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可思议的几件事

我到专区看守所的第二天，就发现我北农大的同级同学梁兆斌也在这里。他是植保系的，我们一块儿来的石家庄，他在专署农业局工作，我只知他比我要大二十来岁，在旧社会办过报纸，因什么问题被捕就无从知道了。木匠在院子里竖了一段圆木，要梁兆斌和他二人对手扯大锯，也不知是梁兆斌力气不够还是眼神不济，总是拉走了线。男犯人们就群起而攻之，把个笤帚都打散了，房上的班长不但不制止，还蹲在房顶上边笑边喊：“犯人打犯人，打死不偿命。”物伤其类，我还得装作没看见，心里很难过，幸而没过几天他就调到北郊劳改队去了。

第一次参加犯人大会，听见程所长批评一个叫刘波的犯人：“你不要因为你一案的人都放了，你就闹思想情绪，不好好劳动。你的问题搞清楚了，该怎么处理也会怎样处理，有什么不满的？”我一下子想起这个刘波，是否是那个“医生反革命集团”里的刘波？五年多之前，苏联枪毙了贝利亚，之后又揭出一个“医生反革命集团”。中国跟着也揭出一个“医生反革命集团”，就在石家庄专署医院，报上登的这集团害死多少老干部、共产党员、公社书记，都有名有姓，骇人听闻，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我找了个机会，试探着问了问班长。班长并不避讳，说就是那个医生刘波，还说他也快释放了，自己沉不住气，找着挨批评。我惊诧不已，想起敬芳受诬陷被关了半年多，我为此给周场长提意见还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这集团的人竟被关了五年多，而且还是在专区的看守所，真不可思议。刘波真的不久就释放走了。

我到专区看守所还没一个月，就出了一件大事，一个姓严的犯人自杀死了。那天整个四合院里人们的惊乱就不用细说了。姓严的原是一个县的粮食局长，因为和他局里的一位女干部有婚外男女关系，特别这女干部是军属，为此他们都受了处分。但二人关系没断，属于屡教不改，从严惩处，男方被判两年徒刑，女方判了一年。他二人都在专区看守所服刑，就在女方服刑的最后两天，男方自尽，死在女方眼前，究竟是什么心理，不便揣测。但他自尽的方法很难料到。看守所不用床板，而是在床框上钉了些竹条，他钻到床下，把绳套拴在竹条的空当里，仅仅头颈悬着，身子胳膊腿都在地上，竟然死了！正因为在床底下，难以被发现，耽误了抢救的时间，他怎么知道这样的“上吊”法，真不可思议。

看守所的织布机有一米半宽，织者坐在一根有些弹性的扁担上，两腿轮着踏综板，一只手拉梭，一只手搬杼，全身有节奏地舞蹈。河北人形容说像只跳马猴，劳动强度是很大的，一个戴着脚镣的年轻男犯，每天在最北边的机子上，“七嘭夸答，稀里哗啦”，要蹬上十来个小时，而且他的产量总是最高的。他引起我的好奇，但班长毫不同情他，说他不敢不拼命干，否则他就要被枪毙了。原来他是南兵营闹狱事件的主犯，宣判大会上五花大绑插了招子被扔上大卡车。可是汽车没开赴刑场，而是开到了专区看守所，他从车上滚下来，跪在地上叩头痛哭，连声喊着政府饶我一命，叫我干什么都行。班长说最少也得考验他一年，后来程所长当着众犯人的面，给他判了二十年徒刑，镣子也卸了。死刑犯能求饶，究竟怎么回事儿？

夏天，我们四个人搬到南屋的一个小间，腾出了那间有窗户的东屋，住进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不劳动，不参加会，还不吃我们的饭，到时候他向房上一招手，也不用像我们行动都喊“报告”，门就为他开了，吃过饭他就回来坐进他那房间，真特殊极了。过了两年我在南兵营又看到了他，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为错断了案子而受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