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情同心圆”与农民社会的信息传播模式

“贫农的性自由”与礼教的性禁锢并存，表明宗法共同体伦理体系的二元性。正如“人性的文化”并不一定是纵欲的文化一样，“人情文化”也不一定是禁欲的文化。人性的核心是人权，人性的基础是理性。非理性而又无权利规范的纵欲与非理性反人权的禁欲一样是不合乎人性的。事实上这样的社会里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无论纵欲还是禁欲都是只针对社会的某一部分的，有人无情而有欲，有人却被要求无欲而有情。但从整体而言，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情”与“人欲”都是以对人性与人权的抑制为背景的。

人情与人欲交织为人身依附的“关系网”，而这种网络同样具有散漫与专制并存的二元特性。在某个角度看去，这种“关系”极为散漫无序，以至于人欲横流，形成“几乎是普遍的”“三角或多角关系”。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关系”又极为专制有序，以至等级森严。从表面上看，宗法农民中的“关系网”是最不发达的。鲁迅笔下的赵太爷一伙有复杂的关系网络可以庇护他们免受“革命”的冲击，而阿Q则似乎完全是孤立的，他不仅不见容于上流社会，而且在下流社会中也不通“人情”，没有“人缘”，所有的下层人物——王胡、小D、吴妈、乃至小尼姑等与他的“关系”都不好，以至于他被枪毙了，大家也只是冷漠地看着，连一丝波澜也没起。鲁迅以其犀利的笔触抓住了宗法农民伦理中孤僻、冷漠、互不关心的一面。这种马克思形象化地比喻为一个个马铃薯似的状态，反映了自然经济下“鲁滨逊”们的分散、孤立。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阿Q被枪毙这一结局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宗法农民如果仅仅是一个个马铃薯，他们是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正因为他们社会联系的狭隘与贫乏，更多地保留着自然的性质，所以他们一旦交往起来，“人情”便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反把他们自己异化为它的工具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物的孤立性与人的依赖性的结合，看到了宗法农民二元价值体系的对立统一所造成的伦理现象：最冷漠的孤立与最复杂的“人情”共存于农民群体之中。

宗法农民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比现代社会中的人简单得多。它没有那么多的理性成分：经济联合、政治契约、法人团体、学术知交乃至各种社团、党派、公司、学会等等。它只是简单地把人划分为不同的亲疏等级而已。亲近者在一切方面都是亲近的：从经济政治、法律身份、思想与价值观念、直至人格，而疏远者则相反，在一切方面都是疏远的。在交换价值的力量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那种两个在人格上毫不相干的人可以有密切的经济交往，思想感情与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人之间可以形成政治联盟，政治态度类似的人可以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在血缘上有密切联系的人（如父与子）可以分别成为法庭上的原告与被告等人际关系中复杂内容，在宗法农民群体中是没有的。对某一个宗法农民来说，他周围的社会宛如以他为中心的若干同心圆，按“人情”亲疏层次分明地外延着；极少数亲近者，较多的次亲近者，更多的半疏远者，而在最后一圈之外，则是无数毫不相干者的汪洋大海。

但是，这种人际关系也比现代社会中人的关系复杂得多，因为这里任何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与思想意识关系等等——都不是纯粹的，都受到“人情”的制约，都为亲疏等级所左右。因而经济问题不能仅从经济角度去考虑，法律问题也不能仅从法律方面去考虑，如此等等。反过来说“人情”也已不是个人之间的纯洁感情，而是包含了种种利益在内的人身纽带。这种“人情”实际上造成了自我的失落和对主体的压迫。

一般地说，欧洲宗法农民的“人情”有较浓的地缘色彩。例如在俄国，“俄罗斯人习惯于同一方式的娱乐，他们理解这种娱乐所产生的一切感觉，这一点成为他们之间极牢固的纽带。村社对个人的影响几乎是无法抗拒的，他对这个村社的爱如此强烈，以致他在大部分场合宁可牺牲财富和甚至忍受贫困，只求不与自己的兄弟分开……一个人与其分享快乐的村社愈亲密，这个村社的影响愈大。在这个村社中，除了同民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共同特点之外，还存在着由同村人产生的个别特点。在一个村里所有的人都讲究穿戴；在另一个村里，都是歌手；在第三个村里，大家都是舞蹈家和音乐家。在一个村里，大家都喜欢玩和作乐——‘虽然没什么吃的，但是活得痛快’；在另一个村里，夸耀自己的财富和福利。一个村里的婆娘面包烤得很好，另一个村的婆娘则会纺麻。事情到了大家知道的这一步，即全村从事同一种行业，一个地方的人全是皮靴匠，另一个地方的人都以捕捉夜莺为生。”[13]这最后一个特点在都市兴起后便转化为行会中的“人情”关系，民粹主义者非常欣赏的农谚，“身在米尔，死也值得”充分反映了俄国宗法农民对“人情”的追求。

中国的宗法农民在“人情”方面除重视乡土纽带外，尤其重视家族关系。在实际的家族之外还广泛存在着拟血缘群体的观念，尤其是在他们的政治运动中这种观念更为发达。以人情维系的义子制、亲兵制、“大哥”制、宗主制、教长制、“掌家”制等关系，是把宗法农民组织起来的基本方法。隋唐以前的宗主举族造反，隋唐以后从摩尼教、白莲教到义和团的教长制会道门姑且不论，就是在明末农民战争这样一场既无宗主制背景又无宗教结社色彩的“纯政治性”的农民运动中，拟血缘群体的“人情”仍然是主要的伦理原则。农民们各以家人的角色拥戴他们的“掌家”，高级首领为“大掌家”，下面依次有各级“小掌家”乃至“孩儿们”。一个曾在农民军中混过的士子傅迪吉描述他所经历的情形说，他入营后，即“以父子礼”随从“掌家”。“掌家手提大马棒一根，指下面众人而言曰：‘这些人俱是我所管，锅口二十。我与新婆姨、小子歉，正要连你我四人，将此与去，任意所取。如有不依者，将此棒打之。”另一位“掌家”看中了该作者，与他的掌家交涉：“‘你这位朋友我把十个人与你换罢’。答曰：‘是我的人儿，莫说十个人，就是一百人，也是不换的’。”……该作者感到“掌家语意真切”，人情味十足。[14]但当他对“我的人儿”“将此棒打之”的时候，便显现出人性的缺乏了。这种状况之可悲就在于：像阿Q那样得不到“人情”庇护的，竟不能作为一自然人而保持其生命的存在。而像傅迪吉那样受到“掌家”的“人情”庇护时，他作为自然人的生存得到保障，但人格与个性却无从谈起了。

无论是地缘还是亲缘，其人情的“同心圆”结构都具有等级性、简单性（相对于现代社会关系的多样性而言）、复杂性（相对于现代社会关系的可解析性而言）的特点。这种简单性和“复杂性”的有趣组合甚至在信息传播方面也表现出来。人们往往用“闭塞”一词来形容乡村社区，然而对于某些信息而言，乡村社区却有极为惊人的传播效率与极高的信息开放性与共享性。巴尔扎克在其史诗性小说《农民》中曾感叹道，“任何科学，乃至统计学，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乡下新闻传播起来比电报还快，甚至可以越过荒无人烟的草原。”[15]由于缺乏个体人格基础上的隐私权屏障，现代市民社会中高度“闭塞”的许多“个人信息”在乡村社会中往往传播迅速。“张家长、李家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等语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而且，这种传播还往往具有信息“放大”或信息扭曲的功能。“三人成市虎”“曾参杀人，慈母投杼”就指的这种情况。

但乡村社区在信息传播的另一些方面又确实极为闭塞。这里讲的“闭塞”主要还不是技术意义上的传播困难——这当然也很突出，最极端的例子是，据说苏联80年代初修建贝阿铁路时，在东西伯利亚森林中发现一个与世隔绝的聚落，那里的人们甚至还不知道沙皇已被推翻！——但这里讲的是另一种情形，即因宗法共同体的等级壁垒而导致的不同等级之间的信息隔绝机制。许多上层对之高度敏感的信息，在下层却难以引起反应与传播，因为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反过来也如此。于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都比现代公民社会困难得多。这种信息隔绝机制是等级壁垒的后果，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又反过来成为等级壁垒得以维持的条件。许多传统农业社会中，共同体的人格化体现者与共同体一般成员间的境况相差有如天渊之别，上下等级之间因统治一服从关系而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平等比现代公民社会中的贫富之别实际上要大得多。但前者却往往比后者更能保持社会稳定，部分原因在于，开放性的现代社会中富人与穷人同居一城，其间的差别自然很刺激人，而等级制的传统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们其生存环境互相封闭隔绝，甚至连“市场”都借助某种特供机制而被等级化了，这自然大大减弱了“不平等”的刺激性。只有同等级身份者大致“平均”的信息能够被感知，于是社会便似乎稳定了。

总之隐私权屏障的缺乏与等级壁垒造成的信息隔绝机制，使宗法农民社会内的信息传播出现了横向畅通而纵向阻滞的局面。现代社会中一个职员也许长期不知道与自己工作来往频繁的女同事芳龄几何，而传统乡村中新婚夫妇的洞房喁语却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社区。相反，“水门事件”之类的上层新闻可以在现代都市中轰动社会，而天高皇帝远的传统乡村里却很难对烛影斧声、梃击红丸之类的宫廷变故作出丝毫反应。这样的信息传播方式本身也是“伦理”性的。传统乡村的“道德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闲言碎语”来维持的，社区主要通过议论成员来调节其成员的行为。因此美国社会学家W.托马斯在询问波兰农民什么叫做okolica（环境、周围）时，农民答道：“关于一个人的议论能传到哪里，okolica的范围就到达哪里，多远的地方谈论这个人，他的okolica就有多远。”[16]因此不少社会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如W.托马斯、F.兹纳涅茨基、K.多布罗沃尔斯基与T.沙宁等都赞同这一看法：“社区”这一概念在农业社会中应理解为“这样一些共同体，它们通过口头传播来传递其文化内容”。由于它不依赖于文字、书籍等中介，因而“这种传播模式总要涉及直接的人际接触”[17]。所以农村社区应当是一个大家能互相见面并且互相认识的群体。

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们现在要问：那么农村社区之上的“农村社会”或“农民社会”又应当如何定义呢？无疑，它的跨社区性质使它必然要越出议论、口头传播与直接的人际接触所及的范围，必然要依赖于文字、印刷品和其他中介来实现间接的、非人身的人际交往和信息传播。但是只要它仍然是个传统农民（peasantry）社会而不是个现代公民社会，那么前面提到过的“人情同心圆”结构及其等级性、简单性（非多样性）与复杂性（不可解析性）的特点便不会改变，而由此产生的信息传播模式也仍然会具有横向畅通（无隐私权屏障）与纵向阻滞（有等级壁垒）的特点。这也许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定义农民社会并使之区别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关键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