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难对付的阶级』及其心态——宗法农民文化的社会整合
广大的宗法农民群体，从“破”的角度来说，可能蕴藏着巨大的反封建力量，但从“立”的角度来说，无疑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越过的巨大障碍。这一点，即使是从“农民本位”出发的民粹主义农民学理论也不否认。如果说从西斯蒙第到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老民粹派，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还不免有把宗法农民理想化的倾向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像恰亚诺夫这样的“新民粹主义”者和60年代以后受新民粹主义影响试图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取第三种立场的不发达社会学—农民学家，便开始感到“难以对付”了。恰亚诺夫在憧憬“农民乌托邦”的同时，经常抨击农民的愚昧，称农民为“黑暗的群众”和“不文明的人”[1]。如果没有“组织者”来管教而是任其胡闹，他们将毁掉一切进步的东西。这种看法反映了新民粹主义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它既认为“都市文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农民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希望所在，任何发展计划都不能违背他们的利益，否则农民革命将粉碎这类计划；但又认为农民是落后的群氓，任何可取的发展计划都不能全依农民意志来进行，否则社会将永为农民的落后保守、墨守成规所累。这样，农民实际上被看作得罪不起、迁就不得、顺之者未必昌逆之者必亡的一种力量。70年代，英国著名农民学家泰奥多尔·沙宁用“难对付的阶级”[3]这一术语来为他的“发展中社会的农民政治社会学”著作命名，就反映了这样的农民观。
但是，不管怎样“难对付”，在一个农民国家搞现代化没有农民群体的热情参与是根本不行的。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难以对付”的并不是农民，而是农民社会的某种状态：宗法式的传统心理，精神素质与思维—行为定势，我们把它称之为宗法农民文化。农民社会的发展中真正难以对付的就是这种东西。应该说，作为一种大众的文化心态，这种社会的一切成员，不管是否从事农业，都不能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在危机的挑战面前，这种社会的一切成员，不管是否脱离了农业，都不能不受到摆脱这种心态的刺激并产生变的愿望。我们已经说过，宗法农民有摆脱宗法束缚的积极的一面。而我们如果把人的个体化、社会化进程，即人的理性与个性发展的进程看作是自人类脱离野兽状态后就开始了的连续过程的话，那就不能不承认，即使是最“纯粹”的宗法农民群体中，也不会完全没有“现代精神”的某种种子。但是，既然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农民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困境或心理障碍的问题，则在我们的论域中就不能不抽象掉上述因素。因此本章所讨论的农民文化与心态，就不包括诸如农民勤劳勇敢、争取自由等方面，而纯粹是把它当作宗法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来探讨的。
二、阿Q的劣根性是赵太爷教育出来的吗？——宗法共同体文化整合中的农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