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雅文艺”之衰与俗文艺之兴

宋元时代，陕西由于中枢东移，战祸绵延，政治、经济地位相对衰落，使陕西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基础，人才结构武盛文衰。而一些陕西头面人物因循保守，面对东南文化的兴起不是反思过去，开拓未来，而是持一种嫉妒、压抑和排斥的态度。北宋头号陕籍政治家寇准在这方面十分典型。

寇准在北宋政坛是卓有贡献的一代名臣，但在文化上却持一种极为偏狭的态度，极力想用权势压抑东南的新兴文化以维持西北的文化优势。南方人晏殊中进士，他反对；南方人萧贯中状元，他攻击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执意予以取消，还洋洋得意地说：“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1]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只能阻碍西北文化的真正复兴。

当时还有许多人主张采用分区取士之制，以回避南方的竞争，扩大北人的进士名额，结果造成这样的状况：“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2]然而采取这样的“保护政策”，只能使西北文化在历史的挑战与机遇面前都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西北的士大夫文化，或者说是“雅文化”，在这方面损失更大。说宋元时代陕西文化的相对衰落，主要就是指雅文化而言。

宋元时代雅文化在陕西的衰落表现在许多方面。陕西文人在汉赋、六朝骈文尤其是唐诗方面的成就是足以骄人的，然而在《全宋词》收录的北宋词作者347人中，只有5名陕西人。当时在全国1454万多户人口中陕西有96万户，占全国人口的6.6%[3]，可是陕西词人只占全国词人的1.4%。

历来有论宋词中所谓豪放派、婉约派之分者，其实这些概念也可以扩大到整个“雅文化”领域。所谓豪放派，即为社会而文化，举凡修齐治平、经国济世、安边裕民、义理事功之类皆是。所谓婉约派，即为文化而文化，举凡文人雅趣、吟风咏月、丽辞美文、田园情趣、闺中意境、世外仙逸之类皆是。而宋元陕西文坛在这两方面都呈衰落之势。像当时思想界张载那样以天地生民往圣万世为意的境界，在文学艺术方面却看不到什么回应。宋元时代陕西的边患在时间上为陕西历史之最，在空间上为全国之首，然而像“塞下秋来风景异”“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类名篇却皆出自关外文人，边塞文学与爱国文学在这一时期的陕西文坛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宋元陕西文坛在“美文”方面的成就尚可称道。北宋初新平（今彬县）人陶谷（本姓唐，因避晋讳而改姓陶），字秀实，在晋、汉、周、北宋历任礼、刑、户部尚书。他精通经史，博闻强记，辑唐至五代新颖之话，编写《清异录》，后人多引为辞藻之用。京兆长安人韩溥，为唐宰相韩休之后，当过监察御史、华州知州等官。他是宋初有名气的散文家，文笔潇洒如行云流水，尤善于笔札。他写的尺牍在宋代是文人珍视的收藏品。韩城人张昇，在宋仁宗时为参知政事、枢密使，善词文，所作《离亭燕》为历代词家所重。李廌（1059—1109年）可以说是宋元时代最有才华的陕西文学家。他字方叔，华州人，6岁丧父，家境贫寒，以学问称著乡里。成年后客游四方，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受教于苏东坡。东坡盛称他的诗文“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其才与张耒、秦观相当。事实上他的作品在风格上也受到苏轼的影响。当时人们把他与黄庭坚、秦观、晁无咎、陈师道与张耒并称为“苏门六君子”。但李廌的命运却比其他五人都潦倒得多。他科举不第，苏轼、范祖禹等拟荐举于朝，未来得及就相率下野。李廌于是以布衣浪迹一生，到过黄州、许州、汝州，最后死在河南长社县（今河南许昌）。他原著有《济南集》，已佚，今仅存零星诗文。从时人对他的称誉看，他本应是最能为这一时期陕西文坛增光的，然而在当时的“官本位”文化之中他因为没当过官，于是能留给文坛的遗产竟是如此的少！

此外，邠州人张舜民，字芸叟，是北宋末的著名诗人。他在右谏议大夫任上，曾上书痛陈陕西之弊政及河朔之困苦，于是直言贾祸，被贬谪商州而死，著有《画墁集》。金代的陕西文宗则首推党怀英（1134—1211年），他字世杰，冯翊（今大荔）人，金世宗时进士，曾任国史院编修、翰林待制等官。他是金中叶有名的散文家、书法家与史学家，早年作品超尘脱俗，放浪山水间，书法尤工于篆籀，当时号称第一。他与郝俣同任《辽史》刊修官，以后元代脱脱修成的《辽史》，有相当部分就是以他的成果为基础增修而成的。党怀英的诗文作品大多已经佚失，保存下来的一些诗篇多含有老庄消极遁世的思想。蒙元的陕西文学家则有乾州人杨奂（1186—1255年），他曾任职京兆宣抚司，是忽必烈治陕时的名人与教育家，著有《还山集》60卷，“作文务去陈言，以蹈袭古人为耻”[4]。

相对而言，宋金元时代陕西文坛的主流恐怕更多地偏向“婉约”，重视“美文”，然而即使在这方面，衰落之状还是较明显的。这一时期与陕西有关的文学显然以南方作家的旅陕之作为最，如范仲淹的边塞诗词、苏东坡的西府诸记（《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凤鸣驿记》等），无论其格调与境界之高尚豁达，就是以“美文”的形式化标准而言，也明显地高居于陕西文坛之上。

当时陕西文坛在文风上的缺陷，可以以杨砺为代表。户县人杨砺（931—999年）是宋元陕西文化史上很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是北宋开国第一状元，宋太祖建国的那一年（960年，即建隆元年）进士唱名第一，应当说是关中大才子了。他在宋初官至枢密副使，其为政之清廉实堪称楷模。据说他去世时真宗皇帝“冒雨临其丧，砺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身居枢副之尊，却在一条连轿子也进不去的棚户区小巷里租屋居住，这不要说在以官场腐败闻名的宋元，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恐怕也罕有其匹。然而与他为官“介直清苦”的优点不甚相称的，是他“为文尚繁，无师法。每诗一题或数十篇，在翰林，制诰迂怪，见者哂之”[5]。无怪乎以其身居高位，著作甚多而竟不能传世了。

然而士大夫文化或曰雅文化毕竟只是文化财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民间文化或曰俗文化也置于考察的视野之内，那就会发现一片清新的天地。与宋元时代陕西地区雅文化的积弱不振相反，宋元陕西的俗文化却是很有些欣欣向荣的。如果说宋以前陕西的文化生活比较集中于京兆一带，那么从宋代开始，则更多地表现为广阔的乡村地区的秋神报赛。当时陕西各地大都建有城隍庙、土谷神庙、岳庙、娘娘庙、八腊神庙、菩萨庙、财神庙、龙王庙等等，庙会期间，民间各种艺术形式荟集，竞技献艺，进行春祈秋报活动。如蜀伴读黄阳过宜君时作诗《纪宜君》云：“春祈秋有报，年熟岁无凶。”[6]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他路过鄜延时听到“唐羯鼓曲，今惟邠州父老能之，有《大合蝉》《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时，尚闻其声”。[7]郑德枢《灵觉寺普渡寺观音泉》诗之四写到关中淳化“春祈秋报馨香荐，时沛甘霖遍大千”。[8]每到秋神报赛之期，“四方辐辏，熙熙攘攘者，盖踵相接也”。[9]宋时陕西地方民间文化是很活跃的。

到金元时代，从这些民间文化活动中逐渐发展形成了陕西的戏曲文化。据说蒙古平陕后，就藩关中的忽必烈就十分爱好民间戏曲，他曾掠关中妇为倡优，在京兆城里建立教坊、行院、勾栏，其建制与规模可与大都及杭州相媲美。当时官家也养有众多的伶人，如贺胜随忽必烈出猎还宫时，竟有许多“伶人道迎”，并有“被色缯缀杂旄象狮子以为戏者”。[10]今户县发掘的贺氏墓葬出土有大批陶俑艺人，足以为史书记载的实证。[11]这种宫廷戏曲无疑是渊源于民间戏曲的。金元之际，整个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民间戏曲活动普遍兴盛。如元好问记述他在京兆以东地区所见：“日暮新丰原上猎，三更歌舞灞桥东。”[12]他在《送秦中诸人引》中，追述自己居陕时所见秦风俗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易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13]

元代陕西有许多民间散曲作家，见于记载的如满道沅（眉县人）、孙周卿（邠州人）、王爱山（长安人）、撖彦举（同州人）、李仲章（冯翊人）、马文璧（扶风人）等等。杂剧艺术也开始在关中兴起。如京兆人红字李二就是长于杂剧演出与创作的演员兼作家，所编传奇行于世的多为水浒戏。著名的元代杂剧作家马致远，青少年时曾随父官居略阳，在陕西生活过多年，他的一些作品如《陈抟高卧》《汉宫秋》等都以陕西为背景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当时陕西已经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地方戏曲，如秦声歌舞、货郎旦、唱曲、杂剧等，是元代戏曲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流风遗韵，一直保留到今天的秦腔、眉户诸剧艺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