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上当和被出卖

1968年初，一天晚上散了会，女马队长把我一人叫到办公室，对面坐下，她说：“你不是修女，也才三十多岁，总不结婚是不合情理的。总有个什么想法吧？狱长若是问起，我都答不上来。我管你也三四年了，今天我不作为管你的干部，就作为一个多年的朋友，你能不能把你的真实想法对我说一说，也许我能帮你参考一下，对你有些帮助。”态度很诚恳。我被她说的“作为朋友”感动，就把真心话讲了。我说我结过婚，受过伤害，原本确不想再结婚了。就业几年来，感到在这环境中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希望有个能帮助我的。“有合适的人吗？”她赶紧追问。“我想等吴一江。”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人我知道，改造得不错，但目前还是个犯人，你知道他还有多少年吗？”“不确切，听说快满期了。”她又沉默了几秒钟，抬起眼光对着我说：“你们这是长期在一起工作产生了感情，和流氓犯们不一样！”明确了性质后又问我：“吴一江他知道吗？”“我不知道，也许他能体会到。”“你们互相写过字条吗？”“没有！”我肯定地回答。她像松了口气说：“我很高兴你今天跟我说了真心话，你愿意等他就等好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车间透过窗户看见女马队长昂首挺胸，噔噔地走向管男犯队长的办公室——管就业人员的干部从不过问生产，也没见他们来过。我的心就沉了一下。时间不长，她又噔噔地走了。随即管男犯的李主任进车间喊了声“吴一江”就回办公室去了。这情况几乎天天都有的，但这时我就感到不妙。果然，十来分钟后，吴一江涨了个大红脸低着头回来。我的预感没错，女马队长就是告发我来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装没事儿。不知何时，吴一江在我身后的机位上修理机器，说了声：“你昨天晚上对马队长说什么了？”我没敢回头，更不敢答声。他修好机器起来，走过我身旁说了句：“没事儿，李主任赞成！”我真无地自容了。

窗户纸既然捅破了，相互的感情迅速升温。我和别的男犯有时还能聊聊，可从未和吴一江聊过，现在就更不敢聊了，只是多了一点儿瞬间的对视。车间的修理工有三个，但我开的这三种机器只有吴一江一人能修，他给我修机器时是我们仅有的说话机会，但我的机器又很少出毛病。我只知道他是傅作义手下的一个骑兵连长，家在内蒙古，判了死缓，后来减成17年。有一个妹妹在崇礼县，抚养了他儿子，女儿随离婚的妻子走了。就这些，还多半是听别人说的。他年龄多大我没问过，最后也不知道。只是有一次他找了个机会对我说，自“文化大革命”后，刑期都从改判之日算起，不像以前有一天算一天，这样他得到1971年才能期满，还有三年之久，叫我不用等他了。这消息的确让我难以接受，但也无可奈何。我说我已就业四年了，想嫁早嫁了，再等三年也没什么，既然这样也只好这样了。

1968年的国庆节前夕，女马队长又找我单独谈话了。她说：“现在形势有变，就业人员要尽量遣散到社会上，你不能再等吴一江了。这本来就是件犯法的事，狱长知道会给吴一江加刑的。”五雷轰顶，我顿时觉出自己上了当。还说加刑，我岂不成了害人者，不禁失声大哭。等我哭够了，她说：“好好考虑一下吧，往后的日子会更好的。”我想了一夜，加刑的话是唬人的，我们没做任何违反监规的事，始作俑者还是女马队长。但前途的确出现了变故，和吴一江这段情感有被掐断的危险。我本对他心存怜悯，现在却要给他添苦痛，念及于此，眼泪就会盈眶而溢。国庆节改善伙食，我也食不知味，虽然没人说破，我感觉到我的隐私已被大家知道了。我又懊恼又悔恨，当初不该把想法告诉女马队长的。

国庆节后，车间的劳动还是按部就班一如往常，而就业人员的遣散已经逐步在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