科学体系之中的西医和政府的密谋统治了我们的话语权。
他说，科学之所以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并主宰一切，并不是由于它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更强等优点，而是因为科学与国家机器的紧密结合，国家机器为科学唯我独尊、打击压制其他意识形态提供了保证。他的观点很极端，但是我们可以听一听，我们要听听反对的观点。
曾经有一个西医对中医的挑战。传统中医认为可以通过把脉来诊断一个人是否怀孕，这在西医看来是不科学的，于是就安排了一次实验，找来一些怀孕和未怀孕的妇女，请中医来诊断。有一个中医接受了这个挑战，结果他的准确率只是略高于50%，基本可以算作猜的。因此西医成功地证明了中医是不科学的。
其实按照费耶阿本德的观点，中医的确是不科学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医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只有在将科学和价值捆绑在一起的现代社会，不科学才是无用的代名词。对于上述实验，当时就有中医站出来反对，说中医看病不只是把脉，它是一个整体，要望闻问切。这个实验把中医的诊断和医治的整体割裂开来，换言之，就是让中医按照西医的模式做实验，那么当然胜者是西医，因为游戏规则是西医制定的，让中医按照西医的规则来做，最后再来判断中医无用，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挑战。
按照费耶阿本德的说法，任何意识和文化形态都有各自独特的一个体系，但这些体系之间没有高低之分，或者说是不可通约的。所谓不可通约，是指找不到某个共同的标准来衡量各体系的高下，因为任何标准都必然来源于某个体系的内部，因此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标准。举一个关于伦理的例子。比如，现在我们可能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好的、符合人性的，某些伊斯兰国家盛行的一夫多妻制是不人性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确定他们错了吗？我们能找到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两种伦理之间的对错吗？有人说一夫一妻制出于人性的标准，而人性是相通的。然而我可以反驳说，这个人秉持的人性观念只不过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产物，因此必然站在了近代西方婚姻制度的一边。对于两套体系而言，不存在客观公平的第三者来评判对错。这就是不可通约的意思。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医不是一门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科技，它有着完全不同的视域。它和人伦、天地是结合在一起的，只在去除病痛这一点上与西医有相似之处。但是如果因为这一点就将中医和西医等而视之，要求中医按照西医的游戏规则玩出精彩，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一些老中医认为，现在中西医结合搞出来的中成药，就是对中医药原本体系的极大破坏，是将中药强行纳入西药体系的一种错误行为。
费耶阿本德说，一切文化形态都是不可通约的，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比如，在科学和宗教、神话之间也是不可通约的，你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批判宗教和神话，我也可以说这些批判都是你被科学洗脑后的决定，你已经认为科学的标准是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如何形成的？只不过是从科学中形成的而已。我们现在认为好的所有东西都是科学告诉我们它们好之后，我们再去看其他非科学的东西，当然总觉得非科学的东西不顺眼。这只是因为你从小生活在科学时代，所以只接受了科学的标准。科学已经成了你的背景，这使得你很难对科学保持清醒的距离，对它提出批判。按照费耶阿本德的说法，科学的霸权地位以及科学对现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或“洗脑”，是通过和近代的国家机器相结合而获得的。
最后，我们来设想一种可能性。在未来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文化形态，它会取代科学如今的霸权地位，就像科学取代宗教曾经的霸权地位一样？到那时，科学家还是存在的，但只是作为一个小团队存在，或许也受到一部分人的追捧和尊敬，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信教，崇拜梵蒂冈的教皇，但是宗教已经不是一种主流，不是官方的世界图景提供者了。这种情形是否会发生？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按照费耶阿本德的观点，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与宗教和神话相比，科学并没有特别的理由成为必然的真理提供者。当然，他的思想是很激进的，大家不见得都能接受，我只是希望在如今科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时代，能让大家听到不同的声音。
科学与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科学和意义的关系。请大家来想想，在下面这些人中，谁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家？
他们分别是：爱迪生、达尔文、霍金、图灵[10]、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居里夫人、亚里士多德。
实际上，这几个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家。但是，在这些人中，如果让你去掉三个人，你会去掉哪三个？
你可能会去掉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主要是一位哲学家，而且在我们现有的教科书中，他是以阻碍科学进步的反面形象出现的。但其实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且应该算是所有西方科学的鼻祖。物理学、心理学、天文学、植物学、政治学等都是他开创的。当时科学没有那么多分支，但物理学无疑是科学最重要的分支。第一本《物理学》就是亚里士多德写的，近代科学却把他描绘成一个阻碍科学进步的负面形象，我要为他正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可能会把他从科学家名单里去掉，这我同意。还有谁？
你可能会去掉弗洛伊德。因为按现在的科学的标准来看，弗洛伊德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古老心理学家，按照波普尔的标准他也不能算科学家。还有谁？
你也可能会去掉达尔文。
好，达尔文、弗洛伊德和亚里士多德都被去掉了。我们再去掉三个。这个蛮困难的。有同学可能选择去掉爱迪生，因为他是一个发明家。还有谁？图灵。因为图灵是计算机之父，是数学家，有人说计算机之父肯定也是科学家，但是我们凭直觉也把他去掉了。还有谁？剩下的都是典型的科学家，你会去掉谁？很难选择是吧。
为什么最后我们选择留下这三个人，其实这八位都可以算是科学家。但是通过这种筛选，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一个典型的科学家的形象。其实我们对于很多概念都有一个典型或范例。除了数学上的精确概念，比如，对于自然数，1和2哪一个更是自然数？这个没什么可比的。但是一般的概念比如科学，是有典型的。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是科学，心中模模糊糊有一个标准，虽然说不清楚，但是不妨碍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判断。
居里夫人是科学家，这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把她保留下来。我们发现，最后我们选择将其留下来的三位都是物理学家，而且霍金和爱因斯坦都是理论物理学家，科学的典型、最标准的科学家是理论物理学家。因为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整个宇宙的图景，这恰恰是我们希望科学家所做的事情。以前这个事情是神话的讲述者、圣经的作者或者哲学家来做的。但是现在我们相信科学家应该做这个事情，也就是，为我们提供世界图景。而做这个事情做得最好的就是物理学家了，而且是理论物理学家。
科学界有一个鄙视链。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叫卢瑟福[11]，他说除了理论物理学，其他的科学只不过是集邮而已，就是收集资料而已。还有一个科学家叫泡利，他提出了泡利不相容原理。他老婆和他离婚后，找了一个化学家，他特别想不通这件事，他说你跟我离婚找一个拳击手我可以理解，因为拳击手至少能打得过我。但是找一个化学家……化学家在什么方面能胜得了我？这是物理学家的想法。因为科学中所有最基础的东西都是物理学提供的，而且化学在理论上是可以被还原为物理学的。物理学提供了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东西，所以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是最厉害的，居里夫人是化学家也是物理学家，但最纯正的还是霍金和爱因斯坦。下面我们就以物理学为例，对科学与意义的关系做一些思考。
学物理的人很少关注物理学史，这和学哲学不一样，如果你们上大学后选哲学课，首先就会学习西方哲学史，来看看历史上的哲学家说过些什么。但是我们很少学科学史，牛顿、伽利略这些人都是科学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们留下的定律，我们现在还在用，但是在科学最前沿的圈子里，这些人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了。最先进的物理学是量子力学、相对论、引力场论、超弦理论等。物理学家不大关心物理学史，但是我们要对物理学的现状进行反思，就要研究它是如何从历史中产生的。如果物理学始终以现在的样子呈现给我们，我们很难对它进行反思。要了解一个人就要了解他的历史，要了解一种文化形态也要从它的历史开始。
近代物理学的起源：自然的数学化
我们先来看看近代物理学的起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他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发明了望远镜，这在科学史上是一个开端性的事件。有一位女哲学家叫阿伦特[12]，她曾经说，现代世界有三个重要的事件：第一个是地理大发现，就是大航海时代；第二个是宗教改革；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事件，是发明了望远镜，因为望远镜的发明标志着现代科学的诞生，而现代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最大的。
为什么说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就带来了整个现代科学？严格来说，望远镜其实不是伽利略发明的，是荷兰人第一个制造了望远镜，但伽利略是第一个用自己改进过的望远镜来观测天体的。他看到月球上面坑坑洼洼，发现太阳有黑子，第一个发现了金星和水星原来离我们那么远。传统教科书说望远镜的发明证实了日心说，我在前面说日心说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一个孤立的证据没有办法证实一种学说。但是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的观测给日心说提供了很多证据，反驳了对日心说的很多不利因素，比如之前提过的水星和金星的亮度变化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是说望远镜的证据就是铁证如山。关键在于，许多人，尤其是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V”，因为这些证据的出现而选择相信日心说，因此，可以说，望远镜导致了一个公共（公开）的事件，它不仅仅是一个证实理论的实验器材。
在天文望远镜出现之前，教会并不害怕日心说，因为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有人提出日心说了。作为一种学说，日心说一直存在，但其影响力有限，不足为惧，即便是在哥白尼重提日心说之后，它也一度只是一种数学上较为便利的假设。但是，望远镜的出现引发了一个公共性的事件，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很大的态度转变，由此日心说的权重大大增加，导致了一种共识的产生：我们的感觉器官会欺骗我们。我们每天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原来并不是太阳在运动，而是地球本身在运动。望远镜以及其他科学仪器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我们感官的能力，提升了我们所看到的范围，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之前认为正确的东西其实是错误的，我们的感觉是不可靠的，而且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是不可靠的。虽然任何理论都是对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的一种解释，但是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地心说没有否定我们的感官，只是为它提供了一个背后的理论说明，而日心说否定了我们日常感官的可靠性，这在思想史上引起了恐慌。这一事件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了近代哲学的出现。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笛卡尔试图寻求绝对可靠的东西，最后通过怀疑一切得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是无法怀疑的（我思故我在），只有思维是绝对可靠的。他要从思维这个角度重新建造整个知识的大厦。不过，我们不讲笛卡尔这位近代哲学之父，我们的主角是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
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伽利略做的第二件事是将自然数学化。只有将自然数学化之后，自然科学才能真正诞生。数学化是伽利略用来抵御感官不可靠的手段。虽然在哲学家笛卡尔那里，数学的可靠性本身也要被怀疑，比如他设想有一个邪恶的精灵玩弄我们，让我们以为1+1=2，但是对于科学家伽利略来说，数学的可靠性就足够了。因为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已经存在着一个完美的演绎体系——欧几里得几何学，它长期以来就是欧洲知识分子心目中完美知识的典范。欧氏几何有23个定义、5条公理和5条公设，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推出一切几何学的定理。几何学不但自身可靠，而且可以应用于真实物体之上。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形状，比如这个杯子是圆柱形的，几何学可以应用于物体的形状。伽利略因此认为物体的形状是绝对可靠的，因为它可以被几何学所描述。他进一步区分了物体的两种性质：一种是可以被几何学描述的性质，如多高、多宽、多圆等，这被称为第一性质；还有另外一些性质不能用几何学来描述，如颜色、温度、触摸的感觉等，这被称为第二性质。顺便说一下，物体的两种性质之间的区分不是伽利略第一个提出的，在之前古希腊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了。
第一性质包括广延和运动。广延就是物体占空间的大小，比如长、宽、高。在伽利略看来，第一性质是物体本身所具有的真实性质，物体真正具有的就只是它的长、宽、高以及运动的快、慢等，这些性质的特点是可以用几何学来规定，因此具有客观性。而且由于几何学可以被量化，因此第一性质可以直接被还原为量。这里要补充一个重要的区别——质和量的区别。其实，物体的长、宽、高也是性质，我们的感官可以感受到这些性质。但是这些性质可以被还原为数量。比如，一个物体有多长、多宽、多高，都可以用尺子量出来，运动的快、慢也可以用钟表来测量，第一性质可以用测量的方式固定下来，所以它们是客观的。除了第一性质之外，还有第二性质。
第二性质包括颜色、冷热和粗糙感等。伽利略认为，这些性质是由物体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性质。它们依附于感官，如果我们的感官不存在或发生了变化，物体的这些性质也会消失或有所不同。比如，我们看到这张纸是粉红色的，但是谁能保证在所有其他生物的眼里它也是粉红色的？据说皮皮虾能看到的颜色比我们多得多，它们的世界远比我们的世界丰富多彩。颜色取决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这意味着有不同感觉器官的动物或是生物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说物体的颜色属于物体本身呢？
如果我们的脑洞再开大一点，说不定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比如，我看这张纸是红色的，你们也说是红色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我眼中的红色在你们眼中其实是蓝色？但由于我从小把你们眼中的蓝色叫成红色、把你们眼中的红色叫成蓝色，所以我依然会说海是蓝色的、花是红色的，我们在语言上没有区别，在交流上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感觉层面完全是颠倒的。因为感觉只能通过语言来表达，因此并没有什么方法将你和我区别开来，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红蓝颠倒的人，这件事情永远没有人知道，在原则上无法知道。说不定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所以完全无法彼此察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每个人的感官在本质上是主观的。
我们论证了一个物体的颜色是主观的，但是它的长度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度也是主观的。比如，我手里的这支笔离我这么近，我就觉得它比你们每个人都要长，但在你们看来它很短。离得近显得长，离得远显得短，而且从不同的角度看，它的形状会发生变化。但是，长度和形状有一个特点，只要用一个标准的尺子一量，就可以把长度固定下来，不管观察的角度和距离再怎么变化，它永远是10厘米，长度是可以被量化的，所以它就是客观的。对现代科学而言，客观化就等于量化。
伽利略所设想的物理学不像几何学，它不仅要处理物体的形状，还要处理物体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认为几何学相当于专门管形状的物理学，但是物理学对物体的所有性质都要进行描述，到目前为止，只有形状是客观的、可以被量化的。伽利略想要创造物理学，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把那些第二性质、那些被认为是主观的东西也间接地客观化。因为伽利略相信，虽然第二性质是主观的，但它们也有某种客观的原因。我们以粗糙感为例来解释一下这是如何可能的。
如何将粗糙感等主观感觉客观化？对于一个物体的表面，你觉得很光滑，但有可能我的手粗，所以我觉得它很粗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通常可以对两个表面的粗糙感进行比较，说这个东西比那个东西粗糙一些。可以比较，但是没有办法量化。甲比乙粗糙多少？对此，我们没有办法量化，因此也就没有办法数学化，没有办法达到客观性。伽利略的想法是，通过设计合适的实验（连同思想实验）来间接地量化粗糙感。
学过初中物理的同学都知道这个实验：一个小车从同一高度下滑，在粗糙程度不同的各种表面上运行，表面越是粗糙，小车运行的距离就越近，粗糙程度和距离呈反比。虽然粗糙程度无法直接测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小车运行的距离来间接地测量它，通过实验和测量，我们可以间接地把粗糙变成一个客观的属性。那么，我们就不是凭感觉说有多粗糙，我们可以把粗糙程度以量化的方式固定下来，这就是物理学中的摩擦系数。
注意，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即我们不是直接量粗糙程度，而是通过一个数学公式（与距离成反比关系），通过设计一个实验把粗糙程度间接地量出来。这种例子在物理学中比比皆是，比如温度，我们之前不讲温度，讲冷热，如果你的手比较热，触摸一杯温水，你会觉得这杯水比较冷，如果你的手比较冷，就会觉得这杯水比较热，但是现在我们用一个温度计来量一量就可以把温度确定下来，这是客观的，和我们的主观感觉没有关系。温度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直接测量的其实是水银柱的长度。因此，将第二性质客观化，就是以间接的方式把它们都转化为长度，转化为可以测量的量，这就是客观的物理学的诞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首先，通过思想实验，第二性质不仅被间接地量化，而且获得了一种类似几何学中的理想极限。几何学是一门理想科学，比如几何学上的线是完全直的，圆上的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完全相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条绝对直的线，没有一个绝对圆的球体。科学家曾花了几百万欧元做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圆的物体，圆到什么程度？我们地球上最高的地方是珠穆朗玛峰，最低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二者相差近2万米。即便如此，地球也比几乎所有乒乓球更圆。但如果把科学家做出的这个东西放大到和地球一样大，它的最高处和最低处只相差14米。然而就算这个球也不符合几何学中对圆或者球的定义。理想的球体放得再大，表面也没有高低差，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找不到几何学中的形状，几何学家只有在思想中才能把它们搞出来。
现在通过思想实验，第二性质也具有了类似几何学的理想极限，比如粗糙的反面极限就是无限光滑。无限光滑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是不存在的，但是通过思想实验，我们可以设想，既然小车经过的平面越光滑，小车运行的距离就越远，那么如果平面无限光滑，小车就会永远运动下去。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不会出现的。
借助于思想实验，科学家做到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做到的事情。牛顿借此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任何物体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比如运行的表面无限光滑，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如果一开始是匀速直线运动，它就永远匀速直线运动下去，如果一开始静止就永远静止下去。牛顿所描述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但是他通过思想实验把它创造出来了。这里面还涉及物理学的数学公式，第二性质被量化的过程等同于物理学原理的发现和物理学公式的诞生。当我们设计出一个实验测量粗糙程度时，我们就是在通过一个公式体现粗糙程度和距离之间的某种关系。随着这个公式的发现，我们也获得了极限状态，在物理学家眼里，现实世界中达不到的极限情况反而成了最基本的理想情况，描述理想情况的公式因为简单而被视为原理。这些情况在生活中找不到，只有在思想实验中才能被发现。现实中没有无限光滑的地面，所以牛顿第一定律永远无法在现实中验证，但是物理学家相信这个原理。
高中同学都学过自由落体，任何一个物体，不管有多大的质量，在真空中下落的加速度都是9.8米每二次方秒。也就是说，如果在真空中，羽毛和铁球会下落得一样快。高中老师一定会给你们做一个实验——抽空一个玻璃筒中的空气，让铁球和羽毛同时落下，然后告诉你们这是自由落体运动，反过来说，日常在空中飘落的羽毛是不自由的，它受到了空气阻力的作用，只有在真空状态下的下落才是自由的。大家想想，在这里，我们对自由的概念发生了一个转变，以前我们看到羽毛在空中飘着认为是最自由的，但是现在羽毛要像铁球一样往下掉才叫自由，这说明我们对世界的观念、对自由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我们认为最自由的基本状态应该是不受任何阻力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不了的状态，这是只有物理学原理所能达到的状态。
如何证明物理学原理？物理学原理是由公式体现的，公式具有实践上的预测功能。我们做若干次实验后可以得到一个公式，但实验不可能无限做下去。例如，关于粗糙程度与距离的关系，我不会不停地将这个实验做下去，做了三次就可以证明表面越光滑，小车滑得就越远，我可以预测或是预言，如果以后发现了更光滑的表面，小车将运行得更远。当然，预言也有可能失败，得出的公式有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存在一些我们暂时没有发现的因素。这都没关系，因为科学允许根据未来的经验对公式做出改进，甚至推倒重来。但不管怎么说，公式是有预测功能的，而且我们对公式的验证通常也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我们要求实验精度越高越好，这是在模仿思想实验中的理想情况、极限情况。
通过公式，现实世界中的物理问题就转移到了数学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我们不需要再去考虑物体的物理属性，而只需要以数学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操作。物理学家首先通过在实验室里的观察和测量获得一些数据，然后再把这些数据输入公式，最后通过公式来操作这些数据。在操作公式的过程中，数据和物理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完全是在进行数学操作，只是到了得出最后结果的时候，他们再把它从数学翻译回物理学，这叫输出。输入和输出是物理学的事情，中间的过程是纯数学的，一旦进入纯数学领域，这些操作就远离了感性经验以及质的束缚，大大提升了解决旧有问题、开拓新领域的能力。这是比较难理解的部分，我们来打个比方。
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中，无法直观地感知四维空间，因此，对于四维空间的超正方体有什么性质，我们是无法直观感知的，甚至连想象也不行。据说有人能直观地想象四维空间，据说数学家布尔[13]的女儿就可以，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意义上想象的，反正我不行，因为一般而言，我们的大脑就是这样设计的，我们被束缚于我们的感官经验中。
但是，我们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理解四维空间。比如，二维正方形的面积等于边长的平方，三维正方体的体积等于边长的立方，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四维的超正方体，但是我们可以轻易地推出，它的超体积应该是边长的四次方。虽然我们无法直观地看到它的超体积的全貌，但是借助于数学，我们发现很容易计算出四维超正方体的一切特性，不仅是它的超体积，还包括它有几个顶点、几条边、几个面、几个体等。并且我们还可以将之推广至n维空间的各种形状，比如五维空间的超超正方体的超超体积是边长的五次方，n维空间的超正方体的超体积是边长的n次方……虽然我们连四维空间也无法直观地想象，但是通过数学（这里主要指代数），把上面这个小标（次方数）变一变就可以了。
现代的超弦理论告诉我们，时空一共有11维，这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经验能力，但是对于数学而言这就相对简单了。从数学（代数）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所处的三维平直空间只是一个特例，不仅有高维空间，还有弯曲的空间，比如黎曼空间[14]、罗巴切夫斯基空间[15]等。爱因斯坦认为我们的空间是黎曼几何所描述的空间，但是我们只能感觉到平直空间。正如地球是圆的，但是我们总觉得地面是平的。通过数学，我们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眼界。如果从纯粹数学的角度看，我们所熟悉的欧氏几何其实只是特例。这就好比物理学家通过望远镜发现，我们现在所居住的星球只不过是太阳系中的一颗小小行星，而太阳也只是银河系千亿颗恒星中的一颗而已。我们只不过是浩瀚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种生物，绝非什么宇宙的中心。这就是前面我提到的平庸原则，从数学的角度看，可以说，平庸原则说的就是我们的感官经验相对于数学所开启的无限可能性的狭隘性，从科学打开的视野来看，我们也就是这么回事。一旦物理学被数学化以后，就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的领域中进行更大范围的操作，解决旧问题，发现新问题。
抽空意义的真理
但是数学化是有后果的，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要确认一点，物体是各种性质的载体，我们所能看到的、摸到的是它的性质，物体要借助于性质来显现、来表达。
下面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作生活世界，就是我们日常周围的世界；和生活世界相对的世界，我们称为物理世界。生活世界中的物体存在于感知的空间中，它的各种性质在主观的感知中以质的方式显现。比如，我看到这个杯子和你们看到的杯子的显现是不一样的，物体对每个主体的显现都不一样。但是，物体的客观同一性本身可以借助于主体间性获得保障，而并不要求显现性质本身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比如，我看到的杯子大一点，你看到的小一点，你可能觉得杯子比较粗糙，我觉得比较光滑，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一般会承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东西。虽然显现是主观的，但是主观性通常不会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客观性的要求，我们仍然认为物体是客观的、独立于我们观察的东西。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具有你的状况，看到的东西大概和你是相同的，这是一种很基本的经验。在哲学上，这种由各个主体的主观显现之间的相互协调性所保证的客观性被称为交互主体性。还有一个表达这种经验的概念是共通感或共同感（common sense），或者也可以被翻译为常识。
但是在以伽利略为代表的物理学家看来，生活世界中的常识所保证的客观性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靠的，否则我们也不会都认为太阳似乎是绕着地球转的。物理学家对客观性和同一性有一种强迫症，他们不仅要求保证物体本身的同一性，而且要求保证物体显现方式的同一性，换言之，显现方式也不能是主观的，所有的性质必须都是客观的。因此，物理学将一切显现的性质都还原为符合数学公式的数量，这样一来，物理学中的物就成了数学规定性的载体，它不再存在于日常的感知空间中，而是存在于不可见的数学空间中。日常的性质总是对主体（人）显现的，但是物理学要去除显现。比如，粗糙感和冷热，这些主观的显现需要被客观化，要把冷热变成温度，把粗糙变成一个摩擦系数，并用数学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实验和测量将主观显现转变为客观的数学规定后，物体就不再具有任何主观性质，完全客观化了。在物理学中，不仅物体本身是客观同一的，物体的性质也是客观同一的，对每个人的显现都一样，比如一杯水是30℃，不管你感觉到的是冷是热，它都是30℃。所以温度和冷热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用温度代替冷热了。
这么一来，物理学中的物其实是无法被我们感知到的。它本身取消了显现方式的多样性，达到了对所有主体都一样的绝对客观状态，而这意味着它根本就不再依赖于主体了。如果对所有主体（人）来说，这杯水都是30℃，那么这种客观同一性恰恰取消了主体（人）。主体（人）可以在物理学的语言中被约除，在物理学中没有人的地位。哪怕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消失了，这杯水仍然是30℃。所以物理学中的物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是同一杯水，但实质已经不同了。物理学中的物是不可感知的东西，物理学不要求感知，它排斥感知，因为感知必然是主观的，而物理学要达到一种绝对的客观性。追根溯源，这是因为物理学家惧怕主观性，他们认为我们的感觉器官不可靠。然而，对绝对客观性的追求就是对主观显现的排除，也就是对人的排除。
虽然感觉性质的规定性和数学量的规定性在实质上截然不同，但是却具有某种类似性，这可以从语言上体现出来。冷热是一种主观的描述，温度是客观的描述，二者有本质区别，但是我们用温度代替冷热好像很自然，但这只是语言上的相似性（冷、热、温）。我们为数学规定性命名时，所借助的依然是日常描述感觉的语言，因为描述感觉的日常语言是一切科学术语的根源。不仅如此，在宏观物理学中，生活世界中的物和物理学中的物之间的差别还因为作为载体的物本身的同一性而被进一步掩盖了。比如，虽然生活世界中的物的性质是冷和热，物理学中的物的性质是温度，但我们还是认为物本身是同一个东西。尽管二者承载的东西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认为承载者是一样的。好比一个人换了件衣服，但是人还是那个人。本来生活世界中的这杯水承载着冷热，科学给它换了一身衣服，它现在承载的是温度了，但水还是同一杯水。这导致我们在讨论物理学中的物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用生活世界中的感性物来替代它们，仿佛二者是一回事，只不过物理学的描述更为精确而已。在宏观物理学中，在伽利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中，这多多少少掩盖了物的数学化所带来的后果。
但是到了微观世界就不一样了。随着物理学向微观领域的发展，第二性质向第一性质的还原具有了另一层意义：宏观物的第二性质被还原为微观物的第一性质。比如，温度进一步被还原为分子、原子的运动，颜色被还原为光的波长。热力学告诉我们，热现象其实是大量分子做运动的统计学结果。也就是说，冷和热被还原为温度只是第一层次的还原，最终还要被还原为物体分子的运动（运动当然也是第一性质）。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单个分子有没有温度？如果温度高低背后的物理机制是大量分子运动的剧烈程度，那么单个分子就谈不上有温度。任何东西都应该有个温度不是吗？但分子的确没有温度。
分子不但没有温度，而且没有颜色。因为颜色也是一种宏观现象，其原理是物体反射一定波长的光而导致的，作为主观性质的颜色最终可以被还原为客观的、可以通过测量量化的波长。因此，询问一个分子或一个原子的颜色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微观物体既没有温度也没有颜色，在微观的层面上，留下的只是作为第一性质的广延和运动。
但是，我们如何想象一个没有第二性质、只有第一性质的东西呢？我们通常将分子或原子想象成小球，但是我们如何想象一个没有颜色的（也不是透明的）小球？如何想象我们触摸这个小球，既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热？大家可能会说，微观粒子这么小，我们本来就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什么矛盾啊！但是，我在这里说的看不见、摸不着，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不够细致，好像我们缩小到分子、原子的大小就能感知它们似的。不是这样的。微观物体在本质上就是不可感知的，因为所有可感性质都被还原成广延和运动了。因此，我们在根本上无法直观地感知甚至想象它们。
虽然我们无法直观地（感性地）想象微观世界，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以某种方式来理解它们。因为即便它们没有第二性质，物理学家还是为它们保留了第一性质。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必须的，因为如果连第一性质也要被还原的话，物理学家将很难说服自己他们所研究的对象还是物体，而物理学毕竟是关于“物之理”的研究。
我们可以忍受构成宇宙的基本部分没有温度也没有颜色，但是我们无法想象它不占据任何空间。如果有一天物理学家发现，空间和时间也不是最基本的，也可以被还原呢？这件事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如前所述，伽利略所开创的近代物理学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它是数学化的物理学，它对物的操作完全是数学式的，真正与可感世界的接触只是输入和输出部分，前者是通过测量获得物体的数据，后者是将数学计算的结果再次翻译为物理世界的语言。正是在翻译输出的这一步，物理学家发现越来越困难了。量子力学得出了诡异的“波粒二相性”，就是说基本粒子的行为既像粒子又像波，虽然我们难以想象这一点，但可以看出物理学家仍然在勉力用日常经验的图像维持我们健全的实在感，试图说服我们和他们自己，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东西虽然非常奇怪，但仍然符合我们的感性经验，仍然可以被理解。但事实上，有没有可能物理学中所谓的物质实体和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到的物体完全是两码事，以至用任何关于后者的经验来想象前者都是彻底错误的呢？
其实，描写基本粒子的数学方程在数学上没有任何矛盾，只有将数学方程的结果解释为基本粒子的真实行为时，才会出现矛盾。虽然有矛盾，我们还是希望基本粒子是占据空间的东西，像桌子、瓶子一样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数学模型和方程将物理学家带到了一个连空间都被还原的地方呢？也就是说，通过数学操作，最后发现空间都不是宇宙的最基本组成。我们大概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然而，这种事情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据说现在最新的超弦理论认为，时空也未必是最基本的东西。
否定空间之基本性的理由不可能来自直观（包括想象），而只能来自数学。的确，如果说物理学已经被数学化，并且在此领域自由地驰骋，那么我们凭什么要求物理学所寻求的最终“基质”还要恰好能符合我们束缚于时空结构上的感性经验的期待呢？空间、时间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对我们人类而言的，是我们经验现实物体的前提条件，比如我们无法想象不在空间中的东西。但是物理学已经被数学化了，而数学（这里指代数）是不需要空间的。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外星人，它们不具有对空间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理解数学化的物理学，毕竟数学号称是全宇宙通用的语言。因此，在数学化的物理学中，的确没有什么理由阻止时空被还原为更基本的东西，这些更基本的东西由于完全摆脱了时空概念的束缚，因而可能只具有数学上的意义。
由此，我们大概应该将微观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看作一种数学对象，一切为帮助我们理解而试图以感性经验强加给它们的、便于我们想象的模型最终都将导致失败。目前在超弦理论中所使用的术语虽然也有空间和运动的痕迹，但是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弦不是类似琴的弦，自旋也不是地球的自转。虽然还是用这些语言，但是这些语言所描述的东西已经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了。说到底，它们只能用数学描述，但是无法把它们翻译成实实在在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已经不管用了。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排除了感觉器官，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所有的理解都是建立在物体对我们的感觉器官的主观显现基础之上的，但是科学把这个取消了，最后给出的结论一定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不仅我们无法理解，而且科学家自己也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生长在这个大地上的，是感官培养了我们的实在感和理解力。但是物理学的发展完全不在乎我们通过感官培养起来的意义世界。比如，科学会告诉我们，我们感受到所有的爱都是一些激素等，因为科学要排除感受，它认为感受是虚假的，真实的东西是感受背后的东西，只能用数学来描绘。比如，对于激素的化学反应方程，只有可以用公式写出来的，才是真实的。科学虽然告诉我们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是抽空了意义的真理，最终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真理。
结 语
我在前面说了很多科学的“坏话”，但是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想要大家无脑地反对科学，自然科学本身是人类智慧所发现的最为有效的预测手段。是的，预测是科学最本质的技能。因为我们相信万事万物的运动都遵循普遍的因果链条，所以科学家在实现对自然的数学化后总能以实验的方式猜测出暂时有效的公式。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初始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利用这些本质上是假说的公式预测未来的情况。如果将这项技能反过来用，我们就得到了改变世界的技术力量。就是说，我们预先想好了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根据公式就能反推需要什么样的初始条件。技术的本质就体现在这种控制结果的力量中。
只要运用得当，预测和控制本身当然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手段。在这点上，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福利无须多言。我在前面也说过，除了极端的复古主义者，任何人，包括我，都不会真正愿意再回到没有科技的时代了。但问题是，出于某种原因，科学与技术绝不愿意仅仅视自己为一种手段，科学要求成为唯一的真理，而技术则要求控制一切。可以将这两种要求分别称为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因此我们今天要反对的不是科学与技术本身，而是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在讲座的最后，我想就这两点简单地聊一聊。
科学主义的霸权
首先来聊聊科学主义对唯一真理地位的觊觎。我们必须承认预测很重要，即便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了，比如看云识天气、瑞雪兆丰年等。近代的自然科学让我们预测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然而，我们要知道，预测本身只是生活世界中诸多需求和实践中的一种。事实上，在伽利略之前，古人在判断一个理论是否为真理时，很少考虑它在预测方面的有效性，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理论是否告诉了他们世界为什么要这样运转。或者说，古人更关心目的论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能让他们安心，感觉自己真正理解了世界的真相。伽利略第一次让关于真相的发问改变了方向，他不再关心世界运作的目的，而是想着如何描述世界运转的过程。正因为此，尽管如今科学越来越发达，我们却始终无法解释宇宙的目的。我们在这个没有目的的宇宙中活得茫然失措。
言归正传。现代自然科学只是满足了生活世界中诸多需求中的一种，即预测，却将其放大为全部真相。我们之前说过，科学虽然预设了宇宙的终极真理，但在本质上是永远无法达到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幸运地达到了，科学家也永远无法证实这一点。这说明即使在科学自身的逻辑内部，终极真理和预测的有效性在本质上也不是一回事。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非常好地预测了行星的运动。假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才是宇宙的真相，那么牛顿的公式虽然有效，但理论却错得离谱，因为他认为真的存在一种超距的引力。但是爱因斯坦却告诉我们，引力根本不存在，是质量引起的空间弯曲导致了行星的各种运动。当然，我们根本无从得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否就是最终真相，甚至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由于科学技术在塑造我们的生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成功，我们现在已经被“洗脑”，认为能够预测的理论才是唯一的真理。这就好比百度地图的导航功能十分好用，并且因为我们只是忙于开车到达目的地，竟然将百度地图视为真实的大地，以至真实大地上的鸟语花香等因为与导航无关而被归入与真理无涉的诗情画意。
近代有一个大哲学家，叫胡塞尔[16]，他是现象学的创始人。针对自然科学这种片面性，胡塞尔提出了一种普全科学的概念。这种普全科学不像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自然科学那样只是将生活世界中的某一种实践活动（预测）片面放大，盖过其他一切，而是要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守护生活世界的全部意义。它不仅不会取消生活世界的各种意义，而且要通过某种方式（现象学还原）设法把它们之间的关联看得更清楚明白，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行动的目的和动机，以便做出更理性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建立这种普全科学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取消现有的自然科学，只要自然科学不再宣称自己的理论模型就是世界的真实图景，那么它的预测功能在普全科学中依然可以成为一种大受欢迎的手段。比如，如果自然科学以一种宣布真相的口气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包括人类视为珍宝的各种情感，说到底无非是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是一种科学主义的霸权，我们觉得一切意义都在这种越界的解释行为中丧失了。但如果自然科学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承认关于基本粒子的说法只是一种为了更有效的预测而提出的理论模型[17]，并且自觉在普全理性的指导下合理运用其预测功能，那么它就可以被改造为普全科学的一个部分。
然而，如今的自然科学即便不输出科学主义的霸权，也由于缺乏这种普全科学的视野而表现出某种片面性。这导致科学家们无法在一种普遍的关联中洞见自己研究的意义。如今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几乎完全脱节，以至科学家只管研究，而对研究成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完全不负责。因此，只有在一种普全科学所提供的洞见的指导下，我们才能真正知道想要达到的生活之路该如何走。
技术主义的支配
我在前面说过，技术的本质就是控制。另有一个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是胡塞尔的学生，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认为现代技术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整个自然甚至包括我们人类都成了被技术控制的对象。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难道不是我们人在控制着技术吗？未必！这里指的还不仅仅是技术失控的问题，如核电站泄漏，或者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工智能造反，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就是对人和自然整体的支配作用。
我们先来讲对自然的支配。古代也有技术，比如水车，通过河水的流动带动车轮转动，农民可以用这种动力来磨小麦。但是水车并没有支配河水，河水还是那样自由地流动，只是流经水车时不经意帮个小忙。人类很聪明，我们预见到河水的这种冲力，就预先放个水车在那里，这在本质上与利用太阳和风晾干衣服没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河水、太阳、风自然而自由，古代技术并不会让我们觉得自然被支配了。河水可以饮用、洗涤、冲刷，我们顺其自然打造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受惠于自然，自然也因此具有了人文气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成就。
现代的水力发电站好像只是古代水车的加强版，但其中的自然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假设我们要在河上建一座发电站。首先，我们需要用大坝截断河水的自然流动，以便造成水压差，形成势能。接着，水的势能可以通过操纵闸门的方式转换为飞流直下的动能，并将其传递给水轮机，水轮机带动发电机的磁芯旋转，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造出电流，最后再经过预先铺设好的电网传向需要电力的四面八方。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过程变得复杂了，但是基本的原则没变，都是自然在帮人类的忙，其实不然。我之所以用一系列专业的科技术语对此过程进行描述，是想让大家体会到，河水在整个过程中的意义只有在水电站的发电目的中才能得到理解。换言之，河水不再是自由自在的自然，只是顺带帮我们一个忙；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它成了发电厂的水力资源，是水力发电过程中势能的提供者，就像煤炭在火力发电中成为化学能的提供者，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用一种数学化的方式来算计河流了。例如，多大的水位差才能最终产生所需的电力？这像不像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会问的问题：需要打多少激素才能让小白鼠产生照顾后代的行为？
你们或许会说，河水可不光只是用来发电啊，它还养育着鱼群，甚至还是一道养眼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的确如此，但如果从现代技术的角度看，这些都是可供支配的对象。养殖技术可以将河水变为养殖场，就像采矿业将大地变为矿田一样，而旅游工业则努力将风景打造为参观的对象。这里面似乎看不到发电厂中那种明显的对自然的数学化，但是支配和算计的本质没有变。现代人常常有这样一些念头，吃东西想吃野生的，如果出去玩，觉得去充斥着旅游团的景点打卡没意思，最好要去看还没有被开发的原始景象。这说明我们下意识地觉得，被现代技术和工业所支配的自然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或者说，变味了。这种情怀表明，虽然我们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却本能地抵触它对意义的改变。
不仅是自然，人也无法逃离技术的支配。如今相当火的一个职业叫HR，也就是人力资源管理。人在工业技术所塑造的现代社会中也只不过是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一个部门需要多少人、什么专业的人？这些人是否需要是985高校毕业、计算机要达到几级？这些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预先定制的。每个人都在为成为可供利用的人力资源而努力塑造着自身，将充满体验的人生经历塞进一张格式化的简历表中。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无时无刻不被技术支配，各种电子设备正在偷偷搜集我们的爱好和习惯，交给大数据分析，再按结果将我们分门别类，以便为我们量身定制我们想要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并非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被分解成了各种数据资料，成为现代商业体系运作中的一环。注意，是一环，而非最终的目的。想想，到底是我们在使用手机，还是商业体系在利用手机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掏钱？再想想，我们有多少欲望是被现代商业体系制造出来的？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欲望，都成了资本自我增值的手段，据说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编剧可以精确地计算我们的情绪，以便炮制出让我们买单的影视剧。
现代技术和资本的结合，从方方面面支配了我们的生活。资本可以被视为价值领域中的技术力量，因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以量化的方式抹除了不同事物之间价值的多元性。在资本体系中，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可量化的价格。正如对于工业体系而言，河水和煤炭等只是可量化的能源，对于商业体系而言，苹果、香蕉等味道不同的东西也都只是赚钱的生意。正是这种抹平一切差异的量化力量，让技术与资本的联合支配了一切。在这种支配中，我们所失去的不仅是各种事物意义的多样性，而且丧失了自我，我们最终成了不停运转的技术和资本机器中的零部件。卓别林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的精彩表演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针对现代性的这一病症，各路大神开出了各种药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展开了。我个人比较认同阿伦特的一个说法，人在本质上是行动者，每一代新生的人类都具备开端启新的能力。现代科学的出现本身正是当年伽利略那一代新人类的创举。正如行动的后果一样，行动的开端也不可预测。只要大地上依然有人类诞生，就始终有新的可能性产生出来。你们正是最新一代的新新人类，如果这一讲能够在你们心中埋下一颗意义多样性的种子，那么假以时日，经过细心呵护，或许有一天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高松）
[1]这是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E. Pauli，1900—1958）的一句名言。他是美籍奥地利物理学家，194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泡利生性挑剔，言辞尖刻，当有人和他讨论问题时，如果他认为别人错了，他会有三种评价，分别为“wrong”、“very wrong”和“not even wrong”。“not even wrong”是最严重的错误，意思是，连称为错的资格都没有。
[2]犹太谚语。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在1985年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致辞便以此一谚语为名。
[3]刘慈欣（1963— ），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其《三体》在2015年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
[4]由法国导演吕克·雅克执导，于2005年上映，获第78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其影响之大以至弗洛伊德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著有《梦的解析》等。
[6]哈罗德·康平（Harold Camping，1921—2013），美国“家庭广播电台”（Family Radio）的创办人，以多次失败地预言末日降临而闻名。
[7]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的创始人，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等。
[8]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英籍匈牙利科学哲学家，曾接受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指导，后期被波普尔影响，著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
[9]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奥裔美国科学哲学家，在认识论上持无政府主义立场，著有《反对方法》等。
[10]艾伦·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英国著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计算机逻辑的奠基者，提出“图灵机”和“图灵测试”等重要概念，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后因性取向遭政府迫害，食毒苹果自杀。
[11]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原子核物理学之父，被公认为是继法拉第之后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因“对元素蜕变以及放射化学的研究”，于19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2]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海德格尔的学生，“平庸之恶”的提出者，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等。
[13]乔治·布尔（George Boole，1815—1864），19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著有《逻辑的数学分析》《思维规律的研究》等。他首次提出了“逻辑代数”的基本概念和性质，建立了一套符号系统。人们为了纪念他，而把“逻辑代数”称为“布尔代数”。
[14]黎曼空间就是黎曼几何能够成立的空间。波恩哈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1826—1866），德国著名数学家，开创了黎曼几何。黎曼几何的一条基本规定是：在同一平面内，任何两条直线都有公共点，也就是平行线是不存在的；它的另一条公设是：直线可以无限延长，但总的长度是有限的。
[15]罗巴切夫斯基空间就是罗巴切夫斯基几何能够成立的空间。尼古拉斯·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Nikolas lvanovich Lobachevsky，1792—1856），俄罗斯数学家，非欧几何也就是人们后来说的罗巴切夫斯基几何的早期发现人之一。与欧氏几何不同的是，它的一条公理是：“过直线之外的一点至少有两条直线和已知直线平行”。
[16]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同时也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影响了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及莫里斯·梅洛——庞蒂等人。著有《纯粹现象学通论》《第一哲学》等。
[17]事实上，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就明确说过，“作为一种简单的有体形的东西，原子是不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引进了原子概念之后，才有可能把决定所有物理和化学过程的那些关系简单地表达出来。”参见：海森堡，《现代物理学中的古代自然哲学思想》，出自：《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海森堡论文选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56页。
主讲人简介
刘擎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现当代西方思潮与国际政治问题，著有《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2000年以来的西方》《纷争的年代》《悬而未决的时刻》等，译有《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等。
蔡文菁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大陆哲学、现象学等，译有丹·扎哈维的《主体性和自身性》等。
钱立卿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科学哲学等，获年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颁发的“熊伟青年学术奖”，著有《解读〈观念〉》等，译有吉奥乔·阿甘本的《剩余的时间》等。
陈勇 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知识论、海德格尔哲学等，译有安东·科赫的《真理、时间与自由》等。
武云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伦理学、中西比较哲学等。
施璇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笛卡尔哲学、早期现代哲学等，著有《笛卡尔的心物学说研究》等，译有《文德尔班哲学导论》等。
冷欣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宗教哲学，译有《科学与宗教：二十一世纪的对话》等。
高松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胡塞尔现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