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暄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二月七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

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治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是事先毫无警告的阴谋袭击的屠杀行为。这种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误会’二字来掩饰的……”

我这斩钉削铁的回答，使这次的晤谈迅即结束。

这样一来，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几天后，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们的来信，告以他在北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图书馆去了。

这年一月间，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了。他由北京来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开活动的人。他以记者身份回来，共产色彩尚未表露出来。他的肺病那时似乎停止了发展；满腔热忱，很想一显身手。他爱好文学，住在闸北区，屋内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书屋；出入于他那里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的老作家于右任过往颇密。他们计议创办上海大学，由于右任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不久这所大学终于成立了，成为一所有名的革命青年训练所。当时，中共因职工运动遭受挫折，对瞿秋白的这种活动多方予以赞助，认为这是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而且能与国民党的名流们建立较广泛的关系。

失败的苦味是罄竹难书的。有些国民党人物讥讽我们，打击我们；他们讥笑我们对吴佩孚存有幻想：指斥我们对吴佩孚政策的不当；因而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工作者，更想乘机夺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阵地。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反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一部分国民党人的这种活动，还得着湖南劳工会王光辉等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响应。他们大多不满意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气焰，因而组成一个反中共职工运动的联合战线。

他们标榜工会应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应与政党发生关系，尤其不应受中共的利用。

他们提出“穿长褂子的共产党人滚出工会去”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二七罢工失败是中共领导的错误”

、“工人们应向中共要求赔偿损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甚至有些素来同情中共，因罢工而失业的工人领袖们对中共也表示怀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们因为你的领导而罢工，现在失业了，要请你负责。还有少数人向我说：听说你去莫斯科为我们募集了大量救济我们的卢布，为何不发给我们？幸好多数的工人领袖们还是信任我们的，因而这种挑拨并未造成严重的纠纷。

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的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进行顺利的时候，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出来。邓中夏对陈独秀先生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倾向，指他“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①当时埋头编辑《向导》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满意陈这种言论。不过中共中央的会议这时是大大减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会议讨论；尤其是陈先生所写的文章，蔡纵然有不同意的地方，也无法加以讨论，只有仍然按时发表出来。我虽是饱尝罢工失败苦味的人，也不以陈的言论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点的暴露，就失去我们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但我们这种不同的看法，终未得着详细研讨的机会；因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齐爆发出来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间，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携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一个特别训令。

根据这训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他的要求，立即筹备大会的举行。

我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工会的一些紧急问题，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时候，马林已赴广州，中共中央的人员也正在陆续前往。我于六月初赶到广州，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体均已就绪。

为了第三次大会的举行，中共中央临时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房子。我们中央的职员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里；大会也就以那里为会场。马林住在附近一幢较为华丽的房子里。

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来，马林准备在广州作久居之计，他房子里的布置美仑美灸，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

我们的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这与前两次大会偷偷摸摸的在上海举行的情景显然不同。我到达后首先在马林的住宅里看到了共产国际那个著名的训令。它已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治批评的自由；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我看完这个很短的文件后，马林即向找说明，他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曾组织一个由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这个重要文件就是这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草定的。

他向我解释这训令的主要内含，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主要论断，所有的共产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一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训令中只是附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傅能接受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解释，认为依照他的解释，那是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

马林对于我的反对意见立即发生强烈反应。他隐满着在莫斯科的讨论经过，不提在莫斯科已有过的争论。他在中国工作已有两年，自以为已有足够的权威来实施高压手段。他认为反对他的解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训令。这样，我与马林之间，就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在大会举行以前就在热烈的进行着；为了寻求相互间的谅解，曾使大会推延了一个多星期。争论的主要之点大致如下：第一、我声言赞成国民革命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在事实上，当职工运动遭受二七罢工的失败后，中国反帝运动的怒潮正在激荡上涨之中。一九二三年三月间，曾发生收回旅大日本租借地的反日运动。四月间，津浦路临城土匪劫车，一些外国旅客被掳，外人盛倡共管中国铁路的论调，曾激起反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运动。五月初，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残杀中国人的事件，又激起了各地反日抵货运动。凡此一切，都是明证。我相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有其急切的需要，并能形成广大的革命势力。

我进而声称，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这即是说，除国民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职工运动，现虽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但仍有其本身的阶级斗争的任务。

马林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认为国民革命既是中心任务，就几乎包括一切，事实上也能包括一切，剩下的只有中共的阶级教育。如果在国民革命之外，再强调阶级斗争，无异就是放松国民革命。

第二、马林声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是脆弱的。他讥笑我：“你的职工运动那里去了？早被吴佩孚几条枪杆子打垮了！

”他断言：

“至少五年之内，中国

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他讥笑，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的工作，中共的存在不特是没有意义，反会在国民革命中成了唱高调的破坏者。

马林这种论调使我大为愤怒。我推控他的论点违反共产国际历次的决议②。我声言，中共的长成与发展是值得骄傲和满意的。它现在虽遭受打击，但将很快的爬起来，它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它经过较长期的艰苦奋斗，终将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更彻底的胜利。

第三、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比印尼的回教联盟要高明得多。他盛赞孙中山先生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认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深通马克思主义的人。三民主义是完全可以接纳的，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优秀的革命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即工人阶级中的优秀者，也大多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提出甚么按民主方式改组国民党等条件，中共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到那里去学习民族自觉。

马林这种对国民党的过高的估计，曾遇到陈独秀先生的反对，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点。我便指出马林只看见国民党的光明面，没有看见它的黑暗面。我依据一九二〇年我参加上海中华工业协会工作的经验，指出国民党分子流品复杂，缺乏组织和纪律，并说国民党如不认真改组，大量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也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第四、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实际问题，是我们争论得最激烈的部分。我指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那还有甚么中共的独立呢？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些共产党人都涌进到国民党里去，要求分派一项实际工恨他们会说：“这些身家不清白的人是来干甚么的？是帮闲，是小偷，还是抢劫？”至少会被人认为是来挤掉那些老国民党员的地位。这样，名为国共合作，事势的演变，将是国共交恶。

我认为，国共两个不同的政党为了同一的国民革命，应更加紧联合起来，须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实际工作；但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意义了。但我这个看法又是马林所不能接受的。

第五、关于中共保留对国民党政治批评自由一点，马林表示中共党员应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对国民党的措施作必要的批评。如果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国民党进行批评，那就要是富于建设性的才行。我则表示中共党员为了国共间良好的合作，自然不能任意批评，尤甚要避免不必要的指责和攻击。但一个共产党员经常要保持他那共产党人的面目，在国民党外固应如此，即在国民党内工作，也不可随声附和，丧失他共产党人的原来面目。至于中共中央及其各级领导机关，在政治批评方面不应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和有所顾虑。这一点双方意见出入虽然不大，但马林仍旧是不满意的。

第六、关于职工运动，我坚持它是中共所领导的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领导各地工会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但不能领导其成为国民党的职工运动。中共将在工人群众中大量吸收党员，发展中共的组织；一部分加入了中共的工人可以参加国民党，但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职工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职工运动。马林在这点上又坚决反对我的意见。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左翼。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我指斥他的主张是将“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硬要将中共已经领导起来的职工运动奉送给并不一定愿意接受的国民党。

从上述的这些争论之点看来，我与马林确是站在两个针锋相对的，不同的政治立场上。

马林指斥我仍保留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这二基本政策。我则指斥他犯了右倾取消主义的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使之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这不仅忽视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也有害于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

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称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我向他声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即我一个中央委员，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他能将我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但现在主要之点是：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反对他这种歪曲的解释。我将“共产国际”和“马林”分开来的说法，使他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

在这次争论之中，瞿秋白和张太雷两个是支持马林的。他们在代表中展开活动，宣传马林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宜违抗这训令。瞿秋白还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是封建制度的统治，因而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这也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主要内含。我不同意瞿秋白这种说法，也与他展开争论。我认为中国主要受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制度已在没落之中，阶级分化日渐显明，因而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含是反帝国主义，但对内而言，除反封建外，则有工人阶级反中外资产阶级的主要因素在内。

陈独秀先生对于这种纷争觉得苦恼而左右为难。他大体上采取了李大钊先生在西湖会议中的调和立场；但他保持着作最后裁定的家长姿态。他从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职工运动经过二七罢工的失败，一时不易复振，这也证明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因而国民革命应由力量较雄厚的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只是其中的左翼。他不愿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也不相信马林会歪曲共产国际的训令；他也支持瞿秋白那种中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为主要内含的说法。但他也觉得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不能混为一谈，不同意马林对于国民党那种过高的估计。他还以多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工作后，将引起两党间许多纠纷为忧；因而他主张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只对马的解释作些轻微的修正。

经过互相协商互相让步的结果，我们间意见的距离虽然缩短了一些，但主要之点还是无法弥缝。陈独秀先生提议：西湖会议只决定，少数个别共产党员根据中央的决定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应进而决定，全体党员均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但一部分共产党员可不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负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不应兼任国民党的职务，以免混淆中共的独立面目。同时，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形响起见，中共应帮助国民党增加工农党员，发展其在工农群众中的组织。马林对于陈先生的这种意见表示赞成。但我则表示只同意陈先生建议的前一部分，不同意他的后一部分。这样，这个案子就只有待第三次大会作最后的解决了。

这项争论成为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题。大会于六月中旬举行，共有十七位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③，代表党员约四百余人。大会开幕后，首先由陈独秀先生作报告。他的报告内容，是中共中央一年来工作的经过和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他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祝，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

在讨论陈独秀先生这个报告的时候，激烈的辩论便正式展开了。我在上面所述的具体的分歧点都一一被提出来了。支持陈独秀先生发言的主要是瞿秋白，他不承认中国有显明的阶级分化，他认为反帝反封建都是全民性质的，无产阶级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陈、瞿当时这种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论调，引起了不少代表们的不满。

我和蔡和森、毛泽东是反对陈、瞿这种论调的主要发言者。我的发言是概括性的。我说明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虽不多，但精干而有团结，必将成为国民革命申的主要力量。我强调中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职工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中共在现阶段中虽以国民革命为其奋斗的主要目标，但不能因此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共—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蔡和森的发言是陈述中共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的重要性。他引证共产国际已有的决议，不能因加入国民党，就牺牲这些原则性的立场。

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上述这些争论之点，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

中共第一个著名的农民运动者彭湃，于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就在广东的海陆丰成立了第一个农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他的工作已收到相当的成效。但海陆丰那时正在陈炯明的统治之下，一切消息不易外传，他的工作也未引起重视。陈独秀先生和中共广东区区委虽曾鼓励彭湃这种活动，但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未提到这项农民运动，而且还慨叹农民人数虽多，但太落后了，一时不易发动起来。

毛泽东当时对于彭湃的这种活动也是毫无所知的。但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毛泽东这种思想，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旁门左道，此地暂不论及。但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

这个辩论继续近一个星期，马林终于亲自出马参加辩论了。他向大会发言，表示支持陈独秀先生的报告，强调他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原有主张。他指责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他素来瞧不起农民，对农民问题更是只字不提。他最后用威吓式的口吻说：陈先生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

当时陈先生和我都曾企图经过协商以获得谅解，但这些努力终告失败。最后在结束这一辩论时，即以我提出的一个修正案交付表决。这个修正案是就未获得谅解的部分而提出的，其内容大致是：一、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福须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并在工人中发展中共的组织；二、中共在职工运动中须与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和工会中的国民党员，密切合作。

但工人中的中共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三、工人运动既是中共所领导的独立运动，中共虽不能阻碍国民党在工人中的活动和工人加入国民党，但不应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这个修正案付表决的结果。是八票对八票，于是担任主席的陈独秀的一票，起了决定的作用，换句话说我的修正案被一票的多数所否决而宣告失败了。这个修正案的被否决，等于通过陈独秀先生的提案：中共应在工农群众中（尤其是农民为最），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当时，我们这些反对者认为，在农民中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还是无关宏旨的，因为中共在农民中尚无实力存在，至于在工人中无限制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就等于放弃了中共的主要阵地，这也等于取消了中共的独立存在的基础。

马林的主张终于胜利了，但他也知道这主要还是得于陈独秀先生的支持，而且也觉得这种胜利是不够稳定的。他加强压力，大肆宣传我反对陈独秀先生的领导，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和破坏党内的团结，应当予以严重的惩戒。

同时按照共产国际的成规，持反对意见的人须向大会表明态度。我们这些反对者表示出来的态度，却不是完全一致的。首先，支持我修正案的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继之而起的蔡和森则仅沉重的说了一句话：“服从多数的决定”。我则向大会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见。由于反对者所表示的态度程度不同，以及我强调保留原有意见，使一切攻击都集于我的一身。马林声言，我的保留意见意味着我仍将发表反对言论，将会引起党内纠纷，非予以制裁不可。

这时候，一位来自哈尔滨代表东三省中共组织的代表陈为人起而发言。他声称他投票赞成陈独秀的原提案，是表示对陈所领导的中央的信任，但并不赞成因加入国民党政策而牺牲中共独立的观点，也不相信陈先生会这样做。他诚恳的号召党的团结，要求陈尊重反对者的意见，他特别说到我不特不应当受处罚，而且此后仍应负责领导工作。这位一直没有卷入争辩游涡的陈为人发言态度非常诚恳，当即转变了会场的空气，使陈独秀先生觉得须适可而止。

这样，马林的高压政策便无法施展了。

中共内部第一次意见分歧的大风浪过去之后，大会旋即恢复了平静，继续讨论其他的问题。值得特别说到的是陈独秀先生还提出一个党团问题的提案，主张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内工作者都应组织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响。陈先生提出这个决议文的原意，似是要表示一下他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安慰一下我们这些反对者。其实代表们受着这场争论的震动，心情都有些不安，因而大会气氛也有些无精打彩，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也就一致通过了。但后来它却成为国共纠纷的一个主题。

最后大会所通过的宣言，系表示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之领袖地位，并希望社会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来。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各项革命工作都是国民党工作的一部分”，这些马林所说过的很响亮的话，在宣言里并没有提到，这也是顾到党内的团结的结果。

中共中央改选的结果，我以落选的方式被排出了中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五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陈仍任书记，蔡仍任宣传，毛泽东则接替我任组织部长。

后来中共的记载多宣告我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或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被第三次代表大会开除了中央委员，这些记载多不免有些似是而非④。我自信我上面所述是合乎当时真相的。现在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尚在人间者，除我以外，似只剩下毛泽东一人，如果他愿意保持历史的真相，他当不会否认我在上面所说的话。

在中共历史的发展上，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西湖会议不过决定中共少数人加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才进而采取在国民党内实现国共全面合作的政策。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历史家们往往着重描述这次大会的重要性，企图多方面证明共产国际领导的正确。其实，这个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论从那个角度上看，都不能说是恰当的。在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虽然因这一政策的执行获致可观的成就；但不能证明如果国共合作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至于国共混合终于招致了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使中国陷于内乱和外侮交相煎迫之中，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共两党，都陷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

后来，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国际还以“天子圣明”的态度，强调这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正确；并诬指一切错误都出于中共执行之不当。许多记载往往说共产国际主张中共采取加入国民党，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只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在执行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时，放弃了领导权的夺取，才使中国革命归于失败。同时也批评我初期反对这政策的主张，是不愿去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犯了左倾的错误。其实，当时所讨论的，是中共应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在这里，恕我要批评瞿秋白几句，他有点舞文弄墨的积习，在那次大会中他极力为马林的主张找理论根据，因而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

瞿氏这种议论发展下去，可能比马林还要右倾，即是说中共根本无存在的基础。可是他在后来继陈独秀而领导中共时，再也不提他过去有过的主张，断章取义的说他人都错了，都是机会主义，只有他自己正确，即是他主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其实“国民革命”和“国民党”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两个政党（例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先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怪不得当时汪精卫就曾说过，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指导，事实上是很混乱的。首先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些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只知“国民革命的重要”和“革命势力必须集中”这两个空泛的原则，不顾国共两党的实情，硬要将它们混合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还强调中共的独立性，但后来似受着越飞、马林等人的影响，它的四月训令显然改变了方向，认为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是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独立性却成为次要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的四月训令是中共趋向右倾的起点。

马林个人的见解比共产国际的训令还要右些。他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人身份，在广州长住下来，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之实施。

可是他不够幸运，，遇着了重要的障碍。国民党方面对他的主张似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最感兴趣的，只是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点，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当前的急务。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国民党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马林的主张虽大体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但却从未实现过。在我看来，即使实现了，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国民党一般老党员多具有门户之见，他们对党内的后起者也往往抱有轻视的观念，即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完全放弃原有的共产色彩，循规蹈矩的为国民党工作，也不免要被视为是身家不清白的异端，那里会允许他们在国民党内自由活动？而且一般共产党员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还是原具有国民党籍而转加入中共的。当他们过去在国民党时，多对国民党的成规表示不满，现在这些中共党员又都加入到国民党去，那里会做安分守己的“小媳妇”?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说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观的幻想。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主要政策的正确性。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共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味着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们的主张被搁置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与权势。如果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形成正常的多党的民主制度，这样，也许中国的现代史就会换一种写法了。

① 见邓中夏著：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一九一九—一九二六）

，第一一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

② 例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就曾指出：“……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

③ 到会代表人数也许不只十七人，但有表决权者，我确实记得只有十七人。

④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九页及第十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初版）和胡华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四十五页，都有这类似是而非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