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在宗教
任何一个宗教讨论里，无论古代的或现代的，东方的或西方的，都必须采用某种方法来讨论。人不能用一根铁棍来撬开一个蚌，借用《圣经》里的一句比喻，人也不能带骆驼通过针孔。一个聪明的医生不会用一把金铰剪切开冠状动脉，这样做一定不成。但现代的西方人常试用笛卡儿的逻辑来接近上帝。
今天，在宗教领域，对方法的讨论是最重要的。因为现代人碰到宗教时的迷惑，大部分是由于基本方法上的错误，且可归因于笛卡儿方法的得势，导致过度把重心放在以认识理性为首要这方面，这样直觉的了解遂产生不适当的概念。帕斯卡说：“我不能宽恕笛卡儿。”我也不能。因为在物质知识或事实的科学知识的范畴，用时间、空间、活动及因果关系等种种工具，推理是最好、最没有问题的，但在重大事情与道德价值的范畴——宗教、爱，人与人的关系——里面，这种方法奇怪地与目的不合，且其实完全不相关。对这两种不同知识范畴（事实的范畴与道德价值的范畴）的认识是最重要的。因为宗教是赞赏、惊异及衷心崇敬的一种基本态度。它是一种用个人的全意识直觉地认知的天赋才能，一种由于个人道德的天性而对宇宙所作的全身反应，而这种直觉的赞赏与了解比数学的推理精妙得多，高尚得多，且属于一种较高层次的了解。科学气质与宗教气质的抵触就是由于这种方法的乱用，以至于道德知识的范畴被只适于探索自然范畴的方法压制。
笛卡儿在假定人类的存在必须通过认识的推理来寻求它的实在证据上，首先就造成了严重的错误。他完全信赖认识的理性和这种今天仍是近代哲学的基础方法的优越性，结果造成近代哲学几乎退化为数学的一支，与伦理和道德完全分家，且有点羞于承认上帝为不可思议、不可量度、超过他们的方法所及之领域。因为在科学范畴中，人必须设法避开一切不可量度的东西，而上帝与撒旦，善与恶，都确是不愿受公尺的量度。在笛卡儿的方法中，还有较小的错误与缺点，因为甚至在科学中，对全局与对“物之适”合理的衡量，也是科学思想日常程序的主要部分。肉眼看不到的，必须用心眼来看，否则科学家不会有任何进步。而笛卡儿在完全不许可心物的分离这一点上，造成第二种错误，成为当代科学中日益难以防守的理论。
中国人在许久以前已在宗教中完全摒弃逻辑的模式，我相信这是出于第二本能。如我们已知，佛教禅宗的发展，是不信任逻辑的任何分析与根据的，这使在笛卡儿推理方法之下受教育的西方人觉得禅宗很难了解。基督教最令东方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基督教神学都对宗教做学院式的研究。那错误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在一个以理性为首多过以感情与人的全意识为首的世界中，这种错误甚至不为人所发觉及被忽视。科学方法并没有错，但它完全不适用于宗教的范畴。人常想用有限的文字来为无限下定义，像谈论物质的东西一样谈论灵性的东西，却不知道他所处理的题目的性质。
我对那些硬拖科学来维护宗教的人产生怀疑。热心宗教的人喜欢从自然科学里找出一点点证据来支持他们的古代信仰。这是一种出自尊重科学威望的习惯，而这种威望是完全应得的威望。但热心宗教者，不支持以人的全意识为首，常喜欢窃取一点自然科学的碎屑或自然科学家的承认，以为只要像卖药品的人那样用沙哑的声音高喊：“四个医生有三个推荐……”民众就必然被感动，因此卖药的必须高喊他的货品。不，宗教不能屈膝去乞求科学的临床证据，它应有更强的自尊心。科学的武器是显微镜；宗教知识的武器，是人心低沉轻柔的声音与热情，是一种用直觉的能力来猜测真理的微妙警觉。但近代人缺乏的刚好就是这种技巧与机警。
因此，在现代世界中，关于宗教的思想惶惑不安，因此假定有一种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其实只有意或无意地存在于曾受教育的人们心中，存在于笛卡儿信徒的心中，或存在于学院式的推理方法之中。
就全体而论，中国人与西方人思想方法之间最特别的差异可用下表来表示：
海涅在他的《游记》（Reisebilder）中，画了一幅有趣的关于上帝与宗教的争辩的漫画。
当肉烤得太坏的时候，我们为上帝的存在而争论。但我们的好上帝常是权威的。在这里进餐的人中只有三个有无神论的倾向，但如果我们最后有好的干乳酪来做餐后点心，这几个人甚至也会动摇。最热心的有神论者是小参孙，而当他和瘦长的范彼得辩论上帝的存在时，他常变得十分激动，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不断地呼喊：“上帝知道，这是不对的！”瘦长的范彼得，一个瘦小的法国人，他的心灵平静得像荷兰运河里面的水，而他的话拖曳到像拖船一样懒散，从他曾在雷敦勤勉学过的德国哲学中抽出他的论据。他笑那些把个人人格的存在归于上帝的人头脑狭隘。他甚至控告他们侮辱，因为他们赋予上帝智慧、公道、仁爱以及其他同样属于人类而完全不适合上帝的德行；他们在一条只适合观察人性的路上走，而把上帝视为人类的愚昧、不公平以及仇恨的对比。但当范彼得申述他泛神论的观点时，他被肥胖的斐希丁阻挠。斐希丁坚决地指摘他散布在整个自然中上帝的模糊概念是错误的，因为这等于说上帝存在于空间中。……其实人想及上帝时，必须把他抽离一切实在，而不将他想象为一个占据空间的形式，只是一种事物的秩序。上帝不是存在，纯是动力——一个形而上学世界秩序的元素。
听了这些话，小参孙愤怒至极，疯狂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地喊：“上帝！啊，上帝！上帝知道，这是不对的！啊，上帝！”我相信如果他的手臂不是这般瘦，他会为上帝的名誉而殴打肥胖的斐希丁。好像他真的想揍他，而那个肥家伙只是抓着小参孙的两只小臂，温和地捉住他，并没有把烟斗从唇上拿开，而是温和地申述他的见解，偶尔把他空洞的论据连同他的烟喷到小参孙的面上。于是那个小人儿几乎被烟与愤怒所窒息，更可怜地哀鸣：“啊，上帝！啊，上帝！”但上帝并不来援助他，虽然他是这么勇敢地维护他的道。
这是为神性而辩争的不可用的一个例子。这些学者的大胆评论有什么价值？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看见这三个宗教学生在咖啡厅里辩论，三个大概都是变形虫的后裔，争辩上帝的性质与性格的情景给人的感觉必然是奇观，十分有趣，而且能引发联想。但要注意的是，上帝永远不会来解救，而每一个稍具意识的人都知道这三个家伙永远得不出什么结论。
重要的是，那三个宗教学生的情形，与四世纪辩论雅典信条时的情形，仍没有什么两样。当时没有烟吹到别人的面上，但每一个人都像范彼得一样绝对地相信自己。他们所想做的是把三位一体的三个分子放入一种逻辑的关系，这是一个对主教很有价值的论题。他们同意的第一点是这三个上帝的成分，是三个个体（person），但只有一个“本质”。这一句在谈论上帝时是有点可笑，但我们必须承认它其实是有哲学意义的话。甚至“Person”（个体）一个词立刻牵涉到用人类的名词来界说神。最大的辩论是三位一体三个分子之间的区别。那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论题！所有三个分子都不是被创造的。但是最困难的地方是区别三位一体中的两个分子和父神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它最后决定圣子不是被创造的而是父所“生”的，而“圣灵”既不是被创造的，也不是“生”的，只是从父而“出”的，用灭亡来威胁那些坏到不能同意此说法的人。当大家同意“圣灵”只是“出”的时候，辩论便环绕着它究竟是直接从父而出，抑或通过子而出。就在这个学院式的针尖上，东方希腊正教会离开罗马迦特力教会，而在十一世纪，罗马教皇与希腊正教的大主教都为上帝的光荣而交相将别人驱逐出教会。如果这不是不敬上帝，什么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