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动宾式动词
（一）
汉语的动词主要是单音节和双音节的。三音节动词古汉语里没有，现代汉语里只有“来得及”、“来不及”、“靠得住”、“靠不住”、“对得起”、“对不起”等极少数。这些词当中的“得”和“不”并非中缀，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没有“来及”、“靠住”、“对起”之类的说法(1)。
汉语的动词主要是单音节和双音节的。
单音节动词主要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现代汉语里常用的动词大都是单音节的，来源于古代。双音节动词古今都有，数量是与时俱增的。这是因为：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抽象思维须有词语表示，于是单音节语素合成新词。第二，人与人的交际关系日趋复杂，许多交际行为也须用新词表示，新的双音节的合成词由此产生。第三，把多义的单音词加以分化，产生了若干双音词，于是产生许多动宾式动词。反过来看，现代汉语的动宾式动词如果译成古汉语，只须用一个单音词表示。例如：
洗澡——浴 开车——驾
吃饭——食 写字——书
有趣的是，这些词译成英语也只须用单个词表示，如bathe, drive, eat, write。
现代汉语里有些动宾式动词，虽说是两个语素合成的，其中有一个语素只不过起衬托作用。例如“走路”，“走”已经包含了“路”这个义素。类似的如“游水”、“跑腿”、“种地”等等。又如“跳舞”，“舞”已经包含了“跳”的义素。类似的如“演习”、“做媒”、“造谣”之类。总之，它们表达的是一个概念。
诸如此类的动宾结构，如果实行拼写，宜当作连写的单位，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词。什么是词，向来有许多争议。其实，一般西方的词的概念并不是从定义中得来，而是从书面语的分词连写的习惯中获得的。我们的书面语是分语素（字）连写的，人们心目中的语素概念比较明确，而词的概念十分模糊。英国人依据书面语辨识词，认为classroom 是一个词。可是早些年分写成class room，他们就认为是两个词。类似的还有earthquake, blackboard等等，原来是分写的，如今都连写了。这样看来，与其说先确定什么是词然后才实行分词连写，不如说认定什么是该连写的单位，然后才分辨词与非词。辨识词与短语通常用扩展法（隔开法）区分，这适用于偏正结构。动宾式动词大部分能扩展，不能因此否定了它们作为词的资格。当然，已经扩展了的动宾结构，自然是短语了。
与其说先确定什么是词然后才实行分词连写，不如说认定什么是该连写的单位，然后才分辨词与非词。
（二）
动宾式动词的语义功能和句法功能与一般动词并不完全相同，仔细辨别起来，有下列各种类型。
1．主语是施事，无宾语。例如：
散步 观光 放哨 避难 吹牛 复员 超龄 发福 破钞
2．主语是施事，宾语是受事。例如：
动员 抱怨 得罪 起草 同意 当心 提议 忍痛 称霸 插手 迎战
这些词的宾语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省略。所带的宾语，有的是名词性的，如“动员他”，“起草文件”。有的是非名词性的，如“提议去游泳”。有的属两可，如“当心汽车”、“当心路滑”。
3．主语是受事，无宾语。例如：
遭殃 见报 开拍 落难
4．主语可以是施事或受事。主语是施事，带的宾语是受事。主语是受事，不带宾语。例如：
出口 进口 出版 复辟 出台
5．主语是施事，受事用介词引进，作状语。状语不能省略。例如：
为敌 作对 论罪 致敬 争光 挑战 攀亲 求情 分类
6．用法与上列第5类相同，但在一定的语境中，状语能省略。例如：
道喜 拜年 道歉 敬礼 送行 鞠躬
7．用法与上列第5类相同。如果主语是复数形式，则不能出现上述的状语。例如：
结婚 建交 会面 比赛 接吻
8．主语表施事，受事指的是人，用“他”或用其他名词性词语表示。在动词当中插入“他的”、“××的”之类。常见的动词有：
a．上当 吃亏 挨打 受罚
b．撤职 出丑 造谣 告状
a类动词的主语是受损害的一方，如“我上当了”。“我上了他的当”，“他”是使“我”受损害的一方。b类动词当中插入“他的”之类，“他”是受损害的一方，如“我撤了他的职”，“我造他的谣”。如果单用主语，“我撤职了”，“我”是受事。“我造谣了”，“我”是施事。
9．有些动宾式动词，语义上涉及施事与受事。如果主语代表施事或受事，相对的另外一方未出现，可能产生歧义。这类动词如：
看病 上课 照相 理发 修鞋
“我去看病”，与“我”相对的是别人，句中未出现。其中的“我”可能是生病的人（也就是受事），也可能是医生（即施事）。当然，句子如果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之中，歧义可以消除。主语（施事）如果与受事同现，受事有两种位置。例如“看病”：
a．我给他看病。（焦点在“看病”）
b．我看他的病。（焦点在“他”）
受事有两种位置的动词，并不限于“看病”之类。例如“生气”：
a．他对我生气。（焦点在“生气”）
b．他生我的气。（焦点在“我”）
又如“帮忙”：
a．他替我帮忙。（焦点在“帮忙”）
b．他帮我的忙。（焦点在“我”）
（三）
上边分析了现代汉语的动宾式动词的使用情况。从句法上看，有的能带宾语，有的不能。从语义上看，受事名词不一定出现在主语或宾语位置上，有的用定语的形式出现。如果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动宾式动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多，带宾语的更属罕见。近代汉语里多一些(2)，现代汉语特别是当代的书面语确是常见的了。据向熹的统计，《诗经》里“复合词中以偏正式的为最多，联合式和附加式次之，动宾式很少，主谓式、动补式还完全没有。”《诗经》的动宾式复合词有13个，其中9个是名词，动词只有4个。列举如下：
如果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动宾式动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多，带宾语的更属罕见。近代汉语里多一些，现代汉语特别是当代的书面语确是常见的了。
（1）甘心《诗·卫风·伯兮》：“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2）从事《诗·小雅·十月之交》：“黾勉从事，不敢告劳。”
（3）得罪《诗·小雅·雨无正》：“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
（4）稽首《诗·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对扬王休。”
（1）中的“甘心”表示情愿，含有“宁可”的意味，“首疾”指“头疼”。“甘心首疾”属动宾结构。这大概是最早的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例子了。然而我们看到上古典籍中的动宾式动词，大都接上“于”，然后再带上名词。如上边的“得罪于天子”。汉代以后，这个“于”常常被省略。《马氏文通》举了这方面的例证。
（5）大破秦军于东阿。（《史记·项羽本纪》）
（6）大破秦军东阿。（《汉书·项籍传》）
（7）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史记·高祖本纪》）
（8）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汉书·高帝纪》）
动宾短语后边的“于”可以省略，动宾式动词后边省略“于”也就顺理成章了。只要翻翻近代小说的章回目录，就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如《三国演义》的目录：
第十六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淯水
第一一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至于今天的书报中出现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
献身（于）嫁祸（于）
归咎（于）跻身（于）
有益（于）有赖（于）
当然，并非所有的用于动宾式动词后边“于”都可以省略。例如“于”后边是单音节名词，“嫁祸于人”、“问道于盲”，其中的“于”不能省。“于”用于表示被动、来源、原因等意义的也不能省。例如：
（9）晏子见疑于景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10）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战国策·魏策》）
（11）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
（四）
当前的书面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究其原因，恐怕与报纸上的标题节省字数有关。比如“向巴塞罗那进军”有七个字，“进军巴塞罗那”就只有六个字了。报纸上的大号字的标题，往往须控制字数。看来，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现象日渐增多是有客观的需要的，问题在于合不合规范。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规范并非永久不变。不过，我们在等候时间来筛选用法的同时，也应该提出一些看法，促使语言健康发展。先考察一下人们乐于接受的一些新出现的表达形式。
当前的书面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究其原因，恐怕与报纸上的标题节省字数有关。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规范并非永久不变。
新出现的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用法，人们比较容易认可的，有两个特点。一是宾语大都表示处所或某些领域；二是可以把宾语改写为介词的后置成分，用作状语，或者可以在动词后边添上“于”。例如：
进军中国市场——向中国市场进军
亮相京剧舞台——在京剧舞台亮相
出战巴塞罗那——到巴塞罗那出战
称雄世界乒坛——称雄于世界乒坛
驻军越南金兰湾——驻军于越南金兰湾
造福人类——造福于人类
下边两种用法是不符合我们的语言习惯的。
第一，汉语里的互相动词（mutual verbs）即前边列举的5、6、7类动词，是不能带宾语的。外国学生把“结婚”译成marry，于是造出“他结婚了叶莲娜”这样的句子。又把“致敬”译成salute，于是写出“我致敬勇敢的人们”之类。殊不知英语的marry、salute可以带宾语，而汉语的“结婚”、“致敬”都不能。这样的错误也不一定出自外国人。我们的报纸上曾出现“致谢你们的关怀”、“签约唱片公司”，问题也一样。应该说成“向你们的关怀致谢”、“与唱片公司签约”才对。附带说一下，“答谢”不是动宾式动词，能带宾语。
第二，前边列举的第8类动词，如果用上施事主语，受事只能出现在动宾结构之间。主语如果是受事，施事也只能插入动宾结构。例如“打岔”，可以说“你别打岔”，也可以说“你别打我的岔”，但不能说“你别打岔我”。又如“受累”，可以说“我受累了”，也可以说“我受它的累”，但不能说“我受累他”。总之，这类动词的后边不能出现宾语。
参考文献
向 熹，1980，《〈诗经〉里的复音词》，载《语言学论丛》第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临定，1990，《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载《现代汉语动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锡良，1997，《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中国语文》第2期。
邢公畹，1997，《一种似乎要流行开来的可疑句式》，《语文建设》第4期。
刘大为，1998，《关于动宾带宾现象的一些思考》，《语文建设》第1、3期。
李英哲，1978，The Verb-Object Relationship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载《中国语言学会议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马建忠，1898，《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