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编年笺注 - 辛弃疾、邓广铭
增订三版题记
一
自从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稼轩词编年笺注又一次重印之后，由于印数较大，发行面较广，各地的读者和专家当中，有很多人先后致函给我，提出了一些需要订正或补充的意见。这使我受到了很多的教益，同时，也受到了很大的鞭策。我不能把这一大批很可宝贵的意见束置高阁，若罔闻知。于是，从进入八十年代之初，我就又断断续续地对这本笺注进行修订和补充工作。到今天，为时已整整十四个年头了，而我也已经年届耄耋，精力衰惫，记性恍惚，手臂颤抖，作字维艰，只好把这项补正工作告一结束。虽还不应说是草草收兵，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总经常会发生一些“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和“虽欲从之（指各地来函中的种种建议），未由也已”的感觉。
除这些外来的因素之外，在我自己，在一九六二年进行了那次增订之后，也时常想到对于辛词的编年隶事大作一番调整。原因之一，是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行的十二卷本稼轩长短句的影印本刚刚出版，我看到之后，就在增订再版题记当中写道：广信书院所刊十二卷本，对于同调各词的排列，大致上也是以写作先后为序的。当时我还只是粗略地翻读一过，就已察觉到一些最明显的例证，如：凡是经范开编人稼轩词甲集中的各词，在广信书院的刊本中，大都编列在各调的最前面，而凡其作于闽宪或闽帅任上的诸词，则全无置列带湖所作同调诸词（此专指其词题中著有明确年代者）之前者。以后我更进一步细考这个版本的渊源，知其必出自曾任京西南路提刑的稼轩嗣子所编定、由稼轩之孙辛肃请求刘克庄写了序文（见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嗣即在上饶予以刊行的那部只收词而不收诗的辛稼轩集（见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既是如此，则凡收录于广信书院本中的全部辛词，自不至有赝品羼入；而其中对同调各词的编置次第，对于辛词的编年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其中虽也间有先后参差错出之处，那大概是出于编集者见闻之所不及、推考之偶尔不当之所致。对于这类问题之凡有蛛丝马迹可考者，自当另行考求其写作时次；其确实难于考定者，则斟酌编置于可以考定作者之同调某首之前或后。本拟根据这一新的认识立即着手进行改编，不料不久就发生了继续到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遂致在一九七八年重印时，所用的仍是一九六二年增订的那个旧版。
另一原因，是我在八十年代之初，经铅山县档案馆的友人，辗转借到了铅山辛氏宗谱的第一本（据说全书共五本，其余四本，藏有此谱的辛姓人家秘而不肯示人）。这一本宗谱中所收录的资料，出于明清人伪造者什居七八，但有一篇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尽管其中脱误甚多，却确是出自南宋末年人手笔，因而是极富史料价值的一篇文字。清朝嘉庆年间江西万载县辛启泰编写的辛稼轩年谱中，对于稼轩诞生的年月日时以及稼轩逝世后家中的景况，必即是根据此文写成的。只因辛启泰并未因编撰稼轩年谱而去广泛地翻阅有关书册，从而对于这篇历仕始末也未能充分加以利用。
元刻广信书院十二卷本稼轩长短句是经过清代的著名校勘家黄丕烈、顾广圻等人校勘过的，依照此本翻刻的王鹏运的四印斋印本，更为近代研究辛词者所易见。但直到要编写稼轩年谱问世的梁启超，都没能从中觉察出它所涵蕴的这一特征，自郐以下更不足论了。
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一文，对于述写辛稼轩的生平事迹自极重要。我在三十年代所编撰的稼轩年谱中，凡其仅仅以辛启泰所编年谱为依据者，除有关稼轩子嗣后裔部分外，几均可在此文中找得其更较原始之出处。而从宋孝宗乾道元年至三年的稼轩行踪，过去长时期内未得解决，我还曾经根据词中涉及吴江的几句话，而假定此三年为稼轩被投闲置散而流落吴江的时期。从历仕始末中却看到了他在任江阴军签判之后继即改任广德军通判，遂使多年空白借得填补。于此可见，历仕始末对于稼轩词的编年也有极大的用处。单是其中的“初寓京口”一句，便递送给我们一道信息：辛稼轩在“锦襜突骑渡江初”的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便已有了家室，亦即和稍前于他寓居京口的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妹成婚了。其时稼轩为二十三岁，女方年龄亦与之相当。这样，我就把原编入“作年莫考诸什”中的一首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认定为稼轩渡江后第一篇创作。因为，据词中的“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句，知其违别故乡济南仅及一年；“却笑东风……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诸句，为稼轩以“朱颜”形容自己面貌仅有的一次，知其确作于青年期内；而“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两句，也正说明新建立的家庭，在饮食居住等条件上还都很简陋。既确定稼轩与其夫人为同龄，则据其“寿内子”的浣溪沙词中之“两人百岁恰乘除”句，又可断定此词必作于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家居上饶之时（至其专言“寿内子”者，则必是二人仅为同年，而出生月日并不相同之故）。从上举二三例证，当可概见历仕始末这一短文所寓有的史料价值，是大可予以充分考索和利用的。
既有因稼轩词编年笺注在一九七八年的大量印行而引致读者提示给我的无数补正意见，又有我从影印元刻本稼轩长短句受到启发而久积于怀的要把编年大作一番调整的笃愿，又从铅山辛氏宗谱获见自万载辛启泰以后二百年来的辛词研究者都未得见的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这次的对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年谱的大幅度增补订正工作，就在这种种主客观的形势下开始了。至其成为一种马拉松式的工作，前后持续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二
回想半个世纪之前，当我最初着手于稼轩词编年笺注的编撰时，业师傅斯年先生曾告诫我说，最好能把书名中的“笺注”改为“笺证”，亦即只把涉及稼轩词本事的时、地、人等等考索清楚，把写作的背景烘托清楚即足；对于典故的出处则可斟酌其关系之重要与否，有选择地注出，而不必一一遍加钩稽；至其脱化于前人诗词之语句，则注之不可胜注，自以一概不注为宜；各词写作年月，其明确易知者固可为之编定，却不应曲事牵合，强为系年，以免或失鲁莽，或失穿凿。傅先生还郑重地向我说道，千万不能把此书作成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那样，仇书作得确实够详、够繁琐了，但那只是供小孩子阅读用的，对于真正研究杜诗的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以上仅记其大意如此。）对于傅先生的这些意见，有的我在编写词笺的过程中接受了，所以从一九五七年的印本直到一九七八年的印本的第五卷，都标著为作年莫考诸什，而在另外的五卷中，明确加以系年的，共不过二百二三十首。对于典故出处及词句之脱化前人者之处理，则只是部分地接受了傅先生的意见而非完全照办，所以在书前的例言当中，就写有这样一条：“兹编之注释，唯以征举典实为重。其在词藻方面，则融经铸史，驱遣自如，原为辛词胜场之一，故凡其确为脱意前人或神化古句者，亦皆为之寻根抉原，注明出典；至如字句之训诂以及单词片语之偶与古作相合者，均略而不注。”尽管在初稿当中，也有许多并不符合这些原则之处。至于书名，我也没有把“笺注”改为“笺证”。
不料一九五七年初版印行之后，不久就有人发表文章，批评这本书的注释过于简陋了；也还有几位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例如刘永溍、李伯勉诸先生，直接写信给我，连续不断地提供我许多应当增补的资料；再结合我自己随时觉察到的一些应行补正之处，便动手进行了一些修改和增补。以后于每次印行前又递加修正，成为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和一九七八诸年的印本。这几次印行的版本，在笺注的一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初版例言和题记当中所设定的各种准则了。
把两宋的词人划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我自来是并不认为十分恰当的。但不论分与不分，辛稼轩在两宋词人当中应是名列前茅的大作家，其影响之大，感染力之强，都为其他词人的作品之所不能比拟，我想，这已经是得到了公认的一桩事实。其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因为他是一个民族志士和英雄豪杰人物，当全民族正处于最艰苦困难的时期，他能够怀着高昂的激越奋发情绪，代表着那一代人而唱出时代的最强音，亦即具有最高的思想境界和最深厚的感情原素之外，在其写作的布局命意和艺术加工方面，必定也有远非其他词人所可跂及之处。而这些，又必定都是出于辛稼轩的生活、学识和艺术的素养，而决非临时浚之使深、筑之使高的。然而我自己，却是一个从来不曾涉及于诗词创作领域的人，既然不曾有这方面的实践，怎能对稼轩词的写作技艺有确切而且深透的理解呢？因此，不论在编写这本笺注的初稿时，或在一九六二年以及今次的增订修改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我一直为了藏拙，避而不谈。只因在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印本中，我把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置诸卷首，题目虽标明了“论稼轩词”，实际上所论却只是极为肤浅的几点。那位素未谋面而却为这本词笺的增改已经提供了无数意见的刘永溍先生（他已在十年浩劫中去世），看到我的这篇文字之后，又特地写信给我，对辛词在写作方面的特点，提出了几条意见。遗憾的是，当他在世之时未及将此信收录于辛词笺注当中，现在就趁此书增订改版的机会，全文照录于此，聊以稍补本书的阙失，稍祛我的几许遗憾，并借与读者共赏。
再版增入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为读者先介绍作者及作品之概要，确属必要。文中对政治方面陈叙甚详，关于词的艺术特点方面，只提创作态度一点，似太单薄。以溍之意，此文不啻词集的代序也。
辛词如感皇恩上片述读庄子的感想，下片述闻朱晦庵即世的感慨；六州歌头告鹤三事，上片述二事，下片述一事；贺新郎上片述离别三事，下片述二事；又一阕“赋琵琶”，则将琵琶故实分别在上下片吟咏：都打破了前后两片成规。辛词喜掉书袋，他的用事，如前述贺新郎等，都是堆垛式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堆假山的手法，也和别人不同。辛的白话词，是效法李易安的。除丑奴儿近外，如寻芳草（“调陈莘叟忆内”）、糖多令（“淑景斗清明”）、好事近（“医者索酬劳”）、鹊桥仙（“送粉卿行”）、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等，虽是白话词，却都是文人吐属，和柳耆卿一派的市井腔调颇有不同。这三点似乎都可以作介绍。当否请酌。
刘永溍先生信中对于几首辛词的写作技巧的论析，虽已全录于此，但也只能起发凡起例的作用，他所没有论述的大量的辛词，就请辛词的研究者们凭靠各自的理解和认知去进行辨析吧，这对我来说依然是无能为力的。
除了对辛词的结构和布局，从形式上探求其艺术手法外，对于大量的辛词的意蕴，即其托言于此而寄意言外的所谓“寄托”，自也应予以探索和阐发。但这所谓寄托，只能以具有深远隐微的旨意为限，而并不是打哑谜，作密电码，因而不能用猜谜底、破密码和作红楼梦索隐的办法去考求和对待。然而前代词家之阐发辛词之寄托者，却每每不免于那样的取向。尽管其中也偶有“不幸而言中”之处，而一般说来，则或出穿凿，或出附会，我却是大都不以为然的。我在撰写此书的初稿时，在例言中所列的如下一条：“明悉典实则词中之涵义自见，揆度本事则作者之宅心可知。越此而往，举凡凿空无据之词，游离寡要之说，所谓‘只谓搅心、胡为析理’者，兹编概不阑入。宁冒释事忘意之讥，庶免或臆或固之失。”说穿了，这一条就全是针对上述那种取向而发的。我也常暗自发笑，我的这种做法，大似王安石注经时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的办法了。所以，在这本笺注先后印行了几版之后，一位友人告我说：不论他或其他读者，从此书所得的印象，同样是：它是出自一个历史学者之手，而决非出于一个文学家或文学史家之手的。这个评语的涵义，不论其为知我罪我，我总认为它是非常恰当和公允的。
三
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九七八年的重印本，印数为二十五万册，印行仅及一年即全部销售一空，总应算作畅销书吧。其所以能够畅销，主要是因为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各地的学术研究工作蓬勃开展，青年学子的读书和学习的气氛也异常浓厚，对这本书的需求量自也随之加大。然而好景不常，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学术文化以及出版界的情况便都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在大气候中，学术研究气氛似乎已成了过眼云烟，而青年学子的厌学情绪也突然袭来，以致出版界再也不肯考虑这本编年笺注及其同类书的印行问题了。这就是造成我在这篇题记开头所说的这次修订增补工作的马拉松式的主要原因。
在进行修订增补的最初阶段，我本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例如充分利用广信书院本各个词调的序列重行编年，把原标“作年莫考诸什”的第五卷取消，把其中所收各词尽可能考求其作年，或汇集于作年可考诸词的前后，等等），把先后所收到的各地读者来信中所提大量意见，一律交付与远在哈尔滨一所中学执教的辛更儒君（我把借到的一本铅山辛氏宗谱也转借与他，协助他先写了一篇介绍历仕始末的文章，并要他在修订词笺、年谱时加以充分利用），请他按照我所订立的几条原则加以筛选，填补在适当的地方。另外，旧版中引用诗文所注出典太简略之处（例如引用论语、孟子中的话而未注篇名，引用古人诗文而未注出题目之类），也请他代为查补。
辛更儒君接受了这一任务后，剪裁旧本，填补新注，有时须写为蝇头小楷，添入字里行间，费心、费力、费时均极多，颇为可感。只因从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各次重印本中，对于某些与词旨不甚相关的语词也往往做了注释，到一九七八年的印本销行之后，读者来函中属于此类的增补意见因亦更多。辛君未能严加剔除，遂致较前更嫌芜杂。更由于我和辛君共同商酌的时间不够多，在编年和隶事方面，也间有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之处。在他整理修定竣事之后，我虽又从头到尾草草检核一过，也多少有所改正，但终不免有些疏略。到一九八五年的夏秋之际，便把全稿寄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审查。出乎意料的是，出版社对此书此次的审查工作特别重视，委托给一位对古代诗词有精湛研究的老编审陈振鹏先生去做。陈先生对于这本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审查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签贴了数以百计的意见，将全稿寄回，要我参照修改。我翻读之后，觉得他的意见无不确切谛当：他对于原笺原注中的错误，都指点得切中要害；他所建议添换的新的笺注，也都使本书在质量上得到很大提高。例如：
一、在注释稼轩作于福州的贺新郎（“觅句如东野”阕）中的“对玉塔微澜深夜”句时，旧版中我原引用了苏轼 江月五首之一中的“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两句，虽已算找到他所从脱化的古句，但对此句及苏轼原句的意义，还等于并未作出解释。陈先生乃于签条中录出苏轼诗序全文，并引录陆游 入蜀记七月十六日的一段记事云：“是夜月白如昼，影入溪中，摇荡如玉塔，始知东坡‘玉塔卧微澜’之句为妙也。”以为据此可知“玉塔”乃指月在水中之倒影。遂使苏诗辛词俱获确解。继又指明查慎行注苏诗谓玉塔指惠州丰湖旁之大圣塔之非是，这也解除了读者的另一误解：当时有一读者自福州来信说，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门载：“澄澜阁，旧西湖楼基，待制赵公汝愚创建。”澄亦作澂，则辛词中之“微澜”或即原作“澂澜”云云。今既知辛词此句确由苏诗脱化而来，又知“玉塔”确为月在水中之倒影，则澂澜阁之说自无法成立，因玉塔无法卧楼阁中也。
二、世人共知辛稼轩喜在词中“掉书袋”，却未必都知在他的书袋当中之丰富贮藏，乃是三教九流兼收并蓄的。这自然为注释者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傥不能跟踪追寻，便必致多所漏略。例如他的“别成上人并送性禅师”的浣溪沙，开头的两句“梅子生时到几回，桃花开后不须猜”，即均自禅宗机锋语脱化而来，而我在已经印行的各版中却均未作注。这次订补，仅将“桃花开后”句在景德传灯录中找出其渊源，在陈振鹏先生的审查签条中却把“梅子生时”一句的渊源从五灯会元中找出，不唯将全文录示，并告以景德传灯录卷七所载此事，而文较简略，不能表见事之原委，故不宜用。
陈振鹏先生签提的类似这样的一些珍贵意见，举不胜举，我全已把它们订补到这次的修订本中去了。这些意见，既足以表见陈先生对我国古典诗词具有精湛的研究，也足以说明他的学识的博洽，更足以反映出，他对于一部书稿的审定工作做得如何严肃认真。这种种美德，求之于当今各出版社的编审、编辑人员当中，即使不能说绝无仅有，大概也应是屈指可数的吧。因此，我虽迄今与他未得一晤，我却要遥认他为我的益友，并在此向他致敬致感。
如前文所说，我是一个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人，老眼昏花，手臂颤抖，查阅书籍，改写注文，工作效率之低下，经常影响到工作情绪之低落，迟迟复迟迟，也是造成马拉松式的原因之一，以致到今天才得告了结。
在此我还须说明，这本笺注虽始终是用我一个人的名字刊行的，但若非从撰写初稿以来就得到夏承焘、蒋礼鸿诸先生的大力帮助；若非在它几次刊行的过程中又得到刘永溍、李伯勉诸位素未识面的先生的大力帮助，以及广大读者所提示的大量意见；若非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又得到更大数量的读者的来函，和陈振鹏先生的大力帮助，它是绝对不会呈现为目前这个差强人意的增订三版本的。
另外，诗渊中收有辛词数十首，经过辛更儒君加以核对，其为行世诸本稼轩词集所不收者仅为以下三首：
水调歌头（“簪履竞晴昼”阕）
感皇恩（“露染武夷秋”阕）
蓦山溪（“画堂帘卷”阕）
现一并收录编次于此增订本中。与前此印行各版所收之六百二十六首相加，共为词六百二十九首。
四
题记到此本已结束，然而我却还想“曲终奏雅”。
从写作艺术到语词涵蕴，从隐婉到寄托，从意象到境界，都置之不论，对于一本辛词笺注来说，总是令人遗憾的极大缺陷。这原也是使我多年以来极感尴尬困窘、经常耿耿于怀的一个问题。所幸是，在近十多年内，我从各地的报刊上，读到了加拿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叶嘉莹女士（华裔）的许多篇纵论唐宋诗词的文章，其中包括了论稼轩词的许多篇。其文章议论皆浑融洒脱，恢闳开廓，曲汇旁通，而又全都在于反复阐发其主题。用四川大学教授缪彦威（钺）先生在灵谿词说后记中的话来说，那就是：一方面叶教授和缪先生本人一样，“由于多年来创作实践的经验，深知其中甘苦，因而更能理解、探求古代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幽情微旨，而赏析其苦心孤诣的精湛艺术”；另一方面，则是叶教授之论文学，“能兼融中西，自建体系，汲取中国传统文字理论之灵悟慧解，而运用西方思辨之法作清彻透辟之分析说明”。其“研治中国古典诗词，观察锐敏，思考深沉，既能旁搜远绍，又能索隐（广铭按：此非红楼梦索隐式之索隐）探微，所树立之精义，开拓创新，论证详核”。缪先生的这些话，是综括了叶教授的全部讲论诗词的文章而发的，但如专用在她论述稼轩词的几篇文章上，也无不确切谛当。叶教授论稼轩词的文章现在收入她与缪钺先生合写的灵谿词说中的，虽只是论辛弃疾词一篇，而这一篇论文的主旨，却是要把辛词内容的方面之广与风格的变化之多，作一次“将‘万殊’归于‘一本’的尝试”。她写道：
第一，我们该注意到的是，辛词中感发之生命，原是由两种互相冲击的力量结合而成的。一种力量是来自他本身内心所凝聚的带着家国之恨的想要收复中原的奋发的冲力，另一种力量则是来自外在环境的，由于南人对北人之歧视以及主和与主战之不同，因而对辛弃疾所形成的一种谗毁摈斥的压力，这两种力量之相互冲击和消长，遂在辛词中表现出了一种盘旋激荡的多变的姿态，这自然是使得辛词显得具有多种样式与多种层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我们该注意到的，则是辛词中之感发生命，虽然与当日的政局及国势往往有密切之关系，但辛氏却绝不轻易对此做直接的叙写，而大多是以两种形象做间接的表现。一种是大自然界的景物之形象，另一种则是历史中古典之形象。这种写法，一则固然可能由于辛氏对于直言时政有所避忌，再则也可能是由于辛氏本身原具有强烈的感发之资质，其写景与用典并不仅是由于有心以之为托喻，而且也是由于他对于眼前之景物及心中之古典本来就有一种丰富的联想及强烈的感发。这自然是使得辛词显得具有多种变化与多种层次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这里，她确实写出了辛词的“由一本演为万殊的变化”的契机所在，甚至对几百年来词家所常道及的、寓贬抑之意多于赞扬的所谓“掉书袋”，也得到极为通达的解释，读来令人深有怡然理顺之快感。在此之后，她引录了稼轩的题为“过南剑 双溪楼”的水龙吟词全文，并结合题为“登建康赏心亭”之水龙吟、“更能消几番风雨”之摸鱼儿诸词加以阐发解析，作为其对辛词“一本万殊之特质”的例证。
叶文又进而从语言方面和形象方面谈辛词的艺术手段。她写道：
辛词既能用古又能用俗，在词史上可以说是语汇最为丰富的一位作者，而尤以其用古方面最为值得注意。……其更可注意者，乃是他即使在“别开天地，横绝古今”“、牵雅、颂入郑、卫”的“大声镗鞳”的作品中，却也仍保有了词之曲折含蕴的一种特美，虽然极为豪放，但却绝无浅率质直之病，这才是辛氏最为了不起的使千古其他词人皆莫能及的最为可贵的成就。……
在论述辛词在使用形象方面之艺术手段时，叶文又引录了题为“灵山齐庵赋”的沁园春词的全文，而依循她认为“关怀国计民生一心想恢复中原的志意与理念，一直是其贯穿于万殊之中的一本”这一主旨而进行剖析和阐发，所论也极为精彩。我在此只摘引其阐发词中“检校长身十万松”句的一段为例：
……而下句之“检校长身十万松”，则又把此一份不甘投闲置散的心情结合着眼前的景物做了极为形象化的叙写，遂于言外表现了极深重的悲慨。而其感发之作用则主要乃在辛氏于“十万松”之名物形象之上所用的“长身”两字的形容词，以及“检校”两字的动词。盖“检校”乃检阅军队之意，“长身”乃将松拟人之语。曰“检校长身十万松”，是直欲将十万松视为十万长身勇武的壮士之意，则辛氏之自憾不能指挥十万大军去恢复中原的悲慨，岂不显然可见。而此词开端之将群山拟比为回旋奔驰之万马的想像，则又正与此句之将松树拟比为十万大军的想像互相映衬生发，遂使此词传达出一份强大的感发之力量。
我对叶嘉莹教授论辛弃疾词的钞引到此为止。我希望这本笺注的读者，尽可能都亲自去阅读她的这篇原作的全文，这主要不是为了“奇文共欣赏”，而是要借以补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
邓广铭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初稿，
九月十五日改完于北京大学之朗润园
初版题记
这本稼轩词编年笺注，是我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两年多的时间内编写起来的，距今已经是将近二十年的事了。一九四一年曾由商务印书馆排好书版，后以纸张缺乏，一直未能付印。近两年内，我又断断续续地就稿本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成为现在即将付印的这一本。
我是一个从事于历史科学工作的人，对于我国的一些古典文学名著和伟大作家，虽也喜欢阅读，有所爱好，但也只是有所爱好和喜欢阅读而已；对于其中的任何一部名著或任何一位作家，都不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我之所以从事于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的编写工作，事实上也仍是在我钻研历史问题的过程中所经行的一段弯路。是因为，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七年间，我正在攻治两宋和辽 金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宋辽和宋 金之间的和战问题，以及这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学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在工作的进行当中，南宋的几个比较突出的富有爱国思想的学士大夫和社会活动家，例如大倡功利主义的陈龙川（陈亮），以爱国诗人著称于世的陆放翁（陆游）和具有多方面才智的英雄豪杰人物辛稼轩等人，便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们的一些言论著作和实际活动，都加深了我对于当时某些事件和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在一一六〇到一二〇七这四十多年内的宋 金斗争当中，辛稼轩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为求明了他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具体活动和主要贡献，我便去翻览前人已经写成的几种著述：清代 辛启泰所编的稼轩年谱和稼轩集抄存，近人梁启超所编的辛稼轩先生年谱和梁启勳所编的稼轩词疏证等等。不料在翻读过上述各书之后，我所希图解决的问题竟完全没有获得解决。关于辛稼轩如何起而反抗金人的统治，关于他在投归南宋以后四十多年之内的用舍行藏诸大端，载在上举诸书当中的，彼此之间既有种种的分歧，而取与当时一些有关的历史事件相参证，也几乎全都不能入扣合拍。真所谓治丝愈棼。既不能“因人成事”，这便使我下定决心，要绕行大段弯路，要亲自动手编写一本稼轩年谱，如有可能，且要把稼轩词的写作时次加以排比。
辛稼轩的诗文集早已失传了，在现存的一些南宋后期人的文集内也找不到他的行状碑铭之类的比较直接、比较完整的传记资料。因而，在我既经决定要从事这一工作之后，凡披览所及，只要是南宋以来的史册或他种书志，我总要注意其中有无关涉到稼轩及其亲朋师友的什么记载，有时且专为这一目的而去翻检某些书籍。只要在其中遇到有关材料，我便细大不捐地一齐钩稽出来，以期借助于这样一些一鳞半爪的积累，最后能够把辛稼轩的生平行实逗拢得比较完备一些。在这样进行了长时期的搜讨之后，果然得到了差强人意的收获，我便把采摭所得的这些资料，分别用来编写辛稼轩的年谱和稼轩词的编年与笺证。
辛稼轩在写作歌词时候，往往喜欢“掉书袋”，在歌词当中使用很多的史事和典故，致使阅读稼轩词的人们必须随时去翻检一些书册，否则对词中涵义便常有无从索解之感。为其如此，我在对稼轩词进行笺证工作的同时，就也把词中所使用的典故、往事和成语等等一并作了注释，想使此后阅读稼轩词者，有了这部编年笺注在手，不必另有翻检之劳，即可大致求得其解了。
在这部书中，关于笺证和编年部分，是我用力较多的部分，但是，其中必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地方还可以考索得更加精确，有的地方又过于执着或竟失之穿凿之类。关于典故和成语的注释部分，因为不是我主要功力之所在，所存在的问题更可能较多。有少量的典故和成语，我只是从一些“类事之家”的书籍当中，或从前代某些诗文集的注释当中稗贩而来，在此等处所，所标举的卷第篇目既很简略，所举书名也会间有现今已经失传之书，甚至所标注的也可能并非最原始的出典。例如：在注释辛词“虎踞龙蟠何处是”一句时，我所引用的张勃的吴录，注释“白羽风生”句时所引用的裴启 语林，就都是早已失传的书，我是从太平御览转引来的。
我既不是研究文学史和古典文学的，对于词章一道更属外行，因此，就编写稼轩词的编年笺注这一工作来说，我并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也因此，在我已经编写成的这部书中，便不可避免地要有很多疏漏差谬之处。凡此种种，我在诚恳地期待着看到这部书的朋友们给予指正和帮助。
在最近对这部书的修订工作上，蒋礼鸿、盛静霞两位先生曾给以很多的帮助，谨在此表示感谢。
邓广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稼轩词编年笺注序
李 杜以降，诗之门户尽辟矣，非纵横排奡，不能开径孤行为昌黎也。词至东坡，花间 兰畹夷为九馗五剧矣，其突起为深陵奥谷、为高江急峡，若昌黎之为诗者，稼轩也。二子者，遭际胸襟无一同，而同其文术转迹之时会，乾、淳、嘉泰之词，固犹诗之元和、长庆也。
今观稼轩，若题瓢泉之效招魂，酌中秋之摹天问，与夫沁园春、六州歌头之赋齐庵、对鹤语，铺排起伏一综于汉赋，挈班、扬以侣秦、柳，固昌黎之遗则也。至如兰陵王之述梦、贺新郎之别弟，以及哨遍诸章之解庄，云谲波骇，千汇万态，尤乐章之至奇；喻之于诗，非犹北征之后而有南山、月蚀耶？虽云身世境会，坡、稼本不尽同，而文事尚变，推演递渐，固亦势运所必然。由是而后村，而须溪，浸假蜕玉蝴蝶、最高楼而为元曲，譬夫高山转石，不至地不止焉。耳食者乃哗然以旧格曩规绳稼轩，岂通变之见哉。
予友邓君恭三治文史，了然于迁嬗之故，出其绪余，为稼轩年谱，并笺其词，曩予获见一二，惊为罕觏。顷恭三自北平游滇，道出上海，乃得读其全稿。钩稽之广，用思之密，洪兴祖、顾嗣立之于昌黎，殆无以过。既写定，辱以一言为属。
昔元遗山论韩诗，以为江山潮阳之笔，非东野诗囚所能望；今之词家，好标举梦窗，其下者幽暗弇闭尤甚于郊、岛。得恭三兹编以鼓舞之，蔚为风会，国族精魂将怙以振涤，岂第稼轩功臣，与洪、顾比肩已哉。
二十八年十二月，
永嘉 夏承焘敬序。
【附】
夏先生的这篇序文，既论述了词的流变，论述了稼轩词在宋词中的地位，并对三十年代中国词坛的取向表示了意见，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四十年代初，此书此序虽已由商务印书馆排版付型，而以纸张短缺，迄未印行。一九五五年转交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重排，出版社因故而未能刊出，我对此深感歉咎。今借此增订改版机会，把序文一字不易地冠诸卷首，然终犹痛惜夏先生之不及见也！
邓广铭附记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
略论辛稼轩及其词
一、一个奋发激昂、始终一节的爱国志士
辛稼轩从事于各种社会活动、并且也从事于诗文歌词创作活动的年代，是从公元一一六一到一二〇七这四十六年。
在这一时期之内，统治着淮水以北广大中原、华北地区的金国，其实力虽已逐渐衰颓下去，对中原、华北地区汉族人民的横暴的奴役和压榨，却不但丝毫没有放松，且反而在随时加紧；对于积贫积弱、腐朽无能的南宋政权，它也依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而，贯通于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课题，和它的稍前与稍后的几十年内仍然一样，是南方的汉族人民与其文化如何得免于女真铁骑的蹂践、摧残乃至毁灭，以及北方汉族人民如何从女真贵族的奴役压榨之下解脱出来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作了这一特定时期的起讫标志的，主要的还不是辛稼轩个人参加社会活动和他本人的死亡等事件，而是：一一六一年为金主完颜亮所发动、后来却招致了自身溃败后果的女真兵马的南侵之役，和一二〇六到一二〇七年为韩侂胄所发动、后来也同样招致了自身溃败后果的南宋军队的北伐之役。这两次战役，以及介居于这两次战役之间的宋 金两国间的其他斗争，辛稼轩几乎每一次都是很奋勇地投身在内，为保卫汉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安全而贡献出他的智能和力量。
完颜亮是在一一五三年把金的首都从东北的会宁府迁到燕京的，在此以后，他便连续不断地向汉族地区居民大量地签兵征饷，积极从事于对南宋进行军事侵犯的准备。到一一六一年，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¹，便趁着完颜亮亲自督率大军南侵的时机，相互聚结起义。爆发于现今山东省中部、泰山周围的山区中的起义军，同时就有两支：一支的领导人是济南的一个农民，名叫耿京；另一支的领导人便是刚满二十一岁的青年知识分子辛稼轩。耿京领导的一支，由于劳动人民踊跃参加，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但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却都还徘徊顾望，不肯去厕身于这个农民所领导的行列中，辛稼轩却带领他所聚合的两千人率先投归耿京的旗帜下，担任了耿京军的“掌书记”，和耿京共同擘画一切，使得这支起义军更加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起义军的活动，动摇了金政权在中原和华北地区的统治，也严重地影响了南侵金军的士气军心。当完颜亮操切地迫令金军于三日内渡江南下时，军中将吏便同谋把他杀害，一面派人去与南宋议和，一面便引军北还。南宋政府只以金军撤退为莫大之幸，不敢设想利用金国的混乱局势，与中原、华北地区的起义民军密切配合，进一步反击敌人。辛稼轩这时遂向耿京建议，要主动地去与南宋政府联系，以便双方协同作战，给予女真统治者以致命打击。嗣后他即与贾瑞等人奉派为起义军的代表，去与南宋政府进行商洽。
不料在辛稼轩等人南下之后，起义军中的部将张安国被金人所收买，把耿京阴谋杀害，把起义军大部遣散，劫持着另一部分去投降了金人。金政府立即派张安国去做济州（今山东巨野县）的知州。辛稼轩北返复命，抵达海州才得到这一事变的消息，就在那里组合了五十名起义军人，驰骑直趋济州，于五万人众中把叛徒张安国捉获，缚置马上，当场又号召了上万的士兵起而反正，并即带领他们南向急驰，渴不暇饮，饥不暇食，直到渡过淮水才得休息。
年轻的辛稼轩，初出茅庐，就以这样一些英雄行为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景仰称赞，在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斗争当中，长时期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
南宋政府从来就是害怕抗金义兵的，辛稼轩“壮岁旌旗拥万夫”而南下之后，首先便被解除了武装，稍后又被派往江阴军去做签判；他部众万余人，只被当作南下的流民而散置在淮南各州县当中。
宋孝宗受禅继位之后，起用主战派的张浚主持军政，于一一六三年对金发动军事攻势，不幸在符离地方为金人所败，于是张浚等人又被排斥出政府，主和派的人物和议论又在南宋政府中占了优势。辛稼轩在这时不顾自身官职如何低微，挺身而出，独抒所见，就宋 金双方的和与战的前途具体分析，写成论文十篇，名之曰美芹十论，于一一六五年奏陈给孝宗皇帝。在论文的序引当中，他首先指出，对金的斗争亟应争取主动，不要使“和战之权常出于敌”。尽管张浚的符离之败使宋方遭到很大损失，但与秦桧当政期内所奉行的屈辱政策相较，攻战虽败，终于还表现出一些生气；而秦桧为求媚敌，对士气和民心极力加以摧抑销铄，其所起的坏作用却是十分酷烈的。因而，万不可为了这一战役的挫败，就要改变乃至放弃恢复大计。这些论断充分表明，不论在如何艰困局势下，辛稼轩对于抗金斗争的胜利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
十论的前三篇，论证了金国外强中干的情况，分析了金政权统治区域内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憎恶、怨恨和仇视情绪之日甚，及金的最高统治集团中人互相倾轧、猜忌和残杀的真相，因而得出结论说，金不但不可怕，而且有“离合之衅”可乘。十论的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其实力、转被动为主动、抓紧时机进军恢复等事提出意见，并作了具体规划。他以为首先应当破除普遍存在于士大夫间的，认为“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一种谬见，破除了这种谬见，才可以有信心，谈自治。他建议：迁都金陵，并停止交纳给金朝的岁币。这样做，内可以作三军之气，外可以破敌人之心，造成进取的气势，中原之民也将有所恃而勇于起为内应。他主张要主动地“出兵以攻人”，不要被动地“坐而待人之攻”；要进而战于敌人之地，不要退而战于自己之地。因此他具体指陈，出兵伐金应先从山东入手。山东民气劲勇，乐为内应，而金人在山东的军事布置又比较薄弱，故兵出山东，则山东指日可下，攻下山东则河朔必望风而震，进攻幽燕也便大有可能了。
一一七〇年，虞允文正在南宋政府做宰相，他是曾于一一六一年在采石打败过金军的人，在当时的高级官员当中，他也是一个比较有朝气、敢作敢为的人。辛稼轩希望他真能在抗金斗争中建立一番功业，便又写成九篇论文，名曰九议，陈献给他。九议的内容，除包括了，美芹十论中的一些重要论点而外，还有：一，对敌斗争应当“勿欲速”和“能任败”，不要因小胜小败而轻易改变成算。二，应当尽可能利用敌方的弱点，扩大其内部的矛盾。三，打击敌人，恢复国土，是关系到国家和生民的大业，不是属于皇帝或宰相的私事，因而他们不能只着眼于私人利害而避开这一任务。
不论在十论或在九议当中，辛稼轩不但提供了自己的智计韬略，而且也贯注了充沛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念。他希望借此能对南宋的当权人物给以鼓舞，把他们拔出于消沉畏缩的气氛之中，把勇气和战斗情绪振作昂扬起来。然而，不论十论或九议，不论在宋孝宗或虞允文那里，都没有换回辛稼轩所预期的反应，他们甚或根本就不曾加以重视。尽管如此，到十论和九议逐渐传布开去之后，由于其中的议论“英伟磊落”²，却终于把一些希望、信心和力量给予了具有民族意识的汉族各阶层的人员，唤起或提高了他们的战斗精神。刚满三十岁的辛稼轩，不但早已“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当时的一些爱国志士以及更广大的社会人群，也都已认识出他是一个结合了多方面才能主张抗战的有志之士，而以必能建立丰功伟业期待于他了。
但是，不论金国内部各种矛盾的爆发多少次给予南宋以可乘之机，不论中原和华北的汉族人民如何殷切地企望南宋政府用军事力量把他们从女真贵族的压榨下拯救出来，自然更不论辛稼轩和其他爱国志士们如何殷切期待一个效命于民族斗争的机会，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总是不敢把抗金斗争任务列入日程之内，不敢把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把它引导到反抗金人的斗争上去。因此，辛稼轩不但在投归南宋的最初几年只是浮沉于下级僚吏之中，即在他的才干谋略已经有所表见，已被公认为有作为的人物时，也还只是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作了几任地方官。从一一八二年到一二〇三年，在这漫长的二十年的岁月之内，除曾一度出任福建路的提刑和安抚使共不满三年外，他是完全被南宋政府弃置不用的。
一二〇三年，独揽政治军事大权的韩侂胄，为求提高自身的威望，要起用一些负有时誉的人物，要发动对金的军事攻势，要建立一番功业。辛稼轩在这年之前本是韩侂胄所极力排斥的一人，这年夏天竟又被他起用为浙江东路的安抚使。一二〇四年春初被皇帝召见，改命为镇江知府。当他被召见时，爱国诗人陆放翁特地写了一首长诗送他，把他和管仲、萧何相比，劝他不要介意于过去的受排斥，而要勇往直前地把克复中原的事业担当起³。当他到镇江去上任之日，镇江的学者刘宰也在欢迎书中把他比作张良和诸葛亮，而且说道：“敢因画戟之来，遂贺舆图之复。⁴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一般士大夫们对辛稼轩的期待之殷切与远大。
辛稼轩这时一方面明确断言金国必乱必亡，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南宋还并未曾具备对金用兵取胜的条件。他以为，不应当像南朝 宋文帝 元嘉年中对拓跋魏的军事那样：不精确估计双方实力的对比，就草率地盲目进取，那反而是只会“赢得仓皇北顾”的。因而，他向宋宁宗和韩侂胄强调提出：应当大力从事于准备工作，应当把对金用兵的事委托给元老重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⁵。而这所谓元老重臣，他必是当仁不让地也把自己包括在内的。所以他到镇江上任之后，立即布置了军事进取的准备工作：先派遣人员深入金国，去侦察其兵马数目、屯戍地点、将帅姓名、帑廩位置等，又赶做军装一万套，要在沿边各地招募土丁以应敌⁶。
韩侂胄和他所引进到政府中的，大都是一些纨绔之徒，他们和北宋末年的蔡京、童贯、王黼等是同一流的人物。对金作战的主张既已取得社会舆论的赞同、支持，他们便认为这是极易建立的功勋，是唾手可得的功名，竟不愿意再假手别人，或与别人共成其事。因此，辛稼轩做镇江知府还不满十五个月，一切施设还没有安排妥当，便又被韩侂胄及其偻㑩论劾为“好色贪财”，把他罢免。一个老而益壮，生气勃勃如虎⁷，而且自愿献身于抗金战线上的辛稼轩，只得再回到铅山去过田园生活了。此后不久，韩侂胄以郭倬、皇甫斌等人率师伐金，不幸正如辛稼轩所担忧的，这次战役只换来一个惨败的结局。到一二〇七年秋，南宋的大仇未复，大耻未雪，辛稼轩的平生志愿百无一酬⁸，这个南宋爱国词人，还不满六十八岁，就赍志以殁了。
二、一个有干才、有作为的地方官
从一一七二到一二〇七这三十五年内，辛稼轩先后两次在上饶和铅山赋闲家居，就占去了二十年以上的岁月，另外的十多年虽仕宦于外，而被南宋政府所委派的职务，绝大多数是州郡的长官或某一路的监司。尽管当时士大夫阶层中许多人都替他感到委屈，认为这是“大材小用”，然而，凡是辛稼轩仕履所及之地，不论为时久暂，在地方事业方面总都有一番兴建。
一一七二年，辛稼轩被派作滁州的知州。滁州地僻且瘠，且屡经兵燹灾荒，这时候的景况是：城郭已荡然为墟，人民则编茅结苇，寄居于瓦砾之场，市上没有商贩，居民甚至于养不起鸡豚。辛稼轩到任之后，看到了这种萧条景象，也看到了这里的农民们都是乐于服田力穑、勤于治生的，他便首先申请南宋政府把这里的民户前此所欠缴的课税全部豁免，把此后的课税定额减轻，并把征收期限放宽，以便农民能尽力于垅亩，流亡在外的也乐于再回到本乡本业。对于行商坐贾的税收额也加以轻减，并在州城之内兴筑了一些邸店客舍，以招徕商贩，振兴商业。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之下，经过了半年多的时光，滁州的景象便大为改观，“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荒陋之气一洗而空”⁹。
从一一七五到一一八一这几年，辛稼轩宦游于江南 东、西和荆湖 南、北诸路，担任过提点刑狱、转运副使、安抚使等职务。从六十年代中叶开始，在上述地区之内曾屡次爆发过小规模起义事件：一一六五年（宋孝宗乾道元年），以政府向各地民户强制派销乳香作为导火线，在湖南 郴州爆发了李金领导的起义；一一七五年（孝宗 淳熙二年），以赖文政为首的几百名贩卖私茶的人起事于湖北，流转于湖南、江西等地，这次事变后来就是由辛稼轩带兵到江西去扑灭了的；一一七八、一一七九两年内，以政府强制征购粮米过于苛暴为导火线，爆发了以连州的李晞、郴州的陈峒等人为首的武装暴动；一一七九年在湖南 广西交界处还爆发了以李接、陈子明为首的起义。这些事件反映了什么问题？爆发这些事件的基本原因何在？辛稼轩巡回往复于这些地区，察视询访为日既久之后，对于这两个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答案。他在一一七九年任湖南转运副使时，上书给宋孝宗，对当时农民的疾苦之所在，亦即不断爆发小规模武装暴动的基本原因之所在，作了如下的描述和分析：
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谓斯民无所愬，不去为盗，将安之乎？臣一一按奏，所谓诛之则不可胜诛。臣试为陛下言其略：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而科罚者；又有已纳足租税而复科纳者；有已纳足、复纳足，又诬以违限而科罚者。有违法科卖醋钱、写状纸、由子、户帖之属，其钱不可胜计者。军兴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科钱，每都保至数百千者。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有二、三月间便催夏税钱者。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然此特官府聚敛之弊尔；流弊之极，又有甚者：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且近年以来，年谷屡丰，粒米狼戾，而盗贼不禁乃如此，一有水旱乘之，臣知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¹⁰。
辛稼轩是南宋统治阶级当中的一员，尽管他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南宋王朝的统治，但他毕竟还能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矛盾。这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当中，虽还不能说绝无而仅有，但也实在不是很多的。
辛稼轩任湖南转运副使不久，即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一一八〇年春，他下令给湖南路的各州郡，动用官仓中所存粮食，大募民工，浚筑陂塘。这样做，一则可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解决一部分饥民的问题；二则陂塘修成便可使一路农田大得灌溉之利¹¹。在同一年内，他还创置了一支二千五百人的飞虎军，战马铁甲，一应俱全。只是在修造营栅时候，适逢雨季，所需要的二十万片瓦无法烧造，辛稼轩下令给长沙城内外的居民，要每家供送二十片瓦，限两日内送往营房基地，当即付与瓦价一百文。所需瓦片在两天内便如数凑足。为了扩展道路，所需石块数量也很大，辛稼轩调发在押的囚徒到长沙城北驼嘴山去开凿，按照各人罪情轻重，规定其所应供送石块数目，作为赎罪代价。石块也在短期内如数凑¹²。一一八一年，辛稼轩改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其时江西各地正遭逢严重旱灾，他到任之后，立即在各州县的大街要道上张贴出八个大字的布告：“闭粜者配，强籴者斩。¹³前一句是逼迫囤积粮米的人家必须把它粜卖出来，后一句则是严禁缺粮人家向囤粮户强行劫夺，反映了辛稼轩官僚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但这一简捷了当的措施，在当时也收到一定的效果，甚至到元、明、清诸代也还被流传为救荒史上的佳话。
辛稼轩从巩固南宋王朝的统治出发，揭露和批评了南宋小朝廷对外妥协求和、对内横征暴敛压榨人民的做法。一二〇三年，他六十四岁，被起用为知绍兴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他到任后就向宁宗皇帝奏陈本路害农最甚的六件事，请求明令停罢，并着各路的监司和朝内监察人员纠察，凡州县官吏犯有这类害农罪行的，即加弹劾罢免。其所举六事之一，便是：“输纳岁计有余，又为折变，高估趣纳，以饱私囊。¹⁴
从上举事例，可以看出：辛稼轩的作风是，勇往直前，果决明快；在他作地方官的时期内，他比较关心下层人民在生活和生产等方面的问题，对他们的疾苦病痛根源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而且也曾经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像他这样的一个地方官，在历史上应该给予一定的地位和适当的评价。
三、论稼轩词
辛稼轩一生所写作的歌词，为数很多，流传到现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共还有六百二十多首，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是数量最多的一家。就辛稼轩所写作的这些歌词的形式和它的内容来说，其题材之广阔，体裁之多种多样，用以抒情，用以咏物，用以铺陈事实或讲说道理，有的“委婉清丽”，有的“秾纤绵密”，有的“奋发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丰富多彩也是两宋其他词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然而，辛稼轩之所以比两宋其他词人获得更高的声誉，其所以在我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崇高的地位，上述诸端虽也都是重要原因，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却还别有所在。
摆在南宋人民面前的历史课题和斗争任务，主要的是以下两个：一个是，不但要能抵抗得住女真的兵马，使其不至再随时南侵，而且要更进一步，把女真贵族在中原和华北的统治根本推翻。这一历史使命，就是从南宋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来看，为求解除严重的军事威胁，也同样是绝对必要的。在辛稼轩的心目中，也只有统治阶级可能把全国的力量加以组织和引导，才可望把这一任务胜利完成。另一个是，对于南宋政权的专制淫威和苛暴剥削，必须给以强有力的打击、反抗，以求能把下层人民自身的生活和生产条件稍加改善。
假如我们承认，一个优秀的文艺作家，不会不关心其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不会不积极投身到时代的漩涡中去；假如我们承认，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能反映它那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他现实问题；那么，南宋一代的文人学士们所应加以揭发或暴露、描绘或歌颂的，便只应当以与上述问题有关的事项为其主题和主体，而不应当是此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然而，南宋一代的文人学士们，一部分则钻到“理学”的领域中去，虽也揭櫫出“民胞物与”的口号，却把与“民”与“物”最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全不加以理会，甚至把理财、用兵等事也全鄙为俗务，不屑一顾，终日只是玩弄概念，故作玄虚，借口于修身养性、正心诚意，实际上只是以此作为逃避现实的桃花源。还有一部分，则又只把目光和心力全都贯注在猥琐庸俗的个人生活上面，吟风弄月，留连光景，在其作品中所描述、所表现的，只是社会生活当中一些次要的乃至全无重要意义的节目，例如良辰美景、离愁别恨之类。词藻虽或有巧拙美丑之不同，情致却大都颓废低沉，是只可供清客贵妇人们浅斟低唱、娱情解闷之用的，全然缺乏生命力的一些靡靡之音。虽是写在漫天烽火的紧张斗争年代，其中却显现不出丝毫的战斗紧张气氛。
真正能够集中表现当时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愿望和要求，因而也就成为南宋文坛上的中流砥柱的，是陆放翁和辛稼轩等人。
辛稼轩既然是当时民族斗争战线上的一员战士，是一个始终很英勇地参加这一火热斗争的人，平生又“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以这样的一个人而借歌词作为“陶写之具”，他的歌词就必然和那一时代的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在辛稼轩的作品当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各种特点：
第一，辛稼轩对于侵占了中原和华北的女真统治者具有强烈的仇恨感，具有要复仇雪耻的强烈愿望，因而，充盈于他的各个时期和各种形式的作品之内的，是一种跃然纸上的壮健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他以报仇雪耻、整顿乾坤的事业自勉，也经常以此策励他的朋辈。例如，当他守滁州时，曾在一次登楼远眺时触景生情，因而写成一首声声慢以见意：
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对于做建康留守的史正志，他鼓励他说：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
对于做宰相的叶衡，他鼓励他说：
好都取山河献君王，看父子貂蝉，玉京迎驾。（洞仙歌）
对于一个要到汉水流域赴任的人，他策勉他说：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想王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满江红）
在饯送张坚去守汉中时，他首先想到汉中是西汉肇兴王业的地方，在当前，岂不也是进取关中的大好基地吗？他因而写成木兰花慢一首以示此意：
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
然而他所面对的现实情况，却又不能不使他有所感慨：
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当郑汝谐在知信州任上被宋孝宗召见时，他赋词相送，加以鼓舞，说道：
闻道是：君王着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满江红）
对于具有高度爱国热情而却始终不得其用的陈亮，他更怀着无限敬爱和同情，特地“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
第二，南宋的统治集团中人，既大都是文恬武嬉，沉迷于醉梦腐朽的生活当中，而一般飘浮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又大都寄情于声色，或把时光消磨在玩弄虚玄概念上。对于这样的政风和士习，辛稼轩在其痛心和憎恨之余，便时常在其歌词当中给予一些泼辣尖锐的批评和抗议，冷讽和热嘲。例如，他的“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之句，寓意虽并不十分显露，然已使得宋孝宗大不高¹⁵；为庆祝韩元吉的寿辰而作的水龙吟，则很明显地是借王衍作为南宋统治集团和社会上层人物的替身而痛加指斥了：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一般“骚人墨客”只把离愁别恨、儿女情怀作为抒写的主题，而整个国家、民族所遭遇到的严重灾难和深仇大恨，却几乎在他们的作品内容中占不到地位，辛稼轩也在歌词中对此有所责问：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
他自己，被南宋政府长时期投置闲散之地，有时虽也勉强找一些话语来开解自己，说什么：
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水调歌头）
而他的真情实况，却老是在殷切地系念着国家民族兴亡的大问题，他的愁和恨也全都集中在这里：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
他对自己之壮志难伸、之被人随意摆布，也常常在歌词当中以讽刺、牢骚语句表示愤慨：
绿涨连云翠拂空，十分风月处，著衰翁。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小重山）
还自笑，人今老。空有恨，萦怀抱。记江湖十载，厌持旌纛。瓠落我材无所用，易除殆类无根潦。（满江红）
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满江红）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鹧鸪天）
难道此生将终于再得不到为国家、为民族、为生民而效命的机会了吗？在实在感到不能忍耐时，他便再借歌词来抒发这种郁闷情怀：
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水调歌头）
老去浑身无著处，天教只住山林。百年光景百年心。更欢须叹息，无病也呻吟！（临江仙）
第三，辛稼轩不但在仕宦期内能注意下层人民的疾苦，采取一些为他们兴利除害的措施，在其歌词当中，也常常流露出对农民问题的关切。谷物的丰收或歉敛，农夫的愁眉或笑语，便常是他所注意的。例如，在他的一首浣溪沙词中就有这样的几句描述：
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
对于正在仕宦途中的友朋，辛稼轩也总是劝勉他们要关心国计民生，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在饯送郑如崈去做衡州守的席上所赋水调歌头有句云：
文字起骚雅，刀剑化耕蚕。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莫信君门万里，但使民歌五袴，归诏凤凰衔。
有的朋友如果真地这样做到了，他便加以歌颂。例如，他在信州守王桂发离职时所赋水调歌头有句云：
我辈情钟休问，父老田头说尹，泪落独怜渠。秋水见毫发，千尺定无鱼。
在信州通判黄某离职时所赋玉楼春有句云：
往年巃嵸堂前路，路上人夸通判雨。去年拄杖过瓢泉，县吏垂头民叹语。
第四，这才应当谈到本节开端处所提及的那一特点：辛稼轩不但把词用来咏物、抒情，而且用以写景、叙事，用以寄感慨，发议论。唯其能够随歌咏和抒写对象之不同而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曲调，故就稼轩词的体裁和形式而论，也都是脱落蹊径、不主故常的，其繁富多样也遂为南宋其他词人之所不能比拟。再则，他虽是在戎马仓皇之中成长起来的，但他阅读的书籍十分广博，记忆力也很强。特别是在闲居上饶、铅山期内，插架书籍甚多，可以经常地出则“搜罗万象”，入则“驰骋百家¹⁶，胸中遂也贮有万卷之富。所以在他写作歌词时候，能把经史百家随心如意地驱策在他的笔下，因此，使用典故之多，也成为稼轩词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凡此诸处，都可以体现出稼轩词在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
综括上述诸事，即：辛稼轩对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深切忧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对沦陷在金人铁骑下中原地区的乡土和人民的缅怀和同情，对南宋政府腐朽统治、卖国行径的指责和讽刺，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愤，以及他的博学多闻，作品题材之广阔与体裁之多种多样，更通过他的圆熟精练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这种种条件合拢在一起，就使得稼轩词充满了生动深厚的现实内容，具有洪亮的声响和充沛的感染力量。从南宋以来，虽即有人以为稼轩词豪放雄浑，非词家正宗，但同时也就有人为之辩解，以为若不如此，而单在“风情婉娈”方面兜圈子，“则亦不足以启人意¹⁷。我是完全同意后一种议论的。正是因为辛稼轩开拓了歌词的领域，才使他能够异军特起，“于剪红刻翠之外别立一宗¹⁸的。也正因为如此，当辛稼轩在世之时，他的词就已成为一般具有爱国思想的文人写作歌词时争相摹拟的榜样，他的朋辈更直接受到他的影响，因而也写出了不少慷慨激越的篇章。在辛稼轩去世之后，涵蕴在他的作品中的这种振聋发聩、唤醒战斗精神的雄伟力量，对后代读者也继续起着启迪和鼓舞作用。
以上所论，是只指稼轩词中最具有特色、最富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而言，是只指其中反映辛稼轩爱国思想的那一部分精华而言，而不是说全部稼轩词都是合于上举诸条件的。在稼轩词中，还有很多首是写得“情致缠绵、词意婉约”的。这一部分，正因其符合于词家之所谓正宗的作风，它们的好处，也就和当时一般词人的作品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了。历来谈及此事的，多举“晚春”的祝英台近一首为证，以为“此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实则属于这一类的单纯抒情作品，在稼轩词中是还可以举出许多首的，这在范开第一次编刊稼轩词时就已在序文中说，其中有许多是“清而丽、婉而妩媚”的了。这部分作品只足说明：所谓正宗词人的长技者，在以豪放雄浑著名的辛稼轩的笔下，不但并不短缺，较之别人且竟是更能优为之的。然而，不论怎样，稼轩词之所以可贵，却毕竟不在这一方面。另外，稼轩词中也有一些意兴颓唐、意境凡近的篇章，这些词历来不曾受到重视，不曾发生过多少影响，在我们，也姑且置之于存而不论之列吧。
最后，我要征引宋人的一段笔记，通过其中一件故事来看取辛稼轩的创作态度。岳珂 桯史中的稼轩论词条记一事说：
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座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则曰：“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逊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二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座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
由此可见，辛稼轩的学识尽管博洽，才气尽管磅礴，而他的作品，却大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工夫才得完成，并不是灵感一到即率尔操笔、一挥而就的。
邓广铭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
改旧作于北京大学之朗润园
【注】
¹美芹十论 观衅第三。
²刘克庄 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辛稼轩集序。
³陆游 剑南诗稿卷五十七送辛稼轩殿撰造朝诗。
⁴刘宰 漫塘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启。
⁵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
⁶程珌 洺水集（嘉靖本）丙子轮对劄子之二。
⁷刘过 龙洲集呈稼轩诗有“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句。陆游 剑南诗稿卷八十寄赵昌甫诗亦有“君看幼安气如虎一，病遽已归荒墟”句。
⁸谢枋得 叠山集卷七祭辛稼轩先生墓记。
⁹周孚 蠹斋铅刀编卷廿三滁州奠枕楼记。崔敦礼 宫教集卷六，代严子文作滁州奠枕楼记。
¹⁰辛稼轩诗文钞存，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
¹¹辑本宋会要稿水利四。
¹²参据宋史辛弃疾传和罗大经 鹤林玉露卷十二临事之智条。
¹³宋史 辛弃疾传。
¹⁴马端临 文献通考 田赋考五。
¹⁵罗大经 鹤林玉露卷四辛幼安词条。
¹⁶刘宰 漫塘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启。
¹⁷陈模 怀古录卷中论稼轩词条。
¹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词曲类稼轩词条。
【附记】
每当我重阅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时，对文末引录的那条岳珂 桯史的记载，总感觉颇有问题。原因是，岳珂在这条记事中一，则说稼轩“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云云；再则说“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云云。
我在熟读之后，越来越感到费解的是：稼轩既然认为岳珂的意见“实中予痼”（打中了“掉书袋”的要害），从而重加玩味，进行改写，天天琢磨，然而经过累月修改的刻意经营，这几句词究竟改成什么样的结果了呢？根据现在（应当说是从南宋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所能看到的不只一种版本的稼轩词来说，我们得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其实是原封未动，连一个字也没有改。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岳珂此段记事完全是在扯谎吗？我在此不无遗憾地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岳珂确实是为了炫示自身如何受到辛稼轩的重视，而特地写此一段扯谎文字的。
岳珂的著作，除桯史外还有好几种，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所编撰的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稡编中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却不顾史实真相，只为发挥其孝子慈孙的用心，而为岳飞编造了许多嘉言懿行，采取了决非历史学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与手法。准此而推论之，则他在桯史中的这段记载之不够真实，更决非出于我的武断了。
至于稼轩词之具有千锤百炼的工夫，从各种版本的稼轩词集中同一首词之间而多有不同的字句，即可得知一些消息，正无须用岳珂的这段记事来作证，特别是在我既已察知其确为谎言之后。然而我之所以不把前文的最后一段断然删去者，则是因为，不论在我发表前篇文字的前或以后，引用桯史这段记事而论述辛词者，都大有人在，可见误信岳珂此言者正复不少。因特不删去前文的尾巴，而就此论证其纯属岳珂捏造的谎言，借以袪除受误于岳珂者之惑云。
邓广铭
写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六日
例言
一、辛词刊本，系统凡二·曰四卷本，其总名为稼轩词，而分甲乙丙丁四集。今可得见者有汲古阁影宋钞本，吴讷 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曰十二卷本，名曰稼轩长短句，今可得见者有元 大德己亥广信书院刊本，明代王诏校刊、李濂批点本，汲古阁刊宋六十名家词本，清末王氏四印斋刻本。兹编即依据上述各本，汇合比勘，益以法式善 辛启泰所辑辛词补遗，及自永乐大典、清波别志、草堂诗余等书中辑得之诸首，共得词六百二十六首。
一、法式善 辛启泰所辑词补遗，为词凡三十六首。据云皆辑自永乐大典者。其中见于四卷本及广信书院本者共六首，误收朱希真 樵歌者二首。所余之二十八首，就其题中所涉及之人地事迹考求，与辛氏事历多不能吻合，疑其间误收者尚多，以无可确证，姑录而存之。
一、赵斐云 万里先生曾取黄昇 花庵词选、赵闻礼 阳春白雪、 陈沂孙 全芳备祖，以及草堂诗余、翰墨全书等，与四卷本及四印斋本雠校一过。兹编各词校语，多有就赵先生校本中移录者。各词正文之取舍从违，只随文义而定，并不专主一本。其间若有弃取失当之处，读者仍可就词后校语自行斟酌。
一、广信书院之十二卷本，为辛氏身后所刊布，其中所收词视四卷本为多，字句既多所改定，而题语亦较详明，兹编各卷各词字句，依从斯本之处为独多。故凡从四卷本某集，或从其他某书者，均于校语中详为标举；凡从广信书院本者，则唯举他书异文而不云兹从某本，借免辞费。其属于广信书院本系统之诸刊本，相互间如有歧异，亦各分别列举。
一、辛词囊括经史，贯穿百家，郑 笺未作，读者致憾。近年以来，应此需求而成书者，有已刊之梁启勳 稼轩词疏证及未刊之郑骞 稼轩词校注。两书作者于辛氏生平事历均未加考求，故征事均极疏陋，编次亦俱失伦序。治丝愈棼，取义云何。爰不揣谫陋，妄为此作。虽疑文剩义，所在多有，究未能尽惬于私衷；而时事古典，贯串证发，亦或不无一善之可取也。
一、兹编参考所及，范围虽广，而所偏重者则为宋 元二代之史籍、文集、志乘、笔记之属。诸书中之记载，凡直接或间接足以考明辛氏友辈之事迹者，莫不尽量搜采，而其间亦有绝难者在：朋辈相称，不以官职，则以字号，而史籍志乘之著录体例，则多直书姓名，不称字衔。彼此歧出，并合为难。即如见于水调歌头（折尽武昌柳阕）题中之周总领，使非先由宋会要中考知其时总领两湖饷事之人，则于八闽通志中所载周嗣武之事历必致等闲滑过；嗣后即将姓名考知，又必茫然不记何书曾记其事历。似此类者，势不得不回环翻读各书。凡其因翻检之不周、回环之未至而致遗漏者，深愿今后能续有所获，加以补正。
一、兹编之注释，唯以征举典实为重。其在词藻方面，则融经铸史、驱遣自如，原为辛词胜场之一，故凡其确为脱意前人或神化古句者，亦皆为之寻根抉原，注明出典；至如字句之训诂以及单词片语之偶与古作相合者，均略而不注。
一、明悉典实则词中之涵义自见，揆度本事则作者之宅心可知。越此而往，举凡凿空无据之词，游离寡要之说，所谓“只谓搅心，胡为析理”者，兹编概不阑入。宁冒释事忘意之讥，庶免或臆或固之失。
一、关于辛词之编年，梁任公 启超所编辛稼轩先生年谱中拟有“编年词略例附说”云：“全集词题中记某年作者仅十九首，词句中可证明为某年作者亦仅二十余首。但先生历年宦迹及家居年分略可考定，其中当然有有疑问者，但上下亦不过一两年间。故题中句中地名，多足为编年之助。在某地所与往还唱和之人，分别部居亦十得五六，故人名又可为编年之助。又，宋四卷本之稼轩词甲乙丙丁集，虽非纯粹编年，然甲集为先生门人范开手编，有淳熙戊申（十五年）元日自序，则所收诸作断无在丁未除夕以后者可知。乙丙丁集编成年月虽无考，然以吾钩稽所得，则乙集无帅闽以后作，丙丁集无帅越以后作，几可认为绝对的原则。甲乙集时代颇分明，丙丁集则通各时代皆有。略以此本画出一时代的粗线，然后将各时代游宦或家居时之地与人互相证勘，其年分明确者隶于本年，不甚明确者则总载或附录于某地宦迹之末一年，则虽不敢谓为正确之编年，然失之亦不远矣。”今按，梁氏所举各例，如谓甲集无丁未除夕以后之作，乙集无帅闽以后之作等，均未为精当；然其所定区划年限之方法则甚是。兹编之编年及汇列年分不甚明确诸词，大体均以梁氏所提出之方法为准则。比核史文，引据时事，苦心精力，所费至多。虽其中未能斗榫合键、与夫为求详审转失穿凿者，必所难免，唯是驾空骋词，既所未敢，则即容有扞格纰漏之处，亦或不至过甚过多也。
一、兹编与拙撰辛稼轩年谱，互为表里。辛氏一生之仕历行实，为是编所不能包举者，均详见年谱之内。即对一事一人之考求，彼此亦互有详略。读其书须知其人，读者幸取相参稽。
一、兹编自着手迄于完成，为时凡两年以上。其间关于体例之商酌，资料之搜讨，书籍之通假以至注文之更定等事，所受益于赵斐云、夏瞿禅承焘两先生者至多，铭感不忘，书志谢忱。
邓广铭
一九四〇年春，
于昆明靛花巷
这是第一篇卷一 江、淮、两湖之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