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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前言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晚于孔子百年左右。汉人赵岐在《孟子章句》题辞中说，孟子是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子与孔子的孙子子思有着较深的渊源，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就把孟轲和子思列为一派，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赵岐则直接认为孟子的老师就是子思。可见，孟子的学说一定与子思有某种关系。孟子博学多闻，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后授徒讲学，带领学生先后游说齐、宋、鲁、滕、梁等国，并一度做过齐宣王的客卿，力主正人心而存仁义，法先王而行王道，但终因其言“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不为统治者所用，后回到邹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同上）。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被后人尊封为“亚圣”，人们习惯上把他和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一书，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哲学、伦理、经济、教育、文艺等多个方面，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性善论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展开了对人性问题的大讨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说法，通过与告子对人性问题的辩难，提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与仁义没有联系。他举例说人性像杞柳，仁义就像用它编成的桮棬，把人性当作仁义，就像把杞柳看成是桮棬一样；又说人性像湍水，在哪边决口就向哪边流。他把人性看作人或动物的本能或欲望，提出了“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的命题。孟子则不同意告子的说法，认为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不但有口腹衣食之欲，更重要的是人有善良的本性（以上见《告子上》）。孟子通过“孺子将入于井”的故事，说明人与生俱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没有这“四心”，人便同禽兽无异。“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在这四种美好的心理感情基础之上，人们产生了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萌芽，这就是“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这“四端”也是先天就有的，“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所以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形成的，但这“四端”仅仅为人们提供了向善的可能性，人们只有不断扩充、培养这些善端，才能成为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完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以上见《公孙丑上》）。孟子进而认为，人们通过不断培养、扩充自己的善心，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善性，从而能够了解天命，“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这样，孟子就把心、性、天三者统一了起来，所以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同上），即达到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了。同时，孟子认为如果人们不去扩充和培养这些善端，就会失去善心，为此他提出了“反求诸己”“求其放心”等方法，来寻求在各种诱惑下失去了的善心。总之，孟子赋予了人性以先天的道德内容，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但由于后天的环境影响，人们渐渐失去了善心，所以人们要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和学习，找回失去的“良知”。孟子的性善说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荀子就曾高举“性恶论”的大旗，对其“性善论”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孟子提出了他的政治思想。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不忍人之心即善心，行不忍人之政，就是实行仁政。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对孔子仁学观念的丰富和发展。孟子在时代风云的变化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下》）人民是诸侯国的三宝之一，如果不加重视，祸必殃身。在继承前人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大胆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口号，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上），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君放在最后一位。孟子特别强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应该以国人的意志和利益为转移，“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做到“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并认为国君如果有大过，可以被撤换，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残暴的君主根本不配称君。当时有人认为汤武革命是“臣弑其君”，孟子反驳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把商纣王称为“一夫”，对君权进行大胆挑战，可谓震古铄今。在治国方面，孟子主张法先王，效法古代圣王的治国经验，实行王道，反对霸道，建立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的大一统社会，“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同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为此他提出实行“制民之产”的经济政策，即实行井田制，使农民有一定的土地和财产，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同时要减轻人民的赋税和商人的关税，促进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孟子还特别强调要“谨庠序之教”（《梁惠王上》），普及学校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的仁政思想无疑带有较强的人性化色彩，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但终因过于理想化，不免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不为统治者所用。

孟子的人格论在先秦诸子中独具魅力，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儒家特别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强调个体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重视人格的独立和社会责任感。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在孔子这种人格精神基础之上，展开了对人格的高扬。首先他提出了养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认为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与道和义相配合，所以不会气馁。一个人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会形成崇高的气节和伟大的人格，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孟子强调，一个人不管得志与否，都要坚定信仰，奉行大道，并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这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仅在权势面前不会低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而且会以天下为己任，能够自负地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孟子这种舍我其谁的精神，正是建立在浩然之气的伟大人格基础之上的。有了这种伟大的人格，所以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才会以身殉道，做到“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孟子的这种伟大人格，早已积淀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中，感染、熏陶着亿万中国人。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涌现出了无数具有民族气节的有骨气的英雄，他们继承了孟子的人格精神，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鲁迅语）。直到今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身上还流淌着孟子的这种血液。

在文艺思想方面，孟子有着独到的见解。孟子时代，人们虽然还没有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的概念，但对艺术作品的特征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特别是对《诗》的理解上，不像前人那样只重视其历史文献价值和社会意义，而开始关注其文学意义。孟子虽然没有什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他在如何读《诗》和如何理解《诗》的看法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两条重要的原则，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颇大。首先，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说。他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就是说读《诗》要懂得《诗》所特有的艺术特征，不能死抠字眼，只从字词表面的意思来理解，而误解全句的意思，也不能因为个别词句而曲解诗人所表达的思想。读者要通过阅读作品，深入到诗人的内心世界，来探求作者的创作意图。“以意逆志”说要求读者对艺术作品不能只作一般概念性的理解，而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等活动，把握诗人的思想感情，与诗人的意旨相契合。他虽然是在说诗，却说出了与艺术欣赏同样的道理。孟子还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读书方法。他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这本来是论述交友之道的，却完全适用于文学批评。在他看来，阅读古人的作品，就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生平，只有深入地了解其人，才能更好地分析、理解他的作品，而要了解其人，必须“论其世”，了解他的生活背景、当时的社会风俗以及政治经济状况等对他的影响，只有知其人又论其世，才能了解作品的真正意义。孟子论诗的这两条原则为后世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仍受到重视。此外，孟子的“知言养气”说虽然是讲道德修养的，但后人将其用于文论中，演变出了文气论等重要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典文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令人瞩目。《孟子》虽然和《论语》一样大都是语录体，但不像《论语》那样多是简短的独白式的对话，而形成了篇幅较长的相互对话的形式，其文大都有一定的议题，结构较完整，论辩能力强，有向专题论说文过渡的趋势。与《论语》雍容纡徐的风格不同，孟文感情充沛，气势雄健，辞锋犀利，锋芒毕露，犹如江河直下，所向披靡。苏洵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孟文的气势是先秦其他诸子不可比拟的，这与孟子本人的性格有密切关系。孟子是一个信念坚定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人。他关心人民疾苦，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舍我其谁的抱负，不为权势所迫，不为富贵所诱，浩然之气充于一身，所以其文雄健浑厚，性格鲜明，气势磅礴。孟文的论辩艺术堪称典范。孟子是公认的善辩之人，他自己也说：“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其论辩技巧十分高明。他善于掌握对方心理，或因势利导，侃侃而谈；或欲擒故纵，引人入彀，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如《梁惠王上》中的“齐桓晋文之事”一章，逼问得齐桓公无言以对，“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典型的例子。“孟子长于比喻”（赵岐语），在孟文中，比喻俯拾皆是，大量比喻的运用，使文章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孟子善于根据谈话对象和内容的不同而设喻，如对好战的梁惠王以战喻，对好乐的齐宣王以乐喻，贴切自然而又有启发性。有时孟子还运用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进行设喻，吸引对方以达到教育对方的目的。孟文中的寓言饶有趣味，引人入胜。与前人相比，孟子寓言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也较为完整，虽然数量不多，但寓意深刻，形象鲜明，有较强的文学色彩。如《离娄下》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寓言故事，取材生活，情节曲折，叙事生动，富有戏剧性。此外，孟子的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质朴自然，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孟子的散文对后世影响很大，韩愈、柳宗元、苏洵、王安石等古文家都深爱《孟子》，他们的文章都带有孟文的风格。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其地位在死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非很高。直至唐韩愈《原道》中提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说法，把孟子视为先秦儒家中惟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方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孟子》一书的作者尚无定论，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为孟轲自著，此说来自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题辞；二为弟子辑成，此说来自唐代韩愈的《答张籍书》；三为师生合著，最早的说法来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现多认为第三种说法较为可信，但是不论其作者为何人，《孟子》都是我们今天探寻孟子思想乃至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历代《孟子》的注本很多，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人焦循的《孟子正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注本。

本次译注以中华书局1954年版1986年北京第5次印刷《诸子集成》所收焦循的《孟子正义》为底本，并充分借鉴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学术成果。博士生高正伟、彭鸿程协助了本书的撰写和校对工作。限于学力和见解，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方勇

2009年9月1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