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关系的争论，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组织。也许国共两党混合为一这种办法的漏洞太多了，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它一直是争论不清的焦点。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员和我自己于第三次大会后，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由广州赶来了。于是在我们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纠纷，又在上海展开。

当时我们党内很重视友谊和团结。领导人之间虽有过严重的争论，但既不愿使艰难缔造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用意无非是针对中共党内一团和气的气氛，防止中共中央对我有所让步。

可是，马林很快的就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离去，似乎因为他掀起了中共党内的大风波，共产国际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调他回去；后来并解除他原任的职务。他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显然并未为共产国际所接受。从此，他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也再没有见过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第三次代表大会时，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可是到了上海，情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示怀疑和责难。不少的党员批评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硬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而且指斥马林胡闹，并且发出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他的呼声。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闲居了一个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参加中共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清闲。我对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在第三次大会上有过保留自己意见的声明，因为我对自己主张的正确有强烈的自信，不愿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积极赞成的表示。同时我也遵守服从多数的诺言，不继续表示反对的意见；这就只有沉默了。虽然那时传说纷纭，说我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辩。我不愿让我与中共中央间的关系恶化下去；我也不相信马林的主张能够始终贯彻，我在等待陈独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转变。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来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马林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陈独秀先生一直不赞成马林那种排斥反对者的态度，而且他也受着党内反对意见的压力，在逐渐改变原有的主张。他还说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党内团结问题为虑，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项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这样就是证明我和中央之间并无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示，我愿意服从中央的决定，无论分派我那一项工作，我都会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见，遇有适当时机，再行提出讨论。

由于我和蔡和森谈话的结果，不几天我被邀参加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陈独秀先生以亲切的态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从速建立起一个全国铁路总工会。我接受这个指派。这样，我们就恢复了已往的和谐。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边四十几位同志极大多数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中的主张，也同情我现在的处境。李大钊先生虽然在政见上与我略有不同，但对我仍十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换意见，他告诉我，国共两党都希望他在北方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他已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在策划进行的方针。我表示赞成他这样做；认为他是国共合作的一位适当主角。我自己则致力于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进行倒也顺手。

在北京按期举行的党员大会，每次仍为了国共合作问题而争辩不休。到会者有的表示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有的强调中共的独立，不愿做国民党的附庸，有的批评中央轻视职工运动；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钊为中央的现行政策略加辩解，结果多是将这些不同的意见，呈报中央要求解释。我在这些辩论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易的。我只有在会议上宣称：同志们都已知道我的意见，但称应遵守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不便继续发表反对意见。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内反对派的首脑，代表着强大的反对意见；北京的苏俄人员似很想知道我的动向和意见。华俄通讯北京分社社长的斯雷拍克，便与我保持经常的接触。他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担任威金斯基的助手，与我原是相识的。这次重逢，他夫妇俩对舞显得特别亲切。我也常到他们家中闲谈。他们虽从未对中共现行政策表示意见，但神情中似乎相当同情我的见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产国际去。

九月底，著名的鲍罗庭来到中国，道经北京前往广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约，与我一度晤谈。我当时并不知鲍罗庭为何许人，负有何种任务。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几天，还未与中国朋友接触，对中国现况也不了解，愿即往广州看看南方的情况；希望我告诉他一些中国的情形。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并不根本反对国共合作；似乎特别高兴。当我谈到中国军阀是一群并无国家观念的自私之徒的时候，他表示不赞成。他虽未加证明，但说中国军阀之中，也有不少爱国者。他这种看法，代表着当时苏俄一部分外交人员的意见。他给予我的印象，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谁知这位并未引起我特别注意的鲍罗庭，后来却在中国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们从这次接触之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他是在八月间加拉罕来到北京以后，经孙中山先生的函请，由加拉罕派往广东工作的。他初去广州的时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义。只因他与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才成为苏俄共党和政府驻广州的代表，并兼任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来中国，道经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样约我在斯雷拍克家单独晤谈。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马林来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已经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会中的发言内容；并声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的作法，要他来听取我的意见。

当他知道了我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政见纷歧的情况下，仍极力维护团结的种种情况，他表示非常高兴。他向我坦率的说，共产国际是坚持国共合作政策的，共产国际内有些人有点怀疑我有反对这一政策的倾向。他滔滔不绝的劝我不要反对这一政策。接着他又说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那种看轻中共的态度。共产国际所以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决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他并说到我主张中共负责人员不兼任国民竞职务，积极领导工农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国际所称许的，认为马林打击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我听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心中如释重负。但我仍向他询问，共产国际为何放弃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原定主张，改采国共在组织上混合为一的路线；在我认为，混合为一，不免引起党内分歧。他说加入国民党，正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具体方式。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

最后，他认为由于马林的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发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释上是不恰当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央未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也避免了加深党内分歧的行动。他说他将即往上海，不动声色的纠正中共中央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对中央的表示，以期此后工作能够圆满进行。

就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和威金斯基之间，获得了谅解。我告诉他，我此后的态度，也将决之于中央的动向；只要这种偏差能够获得纠正，党内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只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陈述，不能向中共任何个别党员提及，但因当时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声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别对我透落这些意见，使我知道他代表共产国际在力图补救，以免再起波澜。

共产国际的动向已在改变中这件事，其他同志还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党员大会上，又爆发了一次国共关系的大争论。十一月间的北京党员大会上，李大钊先生报告：中国国民党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北京有六个代表出席，其中三人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人由党员选举产生。他已被指派为代表，准备前往出席。北京国民党党部也快要办选举了，他希望同志们对这件重要的事采取积极的态度。

李先生这报告当场遭受了不少的质问和责难。有的问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有的问他：“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易答覆的。于是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党代表。有人还说：“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这句不很客气的话，把素不一生气的李大钊先生气坏了。他怒容满面的说产这如何可能？我虽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去参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我如何能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你们是根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他说完后，即气愤愤的走出会场。

我目击这种情形，只好挺身起来劝阻李先生，并登台发表演说。这是我在第三次大会后，首次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言。

我首先陈述西湖会议和第三次大会中我坚持过的主张，指出我所最反对的是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我表示相信共产国际不会接受马林的意见，相信共产国际只是着重国民革命，希望中共成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能发生推进的作用。

其次我声言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中共党员具有双重党籍，自然颇不妥当。这是我自始即表示怀疑，到现在同志们还是不赞成，这是毫不足怪的。但也不能说加入了国民党，或者充当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丧失了中共党员的立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中，依然可以坚持他本身的立场。国民党也不会要求中共党员放弃中共党籍。广州的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仍负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责任，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其次，我指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所坚持的，又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数所通过，为了党的团结起见，我们不应持根本反对的态度。中共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将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此外，中共仍应保持它本身的独立，在工农中发展组织和工作，尤其不应牺牲它在职工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最后，我说明李守常先生是我们大家信任的一位领袖，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我们应赞成他去出席，希望他能表现出中共党员的气概。在国民党推选代表的运动中，同志们也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民党人协商，共同推出候选人。

我的这篇调解歧见、号召团结的讲话，似乎颇使听众感动。他们都聚精会神的倾听，没有一人提出质问。李大钊先生继起发言。他对我的说话表示欣慰。他宣称照我现在所说，党内事实上没有了不得的分歧存在。他说中共首先主张国共合作，要求国民党召集代表大会，实行改组；事到临头我们又不去参加，这是说不过去。他也指出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接纳我们修正意见是失策的，因而引起了同志们误解加入国民党政策的目的，他希望这一点很快的能获得纠正。最后，他还表示他并不怪同志们对他的责难；只希望党内歧见能够消除，步调能够一致。他愿勉为一个任劳任怨的共产党员。即使劳怨再多些，他也不会离开同志们。

接着，何孟雄起立发言。他是中共北京区区委委员，一向反对李大钊先生的主张最力。

他表示从我的报告中获得了前此所未尽知的资料，因而提议这个问题先交由区委会讨论，再行提出党员大会公决，大家没有异议，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不几天，举行另一次党员大会。北京区委会提出一个经缜密研究的、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议草案，交由大会讨论，经过一些辩论和解释，终于通过。其内容大体是根据我前次的讲话作成，此举不仅消除了北京地区同志间的歧见，促使大家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甚至井他各地的中共党员，也受到了这个决议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国共合作的政策的观望态度。

这时候，中国国民党组织在北京的发展，表现着令人乐观的气象。这与当时时局的发展，也大有关系。直系曹锟、吴佩孚等所支配的北京政局，愈来愈不像样。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他们撵走了总统黎元洪，十月五日曹锟贿买国会议员，当选为大总统；十月十日曹就总统职并公布宪法。这幕丑剧不仅使直系的废督、裁兵、好人政府等悦耳的名词立时破产，而贿选一幕臭名四滋，使国人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自这年三月一日在广州组设大本营以后，国民党处境虽很艰危，但已逐渐呈现曙光。他正倡导改组国民党，励精图治，并几次击退陈炯明军对广州的进犯；使不满现状者寄予莫大的希望。

这年九月间，李大钊先生与王法勤、丁维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那些挂名为国民党员而实际参加曹锟贿选的国会议员，自然都自绝于国民党了。新参加国民党的多是一些激进的青年。到十一月间，中共党员改采积极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后，北京国民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当时一般青年倾向国民党的情绪十分热烈。他们对于广东的情况和国民党改组的真意，虽不完全知道，但对北京政局确是厌恶已极。我的朋友们，不管已否加入国民党，多表示曹锟闹得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孙中山总要比北方这一群败类好些。

恰在这个时候，鲍罗庭的一份报告又增加了我对广东真相的了解。初到广州的鲍罗庭，做事极其谨慎周到。他写了一份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似是给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

他托斯雷拍克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我参阅。我细读他这份报告，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一致动员民众，支持孙中山先生，击退陈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十九日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我觉得他这份报告并无宣传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实资料。

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两党间的磨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是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庭供给的资料，在《新民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新民国》杂志是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机关刊物，由范体仁任主编，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我这篇文章是应他之邀而写的。

我发表这篇文章是颇有用心的，藉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前此认为我反对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义。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日益接近了。北京市国民党组织应选举三个代表出席，我被推为候选人。我是候选人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守常先生极力主张我去出席。他认为这样对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们两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讨解决。其他的中共同志们认为我能代表他们的意见，也支持这种主张。

我初意想辞谢代表的任务。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铁路工人方面。这时各铁路工会的秘密小组正在发展之中，筹备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罢工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举行一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如果我到广州去，将耽误这一工作的进行。再则我不愿担任国民党方面的职务，我主张北京的中共组织应推选一位将来能担任国民党方面工作的人去出席。

但我的这些理由未为同志们所接受。一致表决了我为候选人。

十二月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国民党选举大会，到会者近两千人，全场挤得水泄不通，我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钊先生经由上海赴广州。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正为国共合作在各地的发展表示乐观。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称许我这次能够一同前往出席是表示团结一致的好现象。陈独秀先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两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我当场辞谢了这个指派，我说，我将不能等待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终结，就要先行赶回北京，并说我不适宜于代表中央，因为我仍不赞成多数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的这一作法。

陈独秀先生未置可否，随便谈了些别的事情。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钊先生手上。

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并看不出甚么新气象，街道上除多了一些红绿标语而外，长堤一带仍布满了“谈话处”①。大家忙着大会的筹备工作，宴会非常频繁，情况有点像大家庭办喜事一样。

我和李大钊先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便在设于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接待我们和另外新到的十几位代表。孙先生将他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给我们传观，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当即起而发问：

“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孙先生听了我的话之后，不置答覆，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叶楚伧表示，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李大钊先生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于是，我们的谈话便转到交换消息以及其他较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针对孙先生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线的根本所在，我在当时那种场合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用意是要孙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本看法。可是孙先生和其他的国民党要人此后从未再直接提到这个问题，但间接的表示都是不主张多党存在的，对于中共，只是把它看作国民党大圈子里的一个小圈子。

鲍罗庭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里，任他的助手和翻译。他常邀我们—李大钊、我及其他几位中共代表—到他那里去商谈。每次他都交一些文件给我们看。其中有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那时的鲍罗庭待人接物谨慎周到，态度和蔼，避免与人争论。他告诉我这次代表大会所提的政纲，在民族主义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等。在民权主义内，否定天赋人权之说，主张革命民权；即对多数人民给予民主自由，却不给予反革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义内，提出维护工农利益等具体条款。这些都是很显著的进步。

鲍罗庭对于在国民革命中应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一点，表示原则上的赞成，但认为这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多数同志都附和鲍罗庭的意见，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李大钊先生也以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进与步表示意见，那无异是违反指导小组的决定，而采取单独行动了。

接着，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鲍罗庭所草拟的国民党党章草案，无异是各国共产党党章的“译本”，其中根据民主集中制所拟订的中央和各级机构的职权、党员应守的纪律等等，无一不与共产党的原则相同。我指出这些原则未必适用于国民党，国民党的党章应有较大限度的民主。国民党一向是松懈惯了的，忽然之间要受到这样严格的约束，会妨害国民党的广泛发展和引起麻烦。对于跨党的共产党员来说，无异自我束缚。因此，我主张国民党党章应尽量扩大民主，党员除应遵守国民革命的政纲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存在。这样，跨党的共产党员才能立足。

鲍罗庭对于我的这种主张，有点左右为难。他不多表示意见，有时只耸耸肩不说甚么。

他曾轻描淡写的说：“你这种主张很有道理。但有人总觉得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负担起它的历史使命。”

当时中共一些同志们对国共合作的良好关系十分兴奋，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

我曾问谭平山：他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他的答覆充满了乐观。他说他已担任了这个职务两个多月，并未发生困难，他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使我只有在两个办法中间择一而行。一是不顾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张，那便可能遭受中共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二是为保全共产党员态度的一致，不如早点离开广州，去主持铁路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样虽不无闪避之嫌，但我终究能保留一贯主张，以待机会。

中共同志们知道了我的心情，有意无意的表示希望我走第二条路，因而我在大会没有开幕以前，就开始准备北返了。

当时我虽然意态消沉，但仍照常参加各种宴会。开会前每天的晚宴席上，孙中山先生往往要发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他以迟缓而沉重的语调，讲解他对大会的希望。在我所能记忆的他所说的要点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轻视革命党的作用，力言当时“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种主张的非是，证明此后应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国民党，本革命的三民主义，完成革命与建国的任务。他这些话常使在座听众大为感动。

孙先生在演说中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作比较的时候，说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组织的坚强，但其所标榜的共产主义却失败了。他说俄国现行的新经济政策，与太平天国所实行的天朝田亩制是相类似的。俄国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那末，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是最恰当的了。当他论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时，他总说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一个部分。但他否定阶级斗争之说，认为在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并无阶级的显明分别。

他所以着重说到这些问题，用意很明显，是想将所有的革命者都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但我从旁观察，他的说服力也是有限度的。我觉得有些在座的国民党人物，对于共产党员能够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一点，抱有怀疑。至于在座的共产党代表们，对于他批评俄国革命及共产主义的各种说法，则表示不安。当国民党人对孙先生这样的论点鼓掌欢迎的时候，我从未见有任何共产党人表示附和。

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一月十五日举行，因筹备不及，延到二十日才正式开幕。开幕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任主席并致开幕词，旋即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谢持五人为主席团。

第二天继续开会，由胡汉民任主席，讨论大会进行的程序问题。在这次的大会中，两个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毛泽东与李立三发言最多。我却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据我的观察，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射着他们两人，似乎有“那里来的这两个年轻陌生人？意见何如此之多？”的疑问，少数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散会后，汪精卫曾走过来向我说：“究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而且彼此意见常有出入。李立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的在大会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毛泽东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这是他们两人的初次交锋。

当天晚上，在鲍罗庭家里的一次集会上，我们讨论如何使共产党员在大会上发言趋于一致的问题。讨论完结后，我即向在座的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鲍罗庭等人提出我先行北返的意向，理由是看来大会一时不易结束，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我应赶往主持。我的提议为他们所接受了。由于我行前有些事需要料理，于是我托谭平山和李大钊分别向孙中山先生和大会主席团代为请假。

孙中山先生知道我要提早离开广州，便约我晤谈。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时，在西濠酒店夜宴后，晤谈即在大厅中举行。我向他报告我发动铁路工人组织和参加二七罢工的经过，罢工失败后，经过许多艰苦，铁路工人的秘密组织才渐恢复，我们已决定在“二七”一周年纪念日（即当年之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现在距会期不远，我是主要负责人，是非赶回去参加不可的。孙中山先生也不问我对大会有何意见，便欣然表示赞成；并说去主持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比出席这次大会还更重要而迫切，应当从速赶往，至于彼此见面交换意见，此后还有很多机会。于是我们握手道别，谁知这竟是我和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的面谈。

孙先生知道我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他极力加以弥缝。就在这天的深夜，他派亲信送给我一封信并附了二千银元，托我捐给铁路总工会，祝贺这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功，并希望我个人的工作能够顺利发展。

二十三日我离开了广州。我这次来去匆匆，人们也许可以看出我的处境和情绪，也许可以看出中共内部的烦恼，而国共关系发展的大势，也许可以从这里反映了一些出来。

① “谈话处”即番摊馆和鸦片馆，为军人包烟、包赌筹饷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