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399期：“一号文件”解读，育种需要更多市场力量

2022年2月27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399期

睡前消息399期文稿 “一号文件”解读，育种需要更多市场力量

大家好，2022年2月27日星期日，欢迎收看399期睡前消息。

督工，几十年来，中国有一个传统，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公布新一年的农业政策安排。督工你最近几期节目连续关注了化肥涨价和东海渔业问题，怎么看最新的一号文件？

一号文件发了几十年，每次都上万字，其中很多内容是和前几年重复的，所以，读中国文件最重要的习惯是寻找变化。必须在不同年度的文件中，找到对同一个领域的不同表述，这才是文件传达的有效信息。

比如说，2020年的一号文件，只在第26条一句话提到了育种工作，连标点符号算上43个字。静静帮我读一下：

大力实施种业自主创新工程，实施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程，推进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

http://www.puan.gov.cn/xzjd/lyz/zcwj_5775248/202011/t20201104_65026719.html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中科院在海南的项目，利用海南的气候提高育种效率，这句话说明，2020年国家对种子问题的重视程度一般，认为国家科研机构加强一下工作就可以了。

到了2021年，一号文件第八节全部都是育种内容，用了278个字来描述育种工作安排。删掉和2020年基本重合的部分，再删掉那些需要长期起效的安排，静静读一下核心内容：

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313798012053399&wfr=spider&for=pc

可以看到，2021年的文件方向是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提出了“种业龙头企业”概念，要用商业手段来发展育种业。这一节的小标题是 “打好种业翻身仗”。看来国家要在育种行业搞改革，从国家主导转向企业引领，希望能彻底改变中国种业落后问题。

刚刚过去的2022年2月22日，今年的一号文件来了。依然是整个第八节都用来讲育种问题。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

今年的文件没有提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在生物育种方面的说法不再是“严格监管”，而是直接说“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这里说的“生物育种”可不是说让生物自然生长，挑选种子，而是“生物技术育种”的简写，从实验室里制造新物种。考虑到前一年说的“严格监管”，重大项目显然是指转基因育种。

之前的1月20日，农业部总农艺师曾衍德参加国家新闻办的发布会，公开表示，农业部已经对两种转基因粮食开展了产业化试点。转基因大豆除草效果在95%以上，可降低除草成本50%，增产12%。转基因玉米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可达95%，大幅减少了防虫成本。

https://www.yicai.com/news/101296368.html

现在一号文件再次确认“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应该是要大规模推广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了。

生物育种内容后面的内容，静静帮我读一下：

贯彻落实种子法，实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

2021年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2022年是“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还具体说了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打击套牌侵权。这是今年另一个重大动作。

所谓“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就是说，如果某个机构，某个企业开发了一个有明显优势的新品种，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独享这个品种的商业利益，还可以限制其他企业或者农民搞衍生品种。不能在优势品种上修修改改，换几个基因和性状就省下授权费。

至于说“套牌侵权”，就是常见的商业欺诈，把普通种子换个商标，自称名牌种子。

国家定义“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时候号召打假，政策的导向性非常明显，就是要在种子市场建立清晰的商业秩序，让企业可以在种子市场放心赚钱，放心投资。从而提高中国育种水平。

前几年国家对转基因技术保持高度警惕，到去年一号文件还说“严格监管”，今年就要搞产业化推广。前几年的文件让国家机构承担提升育种水平的主要任务，最近两年的文件重点转向鼓励企业搞科研，强调保护企业的利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因为中国的现有育种能力开始限制社会发展了。

今年的一号文件发出后，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亲自出来做了解读。

http://www.china-cer.com.cn/changwei/2022010616359.html

唐部长把一万多字的文件提出的重点目标总结成三个词：稳产量、调结构、保耕地。

其中“保耕地”是中央和地方、农业和工业、政府和资本的多方博弈，不是农业技术问题，这里我们只讨论和种子相关的“稳产量”、“调结构”两项，

“稳产量”，是第一人口大国的吃饭需求。中国现在粮食产量世界第一，水稻、小麦自给率都能达到100%，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自从建国以来，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手段是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上投入超额人力追求高产。

最近十几年，机械在收割、耕地方面取代了很多人力，让老年农民也能保持自己年轻时的产量，但中国人还是要投入上亿的劳动力，去种每亩市场价值一两千元的粮食，这才维持了国内的粮价稳定。这几千万中老年劳动力不是因为经济效益才留在农业的，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习惯、兴趣和文化在种地，维持了小农场的高产，还给城市送去很多零散，但总量不可忽视的新鲜蔬菜。

另外，我们在前几期睡前消息中，密集讨论了氮肥涨价问题，天然气涨价导致全球氮肥短缺。就算中国可以靠煤制氨来缓解压力，将来也必然因为碳排放问题增加成本。而在一号文件发布的前一天，中国刚刚和加拿大签订了年度钾肥进口合同，价格比去年涨了139%。

未来20年，中国生于农业社会的农民会逐渐失去劳动能力，而化肥供应也会越来越紧张。中国人为了粮食安全必须考虑如何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建设节约人力的高产大农场。二是考虑怎样落实中央精神“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这里的重点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质量种子，目前我国的育种水平和国外差距还非常大。所以，种子行业必须在技术和制度上做全面转型，鼓励企业搞科研，用生物育种，尤其是分子育种技术，给未来农场提供新型农作物。

至于说“调结构”，和种业的关系就更大了。文件里的调结构主要就是指大豆，甚至一号文件还专门用另一个章节来讲一个非主粮农作物，在一号文件历史上都很罕见。

大豆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主要作物,为人类提供了30%的脂肪和60%的植物蛋白质。我国2019年豆类产量2132万吨，消费量超过一亿吨，对外依存度83%。中国人的植物油高度依赖于美国供应。原因是大豆育种水平差距较大，亩产收益低，农民不愿种。就算勉强种了，因为亩产不行，反而会影响其他方面的主粮自给率。

2020年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说了：“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众所周知，芯片是限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瓶颈产业，同时我们国家芯片生产和进口是被实质性制裁的。国家把芯片和种子放在同一个水平上讨论，说明农业发展也被育种能力限制了。

现在中国的育种产业发展怎么样？

中国的种子市场规模世界第二，但大多数种子企业规模很小。2020年，中国种子市场前五大企业，只占了12%的市场。同样是2020年，全球种子市场的几大企业：拜尔孟山都、科迪华杜邦、中化先正达、巴斯夫占了52%，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一号文件提出“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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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在国际上收购了超级企业先正达，但国内缺乏强力种子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去的成功经验束缚了中国的种子市场秩序。过去几十年，因为粮食供应紧张，有了好品种立刻就要0门槛推广，中国并不太重视具体人员和单位的种子知识产权，这在商业化农业时代打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也压制了企业投资育种技术的意愿。

从组织方式看，中国过去鼓励全国基层人员一起搞育种，建立了按行政边界划分的育种机构，大多数科研人员约束在属地科研项目上，研究适合本地的几种作物。这在农业靠天吃饭，受气候影响大的时代有积极作用，但在21世纪已经显得落后了，不适应资本和技术越来越集中的现代种子开发流程。

当然国有机构也有自己的优点，政府主导的科研项目，适合搞基础研究，但是在产业转化方面，几乎不可能和商业机构相比。种子是一个科研和产业紧密结合的行业，国有机构基础科研多，在产业化方面一直做得不够。所以中国许多种子企业通过“仿种子”盗用其他企业的研发成果，或者干脆用不大的代价收买研发人员，获得亲本，自己杂交繁育，抢占市场。这进一步打击了国内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这些体制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袁隆平的身份问题。过去几十年，在农业育种行业内部，“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一直存在争议，袁隆平三次落选科学院院士，1995年只能到新成立的工程院当院士。原因就是国内传统科研团队不重视具体人员和单位贡献，宁可打击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也要维护旧体制的惯性。当然袁隆平自己可以不计名利，但我们不能指望未来的中国育种科研人员都靠献身精神来保证工作效率。这些体制问题累加在一起，再加上民间对转基因的认识存在偏差，迫使国有机构采取保守技术路线，影响了中国种子产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最近这个情况有了一定转机，那就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提起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主要关注点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方面，农业方面的渗透率是最低的。但现在的尖端育种技术，也和数字技术密不可分。我国的数字技术在全球领先，在部分应用场景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如果在育种方面发挥中国数字技术的几个长项以及海量数据的优势，弯道超车也不是不可能。

为什么说数字技术可以帮助育种产业搞弯道超车？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的育种技术经历了3个阶段。

1.0阶段，是农民凭借肉眼观察，加上自己的经验来筛选。

19世纪末开始，人们对遗传规律有了初步的系统性认识，掌握了统计学工具，开始通过预先设计的杂交选育品种，这是2.0阶段。

20世纪，人类发现了基因，在微观原理上解释了19世纪的遗传规律。利用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人类开始尝试利用生物学和物理学手段直接干预基因本身，育种进入了3.0阶段。

分子育种技术包括转基因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分子设计育种三个方面，需要相互配合。分子标记育种，是给特定的优秀基因加上了“追踪器”，让转基因育种工作更加精准。如果全部的标记、筛选、重组过程都通过育种实验来完成，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还是太多了。这就需要分子设计育种技术事先对可行的技术方案和技术路线进行模拟，给出规划和预判。

但是，作物的基因和性状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往往是多个基因组合起来，在特定条件下表现出人类需要的形状。随着分子设计水平越来越高，人脑很快就做不出合适的基因模型了，必须要人工智能来寻找合理的基因组合。

优秀的人工智能都是海量的数据喂出来的，喂得效率高不高看算力，喂得科不科学看算法。阿尔法狗在数字技术的综合应用方面做得好，所以能在围棋上破除神话，从无数的可能方案中找出最佳方案，打赢所有人类。

4.0阶段生物育种和培养围棋AI有点像，过去手工做实验，一个样本几百个分子标记，现在采用高通量实验模式，一个实验室至少每年产生几十亿个数据点，完全超出个人电脑或者自己搭建服务器的应对能力，必须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支持育种开发。

最近几年，中国也意识到了数字技术对育种能力的促进作用。去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和阿里巴巴达摩院签署合作协议，要一起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融合的“智慧育种”平台。而中国农大、隆平高科也和华为签订协议，要一起研究智慧育种。

https://www.caas.cn/xwzx/yw/313045.html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5115326071/130e5ae7702001at9k

从公开报道看，农科院“智慧育种”平台项目的数字技术部分由阿里巴巴达摩院负责，领衔的是一位哈佛大学生物信息专业博士后。该团队在两年前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帮助浙江疾控中心研发“新冠肺炎检测分析平台”，采用全基因组检测技术，一次对几十万到几百万条病毒DNA分子进行序列测定，把新冠检测速度从8个小时缩短到半个小时。这种生物学和数字技术的融合经验，是农科院最看重的能力。

网上一直有观点，民营企业参与到育种行业，可能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影响，还有人认为市场化不利于粮食安全，可能损伤农民利益，督工你怎么看？

我们要看到，大企业来搞农业科技，首先在集中投资方面占优势。孟山都2019 年公司研发支出53.42 亿欧元，我国10家A股上市的种子公司2019年研发支出6.69亿元人民币。孟山都一家的研发支出是10家公司总和的62倍。没有大资本，就没有资格搞先进育种技术。种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资本+科技的竞争。

当然，如果仅仅是集中投资，打破被行政区划分割的育种机构，国有机构也一样可以干，只要把育种体系改成垂直管理就行了。但育种并不是大力投入一定出奇迹的地方，往往是巨额投入只能提高成功概率，不能完全避免失败。这种规律对企业来说是市场常态，对政府或者国有机构的负责人来说，就不一定能坦然接受了，因为这些机构内部的晋升规律往往是一次失败可以盖过十次成功。所以，在育种投资越来越大的今天，国有机构很难做出有效突破，大企业凭借冒险精神还有明显优势。

最后，企业天生希望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赚到所有的钱，这种本能的负面效果是垄断，而正面效果就是企业会主动延长产业链，提高行业效率。比如说，在中国名声不好的孟山都，本来是一家农药公司，从上世纪80年代起，孟山都不断收购种业资产，在开发转基因种子的同时，销售和与之配合的农药。延长产业链，所以市场稳定，能不断推出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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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能仅仅把孟山都的发展历程都看做大企业的贪婪扩张，因为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高技术含量的种子发挥基因优势，的确越来越需要整条产业链的配合。比如土壤水分、PH值、日照时数和有效辐射，还包括各种农资物流的配送，和下游的市场及电商渠道。如果完全放任农民按照自己的经验操作，高科技产品可能反而成为破坏因素。

2015年，隆平高科的超级稻被引种到气候条件不适宜的地区，因为没有对农民进行适当培训，发生稻瘟病，大面积绝收，一度被质疑虚假宣传。所以，农业核心龙头企业如果掌握了最新的育种技术，就必须会把产业链向农业各个环节延伸，最终把农业变成大平台主导的精确生产流程。

https://www.chinanews.com.cn/m/sh/2015/04-10/71967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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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ohu.com/20150410/n4111034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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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1日166期睡前消息介绍了中国养猪行业对丹麦等过进口种猪的依赖。171期睡前消息又分析了丹麦农业问题，指出这是一个猪肉出口量经常排在世界前三名的小国。在农业体制方面，丹麦以中等农场为主，但禁止农场主把农场直接留给子女，而是要求子女找农业信贷机构借钱，买父母的农场。如果不努力学习农业技术，不跟随科技机构的引导，经营不善，农民不能拥有农场。

从这些例子来看，中国也必然是由一批大型科技平台负责设计农业产业链，农民负责执行，农民数量一定远远少于今天。但这应该理解为进步。现在把农民束缚在几亩地的小农场上，种每亩价格两三千块的粮食，并不是保护农民，只是滥用农民种地的习惯而已。现在农民的孩子也许有一部分喜欢农业，但几乎没人想复制自己父辈在20世纪末的生活，所以，未来的农业必然是少数人利用科技设备，培养分子育种的农作物，搞高效率的生产。

但是，我也理解一些观众离开农村之后，替农民发出的担心，这说明企业和国家行为之间应该有一条明确的边界。

如果担心市场化影响粮食安全，那就应该明确纵向切分种业市场，划出清晰的边界线。在边界线的一边，国有机构提供基础保障门类的种子，由农民自主种植。但如果农民自主选择了和大企业合作，愿意在更大的经营范围内使用自己的土地，那也要用商业规则保护增殖部分的市场规则，让企业有信心投资育种。

如果担心市场化影响农民利益，就应该明确横向切分农业产业链，告诉种业公司的经营边界在哪里，也告诉农民通过种子获利的边界在哪里。双方都不允许越界，但在界限内拥有经营自由。这样企业才能明确规划产业链。

过去几十年，或者说过去几千年，农业既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职业，也是生存保障，还是他们唯一熟悉的生活方式。但随着社会分工加深，包括育种在内的农业，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资产、重科技的专业领域，拒绝资本介入是不可能的，只有划出明确的边界，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发挥企业积极性。

2月8日，人民日报发布社论，标题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静静帮我读一段：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明确规则，划出底线，设置好“红绿灯”，目的是引导督促企业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鼓励支持企业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就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在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同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央说“明确规则，划出底线，设置好红绿灯”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前景。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的，能填补空白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开绿灯，这既是符合中央意图，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因此，种子行业必须划出明确的边界，边界外面是禁区，里面是自由，否则企业不会愿意做育种科研。

但如果能尽快明确经营范围的边界，国内企业投入当前的育种市场，还有一个宏观政策上的好机会。因为国际种业巨头到中国开发市场，不仅要服从《种子法》，还要服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这个清单现在还不许外商在国内搞转基因品种选育及转基因种子生产。国内种子产业应该抓住战略机遇期，利用我国数字技术优势，做好智慧育种，保障下一代中国人的粮食安全。

好，感谢大家收看，399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