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所长叫我当组长

在一个学校读书互称同学，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称同事，而在一个监狱服刑就要互称同犯。我不以为然，他犯偷盗我犯反革命，怎能算同犯？不过那里面就是这样称呼的，我也只能“入乡随俗”了。

先我们在此的那位女同犯姓段，就是那位自尽的严同犯的同案人。虽然也只二十八九岁，到底是干部出身，很会做群众工作，我们四个人初来，她把这个组管得挺好，是个很称职的组长。相处近一个月，知道她是个独生女，和军人已离婚，有个七岁的女儿，由她的父母照看着。姓严的自尽那晚上，程所长把她叫到办公室去谈到后半夜，班长还特地关照我们得轮流睡觉，以免她再出事。那两天她不住地流泪，说自己不如反革命，反革命总不丢人，她这种事加上严某人又死了，实在无颜回乡，要求去劳改队就业，否则就赖着不走。程所长只好把她父亲请来，她父亲说：“你娘和你小闺女都离不了你，孩子呀，咱们就死也死到一块儿吧！”父女抱头痛哭一场，她心软下来，跟父亲回家去了。

段同犯一走就剩下我们同来的四个人了。一个是王秀云，就是我被捕之初给我上杀威棒推我下凳子的那人，四十多岁，反革命罪判了20年。她惯会打击别人，以表示靠拢政府，更爱添枝加叶地告密，我不爱和她交谈。但毕竟只有这几个人，还整天守在一起，慢慢地我也知道一些她的情况。她是河北南部磁县人，小时家贫，在作坊里做头发制品，后来给一个财主做妾，没生小孩儿，买了一个小男孩儿。解放后她只身来到石家庄，嫁给一个做小生意的北京老头儿。她被捕后，那老头儿回顺义老家去了，也没和她离婚。我估计她一定是帮着磁县那老财主残害过地下党、八路军，否则不致判如此重刑。

另一个叫白三，也四十好几了，就是农科所西北的大郭村人，还曾是石家庄的农业劳模。丈夫是铁路工人，儿子是国棉厂的保全工，媳妇、孙子和她一起在大郭村务农，她因参加反动道会门被判了10年。原来不知怎样，现在脑子似乎有些不正常，成天爱说村干部诬陷她，说她农活儿干得最好，一点儿也没“破坏生产”。说这种话在监狱里是犯大忌的，叫作“不认罪”。她还说她也不信道会门，只是陪外甥女去求神治病。她挺能干，大概政府也认为她不可理喻，她爱说什么就说，没人理睬，能干活儿就行。

还有一个才20岁，叫梅，丈夫是铁路工人，由于没有父母，就让年轻的妻子跟兄嫂一起生活。妯娌常为孩子吵嘴，这一天轮到梅做饭，她正切菜，孩子们又打起来。梅先抓住侄子砍了一刀，再给自己孩子一刀，自己往颈子上也来了一刀。她常自嘲地说：“砍了三刀，把谁也没砍出什么事，只给自己砍来七年徒刑。”她丈夫每回跑车休息都来看她，每次见面前她都要对着镜子扎好头巾，遮盖那颈上的刀疤。她不机灵，手也笨，属于倔而犟的一类。

段同犯回家后，程所长叫我当组长。我以为会叫爱找别人毛病、爱汇报的王秀云当组长，程所长却说我文化程度高，可以胜任，只要大家都遵守监规纪律，及时向他反映组员的思想情绪和劳动生活问题就行了。

组长上任没几天，白三晚上不肯按时睡觉。监舍是不关灯的，她想要缝点儿什么，我制止她，她不但不听还骂起我来，骂我父母。我还从来没听人骂过我父母，而且还用这么肮脏的粗话，不由怒火中烧，捉住她的领襟扇了她一个大耳光。白三瘦小，不是我的对手，便更大声地骂起来，我又左右开弓地扇了她好几下，打得她哭哭啼啼地上床睡了。第二天程所长叫我去办公室：“你打白三了？”我承认，心想又给了王秀云一次表功的机会。程所长说：“我知道市看守所常有犯人打犯人的事，王秀云也打过你是吧？”我心想，你怎么知道的，嘴上说：“我也不赞成打人，昨天是白三骂我父母，我才打她的。”程所长说：“你管她是对的，但得讲究方式。譬如抻一根线，得看着线的情况使劲儿，不能让线抻断了，抻断了不就被动了吗？得多动脑子，不能简单化，明白吗？”我还真的明白了些道理，心存感谢地说：“我还从来没管过别人，一定记住所长的话，改变粗暴方式，保证不再打人了。”我虽然没给白三道歉，但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好在白三也没记仇。后来我们在南兵营又同住了几年，看见她好几回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相信她脑子确有毛病，十分后悔打过她。

白三在粮食紧缺那年就保释回家了，因为她儿子调去邯郸的国棉厂，按石家庄的风俗，儿媳不能和公爹单独相处，回娘家又没有吃的，村里就把白三保回家了。梅也没住满刑期，她没酿成严重后果，小孩儿没人管，保释回家了，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