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共初期的纠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以一个新的政纲来团集革命势力，是令人鼓舞的，但也是甚难达成目的。国共两党离奇的结合关系，实是中国前途上的一个大暗礁，也是一切纠纷的焦点。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我离开广州；路经上海时，曾将我在广州所发现的问题告知陈独秀先生。我曾向他指出，国共组织混合，一些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在我看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要求国共两党在民主的基础上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在广州无法贯彻我的主张，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陈先生对我的说法并没有否定；他似采取“等着瞧”的态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志们申述，但我不愿再引起争论，所以措词比较和缓。我着重说因国民党代表大会一时不能结束，又因列宁逝世须停会三天，所以我为了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必须提早北返。北京的同志们仍是支持我的看法，也同愈我向大会请假的举动。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按期于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到会代表约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铁路的秘密工会。我向大会发表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工人应拥护国民革命，力争工会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张。大会接纳了我的报告，据此发表了宣言，并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先生，表示对他们支援铁路工人的谢意。最后，大会选举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铁路总工会的诞生。邓培当选为委员长，我当选为总干事，办事处设在北京。

铁路总工会的组成，表示铁路工人又从“二七”的创伤中站起来了。分布在各铁路站的工人秘密小组人数增加起来，工作也较为活跃。当时各地铁路工人中，虽还没有国民党的组织，但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表兴奋。不少的铁路工人说：“现在国共一家，合力革命，

吴佩孚快完蛋了！”铁路总工会已经建立，为“二七”烈士报仇的声浪高涨起来。这就引起军阀们的注意，不久，铁路工会又遭受一连串的压迫。

铁路总工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先生和其他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回到北京，带来了不少的消息。

李大钊先生初回北京时非常乐观，极力称许这次大会的成就。他指出这次大会所发表的宣言、通过的党章和决议等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他称道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对这次改组的决心和诚意。他相信国共合作的发展，会很顺利。

他告诉我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汉设中央执行部。执行部的职权很大，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该管区的党务。孙先生希望老国民党员分担各执行部的领导名义，提拔一些新进的同志，来担任各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上海执行部预定由胡汉民、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以秘书的名义担任该部的实际工作。武汉执行部预定由居正、覃振主持；孙先生希望我能去那里担任实际工作。北京执行部派定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三人主持，至于实际工作人员，则由他们三人选任。

李先生根据这种情况，问我能不能去武汉。关于这一点，他还对我有详细的说明。他叙述孙先生强调提拔新进的主张时，曾以我为例来说明。他说曾有人向孙中山先生进言，认为我反对国共合作，不应列名为中央委员，此次出席大会又中途退席，足见仍有不满的意见。

可是，孙先生坚决否定这种说法；他指出我既来出席，足证并无根本反对意见，至于因重要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详细知道的事。他认为即使我曾批评过国民党，现在不加计较，也足证他是大公无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孙先生对我的印象很深，几次称我为“五四运动的能干的学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项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诉我，居覃两位虽曾托他向我代达欢迎的诚意；但他却从旁听说这两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驾御为虑。他个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发展国共合作为当务之急，所以希望我能去武汉，并相信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不过他也向我声明，这件事中央和他个人都愿听任我自己的考虑决定。

我说，我不愿去武汉担任国民党的工作。我说明我并不以为我不能与居覃两位合作；也不是为中央所顾虑的，我这个在吴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汉会有不易避免的危险；而是我根本不赞成这样做。我还进而劝他，中共党员分据国民党机构的要津，并无重大作用，反而会引起一般老国民党员的嫉视。这样，这个拟议就被我婉词谢绝了。

当时李大钊先生也想邀几位同志去分担北京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应，也不如意。那时北京多数同志认为，领导或参加革命运动，自应争先恐后，但到国民党机关内去凑热闹，却可能会吃力而不讨好。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很快的成立了。办事处气象的堂皇远非中共的机构可比。经常在那里办公的是丁维汾先生、老国民党员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党籍的李大钊、于树德两位中央委员。于方舟、韩麟符和我三个候补中央委员都经常去参加会议，有时也去办公。跨党的中共党员有李大钊先生负有指导的责任，于树德、于方舟负责发展国民党在天津一带的组织和工作，韩麟符担任三个特别区和内，蒙的工作，此外就没有其他共产党员在这机关里担任经常工作。

当丁维汾先生提出各种职务的人选时，李大钊先生总是请丁先生径行物色，再提交会议通过，我是和丁维汾先生在一房间办公的。两人坐对面。当我偶尔去到那里的时候，丁先生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讨，我总是很客气的请他作主。由于我们这种表现，北京的中共组织显然没有与国民党组织争权的嫌疑。

但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各地的国共组织都开始发生磨擦，尤以上海、广州两地为最，只有北京是个例外。我们甚至对于这些磨擦的消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国民党组织能够平静而顺利的发展，也许李大钊先生和我所持的态度发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分子，大多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他们没有染上国民党的旧习气，并积极支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政纲和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最近的解释。因此，北京国民党员之间意见上并无显著的分歧。

广州是国民党活动的老根据地，情形大不相同。那里的老国民党员多以革命的老资格自傲，与新进的中共党员有点格格不入。有些人还觉得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尤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后，又有新旧党员权利地位之争。这一切都使反对跨党分子的暗流增长起来。

当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委任邓泽如、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实施其改组国民党的政策时，邓泽如等十一个重要国民党员即于这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密函孙先生①，反对陈独秀、谭平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斥为中共利用和篡窃国民党的阴谋。这件事是我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闻；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当

时虽曾被孙先生批驳；但他们并未放弃反对意见。

李大钊先生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说起在我离开广州不久，即有人于代表大会上提议在国民党党章中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他曾当场发表了一个声明②，指出中共党员是以个人资格加入的，可以说是跨党；但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共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所以不必发生猜疑或者加以防制。李先生觉得他的声明曾发生良好的影响，似也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这次大会的结果，一部分老国民党因而失势；而反对党内有党、反对中共党员跨党的声浪也就随着高唱入云了。冯自由等树起反共旗帜，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国民党员们这种反对和怀疑中共的情绪由广东播到上海等地，到处潜滋暗长。国共双方的要人则忙于解释弥缝。一在上海的陈独秀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接触，似是最多的，更从事实上体会到难于消解。

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我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我到上海去，参加在五月中旬举行的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这个通知并特别注明我是非去不可的。

当我到达上海会晤陈独秀先生时，我发觉他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他对国共合作的前途似已不抱乐观。在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他特别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的口号。这口号的用意，不仅在减少国民党员的疑虑，并带有修正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中积极工作”这决定的意味。

由此他作出结论，在国民党内工作不过是中共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主要还是要注重自身的发展。他认为发展中共的组织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大部分党员应开展独立的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等，并开展在农民中的工作。

陈独秀先生不愿重提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纷争，但他这些话的意思，都是接受我在第三次大会时的主张。他还向我说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所以特别邀请我来出席，是为了共同纠正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的偏差。

陈独秀先生邀我一同会晤威金斯基。威金斯基也表示中共中央工作的方针，重点是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独立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他特别强调中共党员之在国民党工作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这样，才可以达到推进国民党革命化之目的。

威金斯基似是回到中国不久。他在去年十一月间与我在北京会晤之后，曾在上海耽了一个时期，不久便回莫斯科去了。我在当年初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已不在上海，他所以来去匆匆，似是为了与莫斯科商讨对国民党的政策。

当时莫斯科对国民党的内情不尽了解。即加拉罕、鲍罗庭这些人也是一些新来的生手、对国民党的实况，也只是走一步才了解一步的。威金斯基奔走其间，似负责勾通意见的任务。

鲍罗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曾向国民党要人说到国民党内有左右派之分③。这次威金斯基肯定的说中共在国民党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似是根据莫斯科的新决定而说的。

不两天，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举行了。参加会议的约有十人。中央委员出席者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三人。李大钊先生缺席。毛泽东那时奔走于上海与长沙之间，忙着在做国民党的工作，因此没有参加会议。特约来参加会议的，有沈定一和我两人。其余为沪、鄂、湘、粤等重要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的会议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之下举行的。首先由陈独秀先生报告国共合作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他强调中共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他指出国民党内早有左右派之分，左派赞成改组和支持现行新政策，右派则反对。中共党员应支持国民党的左派，以期国民革命的顺利进展。他着重说到中共要积极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党员之在国民党内工作者，要保持固有的优良作风，多数党员应积极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从事独立发展，这些工作都足以增强国民革命的实力。他批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因注重国共合作而放松了职工运动等工作的倾向；似是要洗刷同志们对于他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指责。

陈独秀先生在报告时态度很谦虚。他说中央的决策多取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扩大会议予以检讨。他提议由沈定一任扩大会议的主席。到会者有人提出中央书记应是当然主席；但他坚持主张，认为这次扩大会议与往常不同，应由沈定一任主席，他自己似是一个被检讨者。他报告完毕后，又提议会议推举三人审查他的报告，并主张我为其中之一，并强调说这非常必要。

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的情况确也有些变化。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了；许多事往往不经过会议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

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会时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最重要的还是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跨党地位，多有优虑。我们大家鉴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既是共产国际所坚持而实行的，又感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争论而引起党内纠纷的教训，不愿尽情讨论，表现得和和气气。

主席沈定一是创立中共最初发起人之一，他原系老国民党员。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偕同蒋介石等赴俄考察。他也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他经常颇能坚持自己主张，但在这次会议中，他特别沉默，始终没有多表示意见。他所偶然流落出来的，只是表示，他自己“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凭他的老资格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

后来，他果真照这样做了④。

我衷心欢迎这次会议，因为会议的决议，无异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我积极参加这次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我都表示了不少意见，并为会议所接纳。我态度诚恳，从不提起第三次大会的争论，因而我能得着到会者多数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中也可说有了显著的纠正，后来邓中夏在其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也说到：“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⑤。

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一点，虽载明在决议之中，但似非特别强调的熟而且当时我们还觉得反对右派是国民党左派的事，中共党员不应表示突出的态度。这次会议决定的重点，是少数共产党员应当任国民党内的实际工作—不是机关工作，而是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中共大多数党员则应致力于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工作，并谋自身的发展。

可是国共之间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在这次扩大会议之后，便爆发出来了。扩大会议开了三天而告结束，开完会的次日上午，我往访陈独秀先生，向他辞行北返。陈独秀先生一见面就向我说，刚才汪精卫、张继曾来谈了一阵，所谈的是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问题。

陈先生说，汪张两位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决议和团刊等交给他看，并向他表示，胡汉民、谢持两位不赞成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办法，认为这违反了李大钊先生向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声明。因为这声明中曾明白宣称：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只是跨党，而不是党内有党。现在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岂非党内有党吗？

陈先生承认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内确有党团的组织，但否认这个措施违反李大钊先生的声明；既不是党内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他向他们解释，中共在国民党内党团组织，用意是指导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并不是要他们在国民党内争权势、闹派系和搅其他不利于国民党的事。但他这种解释并未使汪张两位满意，因而他答应他们，中共中央将举行会议商讨，再行答复。

陈先生对这件事极其为难，又异常激动。他说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

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他感慨的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陈先生还向我详细分析这件事。他认为胡汉民、谢持、汪精卫、张继四人几乎可以代表国民党全体，除谢持一向反共外，其余三人都不能说是右派，而是支持国民党改组的。现在他们共同提出这个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也告诉我一些国民党要人对于国共现行关系的观感，举吴稚晖为例。

前几天吴稚晖曾来造访，慎童其事的问他，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大约在甚么时候可以成功，他答以大约需要三十年。

吴稚晖听了这句话，惊骇的说：

“那末，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吴说他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共两党都无现实的利害冲突。

他向吴稚晖解释，所谓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并不等于说三十年后国民党就会寿终正寝。但吴对这种解释仍表不满。

就为这些事，我们平心静气的商谈了一整个下午，认为中共的党团组织是不能取消的，中共无论如何不能应国民党的要求，将自己的组织取消。现在只有两途可循：或者国民党默认中共的党团能在国民党内存在，抑或中共乘早退出国民党，另谋党外的合作。

我向陈先生表示，国共合作的现行方式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只希望不要吵架散场。

陈先生则以这件事关系重大，拟即往访威金斯基，要他请示莫斯科，再定方针。我也就在第二天一早搭车北返了。

以后的发展，因我在监狱里过了五个多月的铁窗生涯，不知其详。但不久张继、邓泽如、谢持三个国民党监察委员曾为中共党团问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个弹劾案⑥，足证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谈判没有结果。

① 邓泽如等十一人致孙先生密函原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六十五至第六十七页，罗家伦主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 李大钊声明全文见前书第三十七页至第四十八页。

③ 胡汉民在其所作《中国国民党批详之批评》文（原载民国十三年出版之中国国民党改组纪念《民国日报》特刊—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四十九页至第六十四页），说有位外国朋友曾对他说，国民党好像已有左右派的分别。他们所谓外国朋友，就是指鲍罗庭。

④ 从这次会议之后，我再没有看见过他。他为何脱离中共，我也不得其详。但到一九二五年间，他却去参加了反共的西山会议。

⑤ 见邓著第一一三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

⑥ 张继等三监委的弹劾案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提出的；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七十二页至第八十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