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二七罢工的失败

中共一直是在遭受压迫和反抗压迫中成长起来的。高举反帝国主义的旗帜的中共中央，却寄存在上海租界里，租界当局自然不会坐视这枝嫩芽成长起来。它经常给予中共以严重的打击，其压力也随着中共工作的发展而加强起来。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法租界捕房封闭了中共发行书刊的机构—新青年书店。这年九月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上海秘密出版。它根据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上海公共租界的捕房严禁这刊物的印刷和发行，虽然这周刊仍不胫而走，销数日增；但中共中央为了这件事，也遭受着不少的折磨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①。

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又被封闭了，这无异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书记部一直保持着普通工会的面目，表面不带共产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着，由于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员的罢工，后来又负责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成为全国工会的总通信机关，便引起了租界当局的嫉视。我也早觉察到这一点，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譬如书记部的办公处并未存有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的文字，人员多分散各地，秘密工作，避免暴露；并聘有英籍律师为书记部的法律顾问。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任书记部秘书的李启汉突然为便衣侦探所诱捕。由英领事主持的会审公廨法庭，根据中国禁止罢工的法律，认定李启汉犯有煽动罢工之罪，处三个月的徒刑，并驱逐出租界；书记部及由书记部所主办的劳动周刊均予封闭。我们的英籍律师只要求减轻处罚，并未根据租界一向准许工会公开存在和允许工人罢工的成规，力为被告洗脱，似未善尽辩护之责。

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

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

当时，吴佩孚却正在高唱保护劳工的政策。吴氏于战胜奉系以后，即通电宣称保护劳工。

由于他这种政策的影响，北方各地和湖北湖南一带，工会正在公开组织起来，罢工的活动也可以公开进行，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都在欣欣向荣，中共在北京、武汉和长沙一带的工作，也得着显著的发展。中共中央于愤恨上海租界当局压迫之余，除决定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迁之外，十月间，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先后移到北京了。又因陈独秀和刘仁静被派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须按期②赶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在人事上的分工，也因此要有些调整。中央当时决定：要我专负中央领导方面的工作，在陈独秀出国期间，代理中央书记的职务；至于我原担任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职务，则由邓中夏接替；并指定罗章龙做他的副手，主编《劳动》周刊。从此，我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中共中央政治决策方面；对于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就不是经常直接参预的了。

邓中夏草拟了一个劳动法大纲③，发动各地工人，轰轰烈烈的进行了一次要求取消治安警察法和由国会制订劳动法规的运动。他和各地的工人代表们在北京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希望他草拟的大纲能得国会和社会人士的重视。后来一部分议员确向国会提出过所谓保护劳工法案；不过这法案终未成立，提案人也只是把它当作官样文章，主要似是迎合吴佩孚保护劳工的主张，凑凑热闹而己。

但吴佩孚与中共之间在职工运动方面，确有过具体的合作。当时任交通总长的高恩洪是吴氏的亲信，对铁路交通业务却是个生手。他为了排除盘据铁路上的梁士治交通系的势力，接管铁路财务，以期增加吴佩孚的财源，并要求李大钊给予协助。李大钊鉴于梁士治交通系素来压制铁路工人运动，便欣然应允高的要求，介绍了六个共产党员给交通部，分任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六条主要铁路的密查员。由他们直接推进铁路工会的发展，并考察铁路上的积弊，淘汰旧交通系的职员，以便高恩洪能补进新的人员，来实施对铁路的控制。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治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因而恶化起来了。

中共方面并未警觉到这种演变，北方的中共党员们正为他们的成就而得意。当时，沿着铁路各大站暨各大城市的职工运动，确经历着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各地工会组织和参加工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起来。工会的内部组织也有极大的增强。罢工运动更是风起云涌；而且罢工的工人往往能获得相当的胜利。就在这兴高采烈的时候，开滦矿工的罢工，首先遭受着流血的镇压，就如秋风起后的第一片落叶。

开滦煤矿是中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式煤矿，由中国资本创办，逐渐为英商所侵夺；到一九二二年时几乎已成为英商所独占的企业。矿工人数多达五万人（包括临时工）。这个矿区是有名的黑暗世界，工人的待遇的恶劣，包工头剥削的严重，以及鸦片和赌博等等的为害，都是骇人听闻的。这里盛传着“人不如马”的一句俗话，其意说：死一匹马要损失六十元，一个矿工因公死亡，厂方却只抚恤二十元；而工人伤亡事故又是很多的。因此，在这个矿区工会还没有组织完成和缺乏准备的条件下，就发生了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开滦煤矿的工人发动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二十五日当工人向矿局示威的时候，遭受由英国兵舰调来的印度兵和直隶警察厅长由天津调来的警察保安队的镇压，中外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工人数人，伤约五十人。矿工工会以及唐山铁路、纱厂、洋灰等工会均遭封闭。工人被禁止集会，罢工领袖被迫逃亡或被捕，甚至唐山工学院因学生同情罢工也遭到停课的处分。罢工支持到十一月十六日，由于工会无力抵抗这些压迫，同时厂方也表示了轻微的让步④，遂告结束。

这场罢工震动了新迁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我们郑重检讨北方工运发展的前途。我和蔡和森认为这是北方军阀（包括吴佩孚在内），镇压工人的第一声。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政治内幕消息，认为这是英国方面的压力，以及直系中的津保系受着外力的播弄在那里作祟；可以当作一个特殊的例子看待，还不能判定吴佩孚会根本改变他那高唱的保护劳工的政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邓中夏等则多认为开滦罢工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工会组织不够健全，罢工准备不够，和书记部领导不够得力，否则可能冲破压力取得胜利。结果我们决定：不管外力和军阀用甚么严厉的手段对付罢工，我们只有领导工人，再接再厉的来争取组织和罢工的自由。

当时，职工运动除在天津、唐山两地受到当局的干涉而外，其他的地方，依然可以自由进行。吴佩孚并无干涉工会活动的任何表示。我们仍按原定计划，积极推进铁路总工会和各地区的工团联合会的工作。各地工会之中以京汉铁路工会组织最为健全，这个工会的主持人得到书记部的支持，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线全路工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中共中央是很重视这次会议的。我们计划着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其他各铁路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均须次第成立。中共中央认为我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在铁路工人中早有信誉，因而派我去指导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同时，陈独秀先生已于一月间由莫斯科回到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书记的职务，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郑州。

这次大会的举行，是筹备得较充分的；也有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会方面曾在京津沪汉等地各报刊登开会启事；并函知铁路当局和当地军警各机关。一月二十八日，吴佩孚曾令郑州驻军司令靳云鹤禁止开会。工会获得消息后，即派代表五人前往洛阳，会晤吴佩孚。

商谈结果，吴表示总工会虽可成立，但郑州是军事区域，不能任意开会。因此，代表们均相信举行一个总工会成立的仪式，大致是不会受到干涉的。我于二月一日的前夕，赶到了郑州。

那时京汉铁路十六个分工会，按人数比例所选出来约六十五个代表，和其他各铁路以及武汉和各地工会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达一百三十余人，总共二百余人均先后到达了。由于到会代表人数之多和代表单位广泛，使这次大会在性质上无异是北方各地工会共同举行的小型劳动大会。其议程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讨论京汉铁路工会的事项。

二月一日，大会假郑州一间大戏院—普乐园—开幕，各代表均按时前往参加。郑州站的铁路工人并列队游行，庆祝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当一部分代表进入会场的时候，郑州警察局长黄殿宸率领一队武装警察占据大会主席台；同时会场外也有大批军替密布，禁止工人游行，并包围会场和总工会会址。黄殿宸当众宜布奉命严禁开会。我和一些工会领袖们即走上主席台与之理论。这位黄局长平日与一些工人领袖是有来往的，但那时他扳起一副充满杀气的面孔，严厉执行他所奉到的禁令，毫无商量余地。工会代表又对黄局长说：吴佩孚曾面允总工会可以成立，但不得举行全体大会，要求他让工人们举行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并不正式举行全体大会，以求两全。他仍不许可，并用威胁的口吻宣称，限五分钟内解散，否则将有流血事件发生。

我目击情势紧急，即向各工会领袖建议，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他们接纳了我的建议，向当时围集在会场里的众多的代表大声解释暂时解散的主张，但会众们叫嚣不服，不肯解散。总工会秘书李震该是一个极富热情的共产党青年，愤慨之下，起而高声喊叫：“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黄殿宸跑上前去掩住李的嘴吧，阻止他再叫。会众大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了这个会场。

这一幕，实际上是工会方面让了步。但黄殿宸似乎深恐工会方面会宣告总工会业已成立，他将无法交差；因面指挥军警，进而解散工人的游行队伍，夺去工人们抬着的一面“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大招牌，捣毁了许多各方面送来的庆贺礼物，并派军警占领总工会会址，禁止出入，这就更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

我们离开大会场以后，愤怒的工会领袖们，分别举行会议，所有代表一致主张应立即罢工，力争工会的组织自由。各地代表以来自武汉的为最多，主张亦最激烈。他们一致议决，要求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总机构移往汉口，并立即罢工；并保证武汉各工会将罢工响应。武汉代表们的这种态度曾大大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当时，在中国中部，武汉的工会团体算是最有力量的。那里已经有二十八个工会，组织上多数是健全的。在这些单位之上，还有一个全省工团联合会，更是极著声望。国共两党人士对于武汉工运的领导都很积极，彼此合作得很融治；因此，武汉的工会运动相当蓬勃，并博得一些学生团体、文化团体以及一些记者和律师们钓支持。那时，任湖北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天是国民党党员，也是广东机器工会的老会员，他身材矮小，伶俐而能干；在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作多年，从事工会活动较早，颇为武汉工人们所信赖。他出席这次郑州的会议，主张比到会的共产党员还要激进些。

我当时也认为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或可争回一些自由；即使失败，也不过是工会不能合法存在。我支持罢工的主张，我当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可以使罢工获得胜利。

因而我们决定：第一、京汉铁路于二月四日开始罢工，其他各铁路和各地工会则于京汉路罢工后，再行罢工响应，其罢工日期由京汉路工会看情况演变而决定。第二、京汉铁路总工会即迁移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此次罢工的总枢纽。第三、京汉铁路罢工的条件是：甲、要求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云，并查办黄殿宸；乙、要求路局赔偿损失六千元；丙、撤退郑州分工会内的驻军，送回总工会匾额并道歉；丁、星期日休息，工资照发；戊、阴历年休假一星期，工资照发。二月二日，我随同工会的代表坐着路局特挂的两节专车南下，路经信阳、广水等大站的时候，各分工会的负责人，一致表示赞成罢工。到汉口后，在一次中共党员和各工会负责人的集会中，大家认为罢工是可以获得胜利的。同时，北京中共方面和其他各路赞成罢工的消息，也先后传达到了汉口。

二月四日正午，京汉路全线都同时进入了罢工状态，我成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办事处在汉口江岸车站秘密成立了。江岸车站是京汉路南段车辆修理厂的所在地；成千铁路工人都集居在这工厂附近，成为一个工人村。京汉路江岸分会就设在这个村庄的中间。会所前有一片洼地的大广场，广场中搭了一个大讲台，为工人们举行大会的地点。这里也就是指导这次罢工的场所。

罢工后，湖北督办萧耀南即派遣军队占据了江岸车站，实行破坏罢工。他的参谋长张厚生曾派军警捉去四名火车司机；强迫他们开车。工会的代表向他们交涉，告以开车须有总工会的决定，请其通知北京交通当局或湖北萧督办会同铁路当局派出代表，与总工会谈判，才是正当的解决途径。由于工人方面这种反抗，他就释放了被捉去的四名司机，也停止了由军警强迫开车的举动，并声言将向上级请示，再行处理。

六日，湖北工团联合会曾在汉口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行列并到江岸来慰问京汉铁路罢工工人。一万多工人群众聚集在江岸分会的大广场上，大家高呼“力争工会组织自由”，湖北工团联合会的发言人当众宣布要求政府立即接纳京汉路工人的要求，否则武汉工人将一致罢工。工人们这种浩大的声势，使军人们觉得破坏罢工的办法是不易收效的。也许吴佩孚那顽固守旧的军人脑筋，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与工人和解这一点。他所想到的只是他命令的尊严，他那里能屈尊派出代表与工人平等谈判呢？现在工人们既然违抗他的命令，那就只有用枪杆子来对付。我们当时并未深切的明了这一点，还幻想着吴佩孚多少会顾及到他那保护劳工的主张。

六日傍晚，张厚生派了一个部属来到江岸分会，那人自称是省长公署的参议，向驻在会所里面的工人代表表示，政府方面决与工会代表谈判，来解决这次罢工的事件，谈判时间为明日下午五时，地点即在江岸分会；希望工会方面现在提出代表名单，明日即齐集在这里；湖北省长公署将以调人的地位，偕同交通当局的代表，到这里来正式举行谈判。驻在会所的工人代表即向他表示欢迎谈判。希望能因此早日结束罢工；至于参加谈判的工人代表名单，须由总工会决定，明日开会时当可交出。那位参议的谈话，外表是正常而友好的，并未露出任何破绽。

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这个好消息，立即举行会议讨论。会场中有人作乐观的估计，认为这是由于这次罢工组织得很健全，对方无法破坏，而且武汉市各业工人都骚动起来了，不日将形成总罢工。北方的消息虽然不知，但可能其他各路工人，都在候令行动；政府面临这种威胁，不得不让步，因而愿意举行谈判。但我感到一些怀疑。我指出，谈判地点为何竟在江岸分会，其中可能有诈。我提议先行选定谈判代表，但这些代表和其他工会负责人都应暗藏村里，等政府方面的代表果真到达工会，看情形确无其他诡计，我们才能提出名单，我们的代表才能前往出席。我的建议为会议所接纳了，并即按此布署一切。

七日下午五时，我们的谈判代表都齐集在秘密地点，其他的工会负责人则分别隐藏在工人住宅中，江岸分会的会所里，会场布署整齐，由江岸分会秘书项英率领一些工人在那里招待。但到了约五点半钟的时候，枪声稀稀疏疏的响起来了。

枪声响起不久，两三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向我们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出发，分几路包围这个村庄。其先头部队向着江岸分会开枪，已经有人倒下去了，也有军队挨家挨户搜查。我立即下令琉散，显然，所谓谈判是吴佩孚、萧耀南的诱骗诡计，企图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下令：为避免牺牲，所有负责人迅即离村，主要负责人可即前往汉口法租界某茶楼集合。

在枪声愈渐紧密中，工会各负责人分途循小路离村，我在必要事务处理完毕之后，随着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杨德甫最后离开那个秘密会所。杨德甫对于这一带的道路是很熟识的，他在前面带路，我则手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为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和他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跟着走。我们走到小路与大路交叉的地点，有几个武装士兵在那里把守着。杨德甫经过盘问便通过了。我走过去时，两个士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铁路工人，我答称是卖花生的小贩，也即通过。

我离开这个恐怖的村庄，急步向汉口进发。我心中百感交集，一面愤恨吴佩孚的残暴，挂念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同志被枪杀了；一面又觉得幸好多数工人领袖未遭暗算，可能大半均已安全脱险。事后调查，这天共有三十七个工人被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岸分会会长林祥谦。当时共有八十余名工人被捕，其中林祥谦等四人系工会负责人。张厚生勒令他们下复工的命令，为他们所拒绝，就当场被枭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车站的电杆上。

我和杨德甫步行约十里，到达汉口大智门法租界的时候，天已黑了。我们原约定在一间茶楼里会集的朋友们，都已先我们在茶楼门口徘徊着，我们交换消息的结果，知道萧耀南已宣布戒严，断绝交通，搜捕罢工领袖。我们认为只有避到熊秉坤家里较为安全，我们中多数人虽与熊君并无一面之识，但这位仗义好客的主人欣然一一接待。

原来这位主人就是辛亥革命时首先发难，向楚望台军火库开第一枪的工程营的熊连长。

他那时寄居于法租界一幢小房子里，这就是一般革命流亡者所熟识的长清里一〇三号；因为那常是他们的避难所。熊先生是革命元勋，租界当局也多少有点刮目相看。这位豪侠的革命家，这时不特毫无畏惧牵连之色，并且还安慰鼓励我们。

我们就利用熊家这间小客厅，立即讨论今后应取的步骤。这客厅临着马路，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马路上警察巡逻的脚步声我们都能清晰听见。这一夜法租界的警察竟是来往不息，老在熊家外面巡逻。

由于事关紧急，我们也管不了这些，只有一心一意的认真讨论，我们的讨论又发展成为一个极大的争论。我首先提出应该立即下令复工，我的主要理由是：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的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甚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我这提议遭到多数在场者的反对。

项英热情奔放，反对我的主张。他坚持继续罢工，直到胜利为止。他心目中的革命与罢工是无所谓退却的，宁可遭受更大的压迫和屠杀，不可一遇挫折即行屈服。他指斥我领导不当，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项英心中的愤慨是无法抑制的，但也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我曾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现在消息隔绝，江岸既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其他各地是否也有同样情形？如不立即复工，吴佩孚的屠杀是否仍会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各地工人是否担当得起？工人在遭到更重的牺牲之后，是否会陷于溃败的状态，乃至被逼上工？

我们这种争论继续了很久的时间，不能得出结论。主人熊先生也热心旁听，有时他从旁说些火上加油的话，认为革命只有硬拚，无所谓暂时退却，宁可溃败，不可屈服。他这位老资格的革命家的发言，似更加强了项英等主张的力量。眼见已到夜深三时，我见不能用正常讨论的方法获得结果，只好拿出最后手段来了。

我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要求在场者一致遵行。我并说明下列各点：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要求在场者根据这个命令，不折不扣的去执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

我这样的宣布，少数表示赞成，项英等多数至此也只好表示服从。于是，我们的讨论才转到执行的方法方面去。我草拟了一个复工命令，其中主要的一段说：“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哲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⑤但这个命令的下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我们与各工会、各工厂的联系已经隔绝了；我们只知道湖北工团联合会已被军警封闭，会所在监视之中，其他各工会的详情就不得而知。我们这些在场者只有冒着被捕杀的危险，分别到各工会去查明情况，传达这一命令。

我自告奋勇，担任一项艰难的任务，前往汉阳去查明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的情况，并与那一带的工会觅取联络。杨德甫、项英等担任向京汉铁路工会下达复工命令，陈天等则负责将这项命令通知武汉各工会（当时武汉各工会原定八日或九日总罢工，而且有些工厂已在半罢工状态中，因此，陈天等须去取消原有罢工的命令，要求工人们一律照常上工）。工团联合会秘书林育南在我们的秘密办事处居中策应，并以迅速方法，将复工命令通知北方各地和各铁路工会。我在晨光熹微中，急行至龙王渡，乘渡船，过汉水，约七点钟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

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钢铁厂的工会，同设在汉阳龟山下一所庙宇式的大房子里；那时，那里情形安静，毫无异状。工会里住了约十几位工会职员，有些还高卧未起。我忙叫醒他们，问他们是否知道江岸发生渗案的详情。他们说已经听说了一些，正准备遵照工团联合会的命令，一致罢工响应。前昨两日人们因参加示威游行，事实上已未上工。

我当即宣布：“军警可能立即来封闭工会，用屠杀江岸工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们。昨晚湖北工团联合会已决定，为了减少牺牲，以图再举起见，命令你们今日照常上工。现在你们应做几件事：一、立即分途通知在汉阳的工会和各厂工人，照常上工；二、立即将工会文件分别收藏或焚毁，特别是会员名单和职员名单，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三、所有职员立即离开会所；四、工会少数公开露面的负责人，暂时藏匿起来，到确知没有被浦危险的时候才可去工厂复工；五、另行设立秘密联络地点，由工团联合会派人前来联系……”我一面解释，一面催促他们赶快执行，他们也忙着照办。

等到这些事大致办妥，工会职员已大多离开会所，把风的工人跑来告诉我们，军队从武昌渡过了江，正向工会包围前进，快要围拢。我和工会的会长从工会的后门出去，转入一条窄巷，走到一片高地上观望，只见一连的武装部队，由一个捧着戒严令牌的士兵前导，士兵们拿着绳索和大刀，正包围着会所，摘下工会的招牌，占领了工会，幸好此时工会只剩下一所空房子，让他们扑了一个空。站在我身边的工会会长催我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区域，他紧紧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对我赶来通知的谢意，便匆匆分手了。

我回到汉口的一个秘密处所的时候，林育南正在草拟有关这次罢工的文件，其他负责传达复工命令的朋友们也先后回来报告消息。他们所到过的工会都遭受了军警的摧残，情况和汉阳工会所遭遇类似。由于我们的行动都比军警快了一步，因而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这使我们觉得昨晚所作的决定是有必要的。项英也改变了他那执拗的态度向我说：幸好我们的复工命令下达得快，江岸工人才避免了一场和昨天一样的灾难。原来当时复工的消息很快的传到了江岸，到七时上工的时候，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向厂里，遵令上工。其时，驻扎在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用捉拿工人的办法，强迫复工，声言：“如有违抗或逃跑者，即就地正法。”后来经路局高级职员说明工会已下复工命令，并劝阻军队不处横加干涉，因而军队的野蛮行动，才告停止。由于路局职员的协助，复工命令也沿着京汉铁路向北挨站传达过去了。

工会方面虽作了这样急促的退却，但萧耀南的压迫仍是继续不已。他派军队占领了武汉所有的工会，封闭了素来同情工人罢工、国民党人士所主办的汉口真报，下令通缉其职员。

他不理会工会正在协同恢复工厂秩序，照旧通缉和捉拿工人领袖以及和工会有关的人物。当时被捕的人物中，以施洋律师为最著名。施洋原系国民党员，在中共成立后，又加入中共为党员。他从未参予党的秘密工作，专以律师的身份为穷苦人民作辩护，乐此不倦。一九二二年间，他又任各工会的义务法律顾问。他活跃而能干，武汉法庭中常能听见他那义正词严的雄辩。他在社会上的声誉日隆，也更成为官厅的眼中钉。就在军队向江岸工人开刀的七日下午，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被捕，并于二月十五日未经审判，即遭枪决。他的死使我十分悲痛，使我忆起了从一九二〇年以来我们间许多次交往的旧事。在萧耀南压迫的紧急状态中，武汉的中共组织开会也是十分危险的。我无法与住在武昌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会晤，只能约集项英、林育南和汉阳铁厂工会秘书许白昊等中共党员商讨今后所应取的步骤。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罢工虽已停止，但反对吴佩孚的斗争却正在开始。目前我们应广泛揭发吴佩孚等军阀的罪恶，以引起国人的共鸣。我们详细计划加强中共的秘密工作，在各工厂中组织秘密的工会和工厂小组。我们估计多数工会领袖大致没有被捕的危险，但工会负责人被工厂开除，因而失业的将为数甚多，急须设法妥为救助。经过这样一些的安排，我决定赶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报告一切。

我不能搭京汉车北上，这似是太危险了。八日晚我搭上了开往下游的长江轮船去南京，由那里再乘津浦车转北京。我利用在浦口停留的机会，与津浦路工会浦口分会会长王荷波等策划工会秘密存在的办法。浦口分会是当时铁路工会中没有受到摧残的唯一单位，这也许因为浦口不是吴佩孚的势力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我旋即循津浦线北上，于十二日到达北京。

是时，北京和它四周的地区，也同样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下。长辛店铁路工会于六日深夜为军警所封闭，捕去职员十已名，七日晨又有大队军警向工人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居民数人，重伤三十余人。其余各地工会均遭查封，职员被拘捕。信阳分工会执行委员胡传道因拒绝军警强迫开车的命令，竟被断去一臂。此外，各站的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以及工人俱乐部等亦遭封闭。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办的《劳动》周刊等刊物，也被禁止发行。

北京城内并有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

中共中央面临着这一严重打击，虽曾发动一个反吴佩孚压迫工会、屠杀工人的宣传运动，甚至有些国会议员也曾向国会提出查办这一压迫工会的案件。但这种反抗的力量究竟太小了，并不能抑制吴佩孚等军阀的为所欲为。由此，我们中共的领袖们更认识到工人罢工并不能抵抗军阀的武力，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军阀的武力。对于国民党在广州扩大革命的地盘与武力的做法，也寄予更多的期待。

当时职工运动是中共的主要本钱。在我们研讨二七罢工失败后职工运动的实况时，我们觉得这股本钱已经是十去其九，仅仅湖南方面因地处南北之冲，提倡联省自治的赵恒惕依违于南北之间，而且在他杀害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之后，因遭到物议而有所顾忌；他或许不愿也不敢对工会作过分的压迫。因此，湖南的工会大致可以保存，但一时也不能有大的作为。我们指示湖南的同志们应严加戒备，尽量使那里的工会不遭受到同样的摧残。除此以外，其他各地都只有从事于秘密工会的组织。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现在应当加强上海、广州等处的工作，如果中共中央仍留在北京，易于遭受军阀们的暗算。我们决定中央机构立即秘密搬回上海，以便加强南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当中共中央根据我所作的二七罢工的报告，研讨领导方面的得失时，陈独秀先生于痛惜这次失败之余，在发言中曾表示这样的疑问：我们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这次的屠杀？马林却表示完全支持我在这次罢工中的领导，他认为这次争取自由的罢工是无法抑制，而且是应当积极促成的，在遭到二七屠杀之后，实行迅速退却，也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就在马林这种称许之下，中共中央判定我的领导是适当的。

马林还进而提议，在中共中央搬往上海去作重新秘密布置的同时，应派我去莫斯科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他认为：中共已迅速长成起来了，它能将大量的工人组织在工会里，能发动争取自由的罢工，又能作适当的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凡此都证明中共的领导日趋成熟，中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前途。这些实情，应让共产国际了解。马林这个提议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了。

在旧历年刚过不几天（约在二月二十日），我冒着严冬的风雪，从满洲里的旧路，很顺利的再度越过了苏俄的边境。这正是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下飞进行恢复经济秩序而获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列宁曾很兴奋的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说明苏俄通货膨胀已成过去，现在政府已积有二百万卢布的储备金。我经过西伯利亚时所目击的情形，也证明比前大有改进，火车已能准时开行；物质虽仍感缺乏，但物价大体已告稳定；生产也正在恢复之中。

我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长沙发洛夫、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罗卓夫斯基等人报告二七罢工的实况。但我的报告似并未如马林所预料的受到应有的重视。失败的消息之不能引起人们的兴奋，本是人之常情；这在共产国际也不能例外。不久以前，陈独秀先生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也未能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这与陈独秀先生讲话爱老老实实，不愿夸张一点似有关系。我的讲话也与陈先生有同样的格调，不愿就此后发展的远景作过分乐观的描述。何况共产国际那时并无人预料到中国革命大规模的发展就会在最近的将来降临。一般人只不过想到中共是在那里切实工作，已在斗争中有所表现而已。

而且当时共产国际正为别的更重要的问题在忙碌着。我到莫斯科后的几天，共产国际即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议程是西欧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和苏俄问题。由于西欧工人多数是在社会民主党影响之下，共产国际所提倡的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未收到预期的成效。因此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是很热烈的；并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所谓苏俄问题，是因当时联共党内有三十二个高级负责人所组成的反对派，向共产国际联名控告联共中央领导的错误。拉狄克代表联共中央答辩，向扩大会议声明：联共中央曾犯了上千条的错误，但不是根本性质的，它已领导革命获得胜利，而且目前情况已日渐好转，这就证明反对派的控告是不应当的。拉狄克这个声明，多少反映出苏俄当时的实况。我也曾向扩大会议就中国问题发言，主要是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但未引起讨论，似仅是这次大会议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我在莫斯科住了约三个星期，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和我在一起，草拟了一个如何在中国各地组织秘密工会的办法，其内容却是很普通的，多半都是我们已采取过的步骤。它们（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还答应为二七受难工人和被开除的失业工人葬集一笔救济金，陆续寄来中国。至于国共合作问题，因孙中山先生返回广州不久，情况还显得不很稳定，故未加讨论。我这次赴苏的任务，至此告一结束，又匆匆的回国了。

①《向导》周刊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创刊后，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在印确中或在贩卖中），

即处罚印剧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开幕。

③ 劳动法大纲全文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

，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④ 厂方接纳的条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给半个月工资；三、工人在工作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负担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⑤ 这个命令以后由湖北工团联合会据以作成该会紧急通知，全文见《二七工仇》—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