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民文化与“有文化的农民”——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态谈起

在宗法共同体的文化整合中，农民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是饶有兴味的。从逻辑上说这个问题不只涉及中国知识分子，但无疑以中国知识分子为典型。因为在许多封建社会，例如西欧中世纪社会中，知识分子主要是神职人员，世俗人群中不要说农民，就是贵族的文化水平也十分低下。在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不仅来自世俗人群，而且有相当部分来自农民——尽管贫困使农民很少能受教育，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并非绝无仅有。虽然从主观上说不少知识分子看不起“乡巴佬”，但他们的心态与人格却打着宗法农民文化的深深烙印。如果说宗法式的城市在文化实质上不过是“都市里的村庄”，那么传统的知识分子从文化心态上说则可称之为“有文化的农民”。一般谈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性格时，总要强调他们受儒家影响，其实这是极端肤浅的表象。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都把儒家说教作为立身的典范，但很难超脱于宗法式人格的约束。从帮助秦始皇“坑儒”而最后求为上蔡一犬不可得的李斯，直到“文化革命”中许多奉旨批儒的饱学之士，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极端反儒排儒的场合不也没有减轻其人格的悲剧色彩吗？实在地说，封建士大夫后来所崇奉的儒教已是基于他们的宗法式人格而重新作了“理解”与“解释”的，与本来意义上的孔子学说已有很大距离。因此究竟是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人格与心态，还是这种人格与心态塑造了所谓的儒家思想，未始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前，人们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时，常常面临一种二律背反：有人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为“使命感”所束缚，缺少独立人格，有人却痛感中国知识分子自命清高，缺少“参与意识”。其实，这种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究其原始，不过是宗法农民性格中的二律背反的“精英化”体现而已。有人批评宗法农民奴性十足，只知道“青天大老爷”，太缺乏民主观念，有人却说宗法农民散漫成习，令不行禁不止，太“自由主义”了。这种状况在宗法共同体中是难以改变的。宗法共同体所固有的物的孤立性使自然的人无法变成社会的人，社会的整体化、有序化过程无法进行。宗法共同体所固有的人的依赖性又使依附的人无法变成个体的人，社会的元素化、自由化过程也无法进行。而且，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因果，和谐统一，令“中庸”原则无所施其技，所以在这样的宗法群体中，人们便不免会陷入那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一讲集体主义便成毫无个性的一潭死水，一讲个人主义便成混沌无序的一盘散沙。对于其精英来说，便出现一“参与”便成控御群奴的主子，一“独立”又成于世无补的隐士这样一种两难处境。所谓“儒道互补”现象，其实不过如此。

在宗法共同体中“保护”与束缚对立统一，保护者必定同时是束缚者。这就决定了宗法农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的代表者一定是那高高在上并赐予共同体以雨露阳光的“天然首长”。因此在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越是“农民领袖”束缚农民越严酷的现象。相应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是自己不能代表自己，“千里马”只能由非“马”的伯乐照管。这实际上是宗法农民群体的“农民领袖反农民”现象在“有文化的农民”中的体现。

正是由于这种“有文化的农民”的状况，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尽管比一般宗法农民具有更多的象征符号系统意义上的“知识”，但心理状态与思维—行为方式与一般宗法农民不乏内在的相似。在宗法农民群体中存在着“具体农民”与“抽象农民”的二重价值体系，存在着“具体农民”的极端功利主义价值观与“抽象农民”极端反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对立统一。反映在“有文化的农民”身上，便是所谓中国知识分子在知识论上的功利主义（反纯粹思辨）和在价值论上的反功利主义（重义轻利）。宗法农民思维方式的非理性性质反映在“有文化的农民”身上，便是传统知识分子在认知方法论上缺乏逻辑构造体系的常识性本体观与直觉经验论倾向。与一般宗法农民群体的伦理观相似，“有文化的农民”中的传统伦理也是重人情而轻人性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把宗法共同体中的人身纽带升华为符号化的“礼”来遵守，而对一般宗法农民而言重人情不过是一种本能。

因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宗法农民群体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等级地位悬殊，在生活方式与事业上与农民群众格格不入，及至在阶级（等级）利益上与农民为敌，但在宗法心态上却天然地与宗法农民“打成一片”。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因屠杀农民而获“曾剃头”之称的大刽子手曾国藩，却特别欣赏“胼手胝足”的“深山穷谷苦寒之民”，而厌恶市井富家子弟。相反，“农民领袖”洪秀全却把农民视为下等人，以至在《天朝田亩制度》等文献中公然把“黜为农”规定为对犯罪的天朝各级官员的严重处罚。历史上，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厌恶农民者固然不少，而像唐代诗人白居易、杜荀鹤等人那样同情、关心农民，甚至同化于农民的知识分子也很多，但真正能理解农民并用理性批判态度去认识农民的却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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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А.恰亚诺夫：《社会农学的基本思想与工作方法》，载《恰亚诺夫选集》第7卷，第109页；《什么是土地问题》，同上第3卷，第37页。

[2]И.克列姆涅夫（即恰亚诺夫）：《我的兄弟阿列克塞在农民乌托邦国的旅行》，莫斯科1920年版，第5页。

[3]T.沙宁：《难对付的阶级，发展中社会的农民政治社会学》，牛津1922年版。

[4]如《复旦学报》1988年第3期谢遐龄文。

[5]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109页。

[7]（美）斯蒂尔与托马斯：《加尔文主义五特点》，台北1974年中译本，第8页。

[8]希特勒语，转引自关友三：《法西斯运动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9、81—82页；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129页。

[9]叶书宗：《略论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载《苏联历史问题》，1986年第1期。

[10]《李可夫文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11]《非洲的村社：类型学问题》（论文集），莫斯科1978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