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特殊的工作——看守王学宇

1964年在适应新的生活中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年春节后不久，就业科的刘科长到车间来把我叫回宿舍，对我和在宿舍值班的组长孙秀兰两人宣布，从今天起隔离审查王学宇，我和孙秀兰倒班看着她，不许她接触别人，及时向刘科长反映她的情况。她的案情我们不许问，她的情况也不许向外人说，等于我也被隔离了。孙秀兰说这叫政治任务，领导信任才让干的，得严肃从事，不敢懈怠。

这王学宇比我长14岁，浓眉大眼，高挑身材，除了皮肤稍黑，还真是漂亮人物，也不显老。她本是二监狱京剧团唱青衣的，“四清”运动后京剧团解散，刑满的都归到就业人员一块儿，也一块儿劳动。听说她是台湾派遣回来的特务，我想也不会是多大的特务，因为她刑期并不长，满刑后和本监狱机械厂姓肖的男就业人员结婚，女儿都三岁了。她住在附近村子里，我只在学习会上和她说过话，并不熟悉。现在把她隔离在我们院子出口旁的一间房内，二人对坐又不许聊天，只好带一本书来看。被隔离、坐禁闭我是过来人，现在换了位，我也能将心比心，只要她不逃跑不自尽，我决不会无事生非，找岔子去训斥人家，不像那孙秀兰，整天摆出个革命面孔，给人以精神压力。有一天我值夜班，王学宇对我说：“胖子，你困了就睡一会儿，我不会犯规矩的。别说我不寻死，就是要死也不死在你的班上。”我笑笑表示谢意。我相信她不会自尽，因为她已怀孕足月，就快临盆了。

五一节有两天假，伙房照例只开两餐饭，而且可以一起买走。孙秀兰把我和王学宇两天的饭都送了来，自己到市里玩儿去了。头一天平安无事，第二天上午王学宇就开始了宫缩。我没法子去找人，只好把椅子搬到房外的路上，看着来人，听着房内动静。好容易等到下午，陈大夫回来了。这陈大夫是被劳教的右派，解教后调来二监狱医院，以方便女犯人就诊，和就业人员一样待遇，与我们一起住在集体宿舍，假日回家。我虽不敢自作主张让她进隔离室，但放下了心。晚上孙秀兰回来了，她去请示过后，陈大夫来给王学宇接产，我在一旁协助，总算平安顺利，陈大夫及时回宿舍走了。我把小婴儿放到个椅子上，喂了点儿糖水，她竟睡着了。这时孙秀兰才来“视察”一番，说明天向刘科长报告，外带让刘科长通知王学宇的丈夫老肖送奶粉，因为王学宇一向没奶。

有了婴儿，刘科长他们不再来审问，小孩儿的事情也多，禁闭室的气氛缓和下来。奶粉没送来，小孩儿喝了两天糖水，不住地哭闹。我催孙秀兰去要，遭她抢白了一顿，说用不着我操心，对被隔离审查的人不应感情用事！可能这话让屋内的王学宇听见了，我进屋后，王学宇说：“胖子，不用着急，孩子可以喂面糊。”我很同意，马上炒了点儿面粉，冲成糊糊，加一点儿糖，给小孩儿喂过，她居然安静地睡着了。王学宇说老肖要的是儿子，听说又生了女儿，不送奶粉是意料中的。我气得大骂那姓肖的，还冲王学宇发火说：“你怎么就嫁了这么个东西！”王学宇倒平静地说：“我只能嫁这么个东西！”娓娓地讲了她的过去。

王学宇的父亲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家道殷实，她从小上的教会学校，穿裙子骑着自行车，在那个年代是很时髦的。王学宇人长得漂亮，追求的多，结婚也早，解放前夕随丈夫去了台湾。夫妻感情虽好，但她总惦记留在天津她母亲和妹妹身边的儿子，便回来想接过去，不料被捕（为什么被捕，她没说，我也不能问），由天津转到石家庄，刑满就业，必须得嫁人，而且得嫁个非反革命的，以示和台湾断绝关系。她儿子已十几岁，愿意和姨母一起生活，不介入她的新家庭。她为儿子的懂事和谅解很感激，说时眼泪流下来。姓肖的比她小几岁，工资比她多不少，婚后她带他回了趟天津，她母亲一直还保留着她在家时的房间。老肖是偏僻农村人，没入过这种大宅门，看什么都稀罕。第二天她母亲就发现客厅里的小摆设少了几样，她还没在意。又一天，王学宇发现自己梳妆台上首饰盒的宝石戒指和手镯也不见了，问老肖说是不知道。晚上老肖睡着后，她翻看老肖的东西，果然都在，强忍耐住，走之前告诉她母亲小摆设和她的首饰她都带走了。回到石家庄她和老肖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我既嫁给了你，我的东西也可算是你的东西了，为什么不说一声地藏起来？问你还说不知道！这叫什么行为？”那老肖恼羞成怒，蛮横地说：“这些东西都是资本家剥削来的，早就该还给劳动人民了，难道还得资本家太太、小姐批准吗？”二人大吵一架，王学宇认清了老肖的本质，但只能忍气吞声，因为老肖说若敢和他离婚，就是还想当资本家小姐，看不起劳动人民出身的人，就是还想去找台湾的丈夫。这两条罪名可不小，特别是后面一条，能压死人的。王学宇生了大女儿后，这婚姻更解脱不了。她的大女儿交给一个精神病患者代养，因为除了这精神病患者，别人都不肯和她这反革命打交道。好在这个精神病患者虽然发病时受到顽童们攻击戏弄，但把孩子保护得很安全。她本不肯再生的，但姓肖的一定要儿子，天天和她闹，还以死威胁，于是又生了这个小可怜。王学宇叫她“小豹”，说她的脑袋圆得像海豹。我则称她“小八怪”，因为她满脸皱褶，哭起来就看见一张大嘴，实在是个小丑八怪。“小八怪”生命力还真强，糊糊吃得还天天有长进。孙秀兰发现我在给孩子喂糊糊，冲我发火说：“胖子，你不要瞎胡闹！喂出了问题你负不了责任！”我回她一句：“饿出问题谁负责任呢？”她说：“有她爹妈负责任！你我只有看王学宇的责任！”俗话说，“妓无情，戏无义”，这孙秀兰自己不能生育，就连点儿恻隐之心也没有了？

过了十几天，大概审问又要开始了，刘科长和管这事的几个干部来听孙秀兰和我汇报。孙秀兰听出我的汇报中没拿王学宇当敌人，当即批评我“立场有问题”。干部们没有表态，第二天派了个才满刑期就业的来替换我，说是车间忙，要我回去干活儿。我才乐不得这样呢，一是不用再和孙秀兰打交道，二是脱离了气氛压抑的禁闭室。一个月后，刘科长又到车间来叫我，要我顶替孙秀兰值一天班，因为她即将迁回天津，办手续去了。王学宇还那个样子，“小八怪”却瘦成个骨头架子了。我真吃了一惊，脱口说：“怎么成这样了？”王学宇说老肖一直没送奶粉来，“小八怪”闹了一回肚子，陈大夫来给打了针开了药，才好了几天。还安慰我说：“有骨头就不愁长肉，只要有命就能成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枯坐了几个小时。再见到“小八怪”时是王学宇的事已审问完毕，让她带着孩子住进我们宿舍，和值班的刘玉范两人一间，白天和大家一起去车间劳动，小孩儿由刘玉范看着。刘玉范称她为小闹钟，因为她到时候就哭，比闹钟还准。那时“小八怪”已经四五个月了，不会坐更不会爬，还很瘦，但已脱离了那濒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