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妈妈失业却安了家

过了一两天，我放学回福利站，在妈妈的办公室兼卧室的桌上做作业。妈妈基本上是不坐办公室的，房里就我一人，门敞着，径自进来了一位穿黄军装扎大皮带的三十来岁的男同志。我想，他准是那位叫苏朋的接管福利站的军代表了，便站起来和他打招呼。他大概也知道我是谁，只点点头便转着颈子打量整个房间，之后注意力转到了房里的五屉柜，柜上摆的几只茶杯和一个盛零食的小盆子，一目了然。接着他就拉开了抽屉，逐层地翻检我们的换洗衣服。我妈妈是寡妇，我是大姑娘，这内衣裤怎好让个陌生男人翻看的？我大感诧异，顿生反感，没敢责问，只是站着盯住他看。翻过柜子，他就走到书架前，发现了一本《圣经》，抽出来一翻，转头问我这是什么书。我平静地说我们是信教的，这是说教理的书。他显得很惊奇，说你们怎么还迷信？我没回答，他把书插回去，不屑似的摇摇头走了。这位同志给了我极坏的印象，几乎抵消了巷口那位同志给我的好印象。

这件事的第二天，这位苏朋军代表宣布，福利站暂时不解散，继续开办，人员都留用，唯有我妈妈是“敌伪人员”，必须转业，还发给我妈一纸转业通知书，让我们马上搬出福利站。我妈妈提出得容缓几天以便找寻住房，苏朋军代表倒是应允了，但是限令在5月1日之前，连找房子带搬家，只有三天。

我们不是南京人，以前在南京的几位亲友解放前夕都走了，着急之间，妈妈想起了刘娘弟媳妇的姐姐，我称她为王娘的。她丈夫在国民政府的交通部工作，复员回到了南京，王娘是老南京人，一定能有房子的信息，便去找到了王娘。果然她哥哥家有闲房，当下带了我妈妈去见了她嫂子，看好了房子，交了租金。没用三天，第二天我们就搬出来了。

房子在国府路，后来改称长江路，和我哥哥的弘光中学是斜对面，离我的三女中只要走二十分钟，比从鼓楼渊声巷走要近一半。房子是王家祖产，四进的中式府宅，临马路的南边两进开了家打字机行，房主王家住最后面，我们租了第三进的西半边。这大瓦房的西半还用木板隔出了南北两间，南间铺了地板，北间是水泥地面，下过雨街上干了，北间还是泥浆满地，得穿胶鞋。房子东边有一条直通前后的窄过道，所以我们出入不用穿过打字机行。第三进还有扇小绿门开在过道上，自成一个小院子。妈妈和司娘住南间，我一个人住北间，哥哥还住弘光中学，不过为了节省开支，他不再在学校吃饭，回来吃了。

俗话说破家值万贯，又说千两银子不置家，一点儿都不错。幸而老式房子堂屋里有八仙桌、太师椅和茶几，南房里有一张大床，妈妈到弘光中学找牧神父买了张美军用的折叠床给我睡，就不用再买家具了。头一天，买了个小泥炉子和一小篓木炭，在房檐下用小搪瓷盆煮面疙瘩吃了，第二天买了锅碗水壶之类还有马桶，吃喝拉撒睡五项活人必需的问题都解决了。后来又和房东协商，把小绿门外面闲置的一间小披屋借给我们放火炉，不再怕下雨，而且可以烧柴，柴比炭便宜多了。

我们自从离开香港就没有家了，七年之后又有了家，可是并不感到快乐，因为这个家断了经济来源，幸而司娘没被转业，暂时还能维持，可不是长久之计。妈妈当然焦虑，闲坐家中也不是她的性格所能耐受的。当时南京从一个首都陡然萧条下来，就业就万分困难了，转业就是失业。妈妈每天出去自我推销，公立学校不聘老师，私立中学生源大减，难以维持，更不能增加教师了。于是妈妈又降格跑了许多所小学校，也是处处碰壁。南京无望，她又去了趟上海，也是无果而返。给北京的一些老友写信也不见回音，想必是朝代换了，老关系们也无能为力，再者我父亲已去世八九年，人在人情在，也不是意想不到的事。为了向往共产党拒绝去台湾，还影响了福利站的老师们，她们都表示跟着周主任，“周主任不去台湾我们也不去”，为兢兢业业办起来的福利站留住了人，自己却被扫地出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哥哥和我除了要吃要穿还得要学费。妈妈在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下，心情很糟，脾气更大，我和哥哥都谨小慎微，动辄挨骂。哥哥的旧自行车被小偷偷去，为此，已18岁的他还被妈妈打了一顿。我每天放学，买菜做饭，扫地抹桌，不时还要跑典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