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与教育
这里讲的学术，系按传统的含义，指人文学科而言。宋金元时代与文学艺术的不景气相比，陕西地区学术事业的成就更为可观。其中属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理学、宗教之学尤为活跃，对后世的影响也大。
宋元时代陕西的史学与舆地之学相对活跃，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边政”的需要有关的。当北宋之时，宋人，尤其是当时陕人最关心的莫过于辽、夏。因而陕人也就承担了辽、夏历史研究的荜路蓝缕之艰辛。
我们今天所见二十四史中的《辽史》题元脱脱修，它是元修三史，也是所有二十四史之中成书最快的一种：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设局开修，次年三月书成，首尾仅11个月。原来它基本上是汇钞编纂耶律俨的《皇朝实录》、陈大任的《辽史》和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等几部书而成的。而其中尤以陈大任《辽史》书稿为全书的基础。陈大任的《辽史》是金代官修的前朝史，成书于1207年（金泰和七年），陈只是领衔者，而全书的撰写以萧贡、党怀英两位陕西学者之功居多。萧贡（1158—1223年），字真卿，京兆咸阳人，大定年间进士，累迁右司郎中，参加修撰《泰和律全》。后迁国子监祭酒兼太常少卿，与陈大任刊修《辽史》，用力甚勤。除辽史外，他也旁及历代通史，曾著有《史记注》100卷、《萧氏公论》20卷、《王声姓谱》5卷、《文集》10卷，可谓著作等身。可惜传世者很少。党怀英，上节已经提到，他与郝俣刊修《辽史》更在陈大任之前。金修《辽史》未及刊刻，金亡之际简册散佚，后来为元朝史官所访得的已非全璧。今可考者，有历朝《本纪》《兵志》《礼仪志》《刑法志》《皇族传》《后妃传》《公主传》《方伎传》等。从可考的内容看，它的修纂水平高于元修《辽史》。萧贡等人的成果未能直接传世，而只能以遗珠转假于仓促成书、疏误百出、贻讥后世的元修“正史”，实在是桩憾事。
在西夏史研究方面，银州（今米脂西北）人罗世昌实有首创之功。罗世昌是今陕北西夏境的汉族文人，在西夏国历仕桓宗、襄宗、神宗、献宗四朝，先后出任宣德郎、观文殿大学士、南院宣徽使。西夏末曾多次肩负联金抗蒙使命出使金廷，虽然订立了平等互助之和约，但眼见金朝国势日衰，因而建言“金援不足恃”。不久上疏辞官，归里。当时他的家乡银州已陷于蒙古，遂流寓于龙州（今靖边县东南杨桥一带），以余生撰成《夏国世次》20卷。此书今已不传，但宋、金二史的《夏国（西夏）传》都深受其影响，明代有记载说庆阳某宦家藏有《西夏实录》，或许就是此书。这部书大约是以本纪体裁编纂的夏国一代的历史，虽不幸亡佚，但我们今日仍可从各种资料中发现它的吉光片羽。
与史学相关而又于现实大有裨益的舆地之学，在宋元时代的陕西也得到发展。现藏于西安碑林的“长安本”刻石《华夷图》和《禹迹图》，上石于伪齐治陕时的阜昌七年（1137年），是我国地图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华夷图》最早创于唐代贾耽，“长安本”是宋人改绘的。图中对宋朝的山川、长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标注得相当清楚。从图中黄河入海处位置看，该图绘制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以前。《禹迹图》中的黄河已是1048年改道后的状况，图稿绘制时间当在北宋中晚期。这幅图与《华夷图》相比，绘制技术有明显进步。它使用了类似现代比例尺的计里画方的绘法，每方折地百里，绘制精度也大为提高。所绘河流、海岸的轮廓已很接近现代地图的形状，尤其是山东半岛与雷州半岛的海岸线绘制水平更高，体现出作图者对沿海地区的了解已相当深入。在图中相当于图名与图例之处，刻有“《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山水地名”等字，估计原图是并列古今（宋）地名而以不同颜色相区分的。上石时无法显示颜色，故只刻了今（宋）名。这两幅地图的作者与成图始末尚待研究，但无论如何，它的绘制、修订、上石、保存至今的全过程，陕人是功不可没的。这两幅图是古地图的珍品，其绘制技术远比同一时期欧洲人所绘的地图为先进。因此，“长安本”不仅是陕人，而且也是国人的骄傲。
与舆地之学关系密切的方志学，在宋元时期的陕西也有可观的成就。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在清代曾与于钦的《齐乘》被并列为硕果仅存于世的两部北方宋元方志。实际上可称之为方志类作品的宋元时代北方著作当然不止这两部，但这两部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除了《长安志》外，宋元陕西的方志类著作还有宋程大昌的《雍录》、元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与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宋敏求的《长安志》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古长安，主要是唐长安的考史之作，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研究唐长安的经典性文献之一。程大昌的《雍录》性质与宋书相仿，但有人认为它“好发新论，穿凿支离，不及宋氏远矣”[14]。程大昌作此书时当南宋孝宗之世，关中已为金据。而孝宗锐意恢复，故大昌曾有《北边备对》一书以进。《雍录》也具有类似的目的，其第五卷中特创“汉唐用兵攻取守备要地”一图，多举由蜀入秦之史迹，为抗金服务的用意是明显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其学术价值就不免受影响了。
与宋、程二书为关中以外的学者考史之作不同，李、骆二书都成于关中。山东东明人李好文元末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他作《长安志图》虽说是因宋敏求之书，“以《图》为《志》设也”[15]，但实际上更着眼于现实。尤其是其下卷全部讲的是引泾灌溉与屯田问题，“皆为一方民生国计立论，非专为考古而设，故于宋氏《志》不必相应”[16]。长安人骆天骧是“宋元四志”作者中唯一的陕西人，元前期任京兆儒学教授，他自言此书是因赵炳修建安西王府，需要考订“周秦汉唐故宫废苑、遗踪故迹”而作的。其主要价值在于它比宋志“稍增金元间沿革故事”[17]，因而对于研究金元时期的长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以上四志虽然各有价值，但作为方志却都不是很名符其实的。宋元时代陕西也还产生过不少其他的方志著作，诸如宋阎苍舒的《兴元志》20卷、郑埙的《洋州古今志》16卷、张士佺的《凤州图经》、知金州家子钦的《安康志》、张的《甘泉志》15卷、知麟州王庆民的《麟府二州图》、元程瑁的《云阳志》2卷等等。这些著作今均已散佚，不过从其篇幅和他书披露的一鳞半爪看，其中可能不乏真正按方志体例编纂的著作。同时，隋唐以来盛行的作为方志雏形的“图经”，宋元时的陕西也编纂了不少，其中有的堪称鸿篇巨制，如85卷的《陕西路图经》（郑樵《通志·艺文略》卷4存目）等。
总的来看，宋元时期陕西的方志学无疑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符合方志学发展的一般趋势，也与宋元陕西对这门学问的特殊需要（例如军事方面的需要）有关。不过，如果不是作为考史著作，而是仅就方志本身而言，那么，应当承认，以《长安志》为代表的宋元陕西方志，同同一时期的南方方志相比，其发展水平是有一定差距的。
此外，宋元以前周秦汉唐陕西的灿烂文明，也使得宋元陕西的金石、考古之学得以发达。金石、考古从文人玩赏古董的一种闲情雅趣，发展为一门需认真研究的学问，正是从北宋的陕西开始的。咸平三年（1000年），陕西乾州发现古铜鼎一个，方形四足，上有古文21字，宋真宗命儒臣详加考证，终于弄清楚该器为“史信父甗”。仁宗以后，陕西学者和任职于陕的儒臣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兴趣更浓，并且迭有发现。
嘉祐六年（1061年），刘敞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他在任内对长安出土古物发生兴趣，先后搜集了先秦青铜器十多件，考订铭文，请工匠摹勒刻石、绘像，于嘉祐八年（1063年）撰成《先秦古器记》一书，包括图录、铭文、说及赞。这本书也已失传，但其成果大部已收入欧阳修的《集古录》一书中，至今可考其大概。
宋代陕西金石考古之学的代表人物是吕大临。今蓝田县三里镇桥村，在北宋曾有吕姓一门六兄弟、五进士、四人成大家的佳话，这就是北宋中后期的“蓝田四吕”，四吕中的吕大防主要是个政治家，前文曾讲到过他在熙丰改革中的反对派立场。吕大钧是张载的高足，主要是个理学家。吕大忠对“碑林”的创建有大功。而吕大临作为二程（程颐、程颢）的弟子，也有理学之名，但他更主要的贡献是在金石、考古之学上。他于元祐七年（1092年）出版《考古图》10卷、《考古图释文》1卷，这是我国传世的最早著录、考释青铜器的著作。其中，《考古图》收录了当时朝廷秘阁、太常、内藏等宫廷机关和民间所收藏的青铜器224件，以及玉器、石器多件。每件器物都先摹画图像，定以器名，然后记述器物的尺寸大小、装饰花纹、重量容积，再以短文叙述其出土时间、地点、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则对《考古图》中收录的96件有铭青铜器的铭文进行了考释。这两部著作为奠定我国金石学、古文字学和文博学的基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到金石学，当然不能忽略了西安碑林。宋元陕西在文化方面的一大成就就是著名的西安碑林的创建，以及它所推动的我国书法、碑铭之学的发展。韩建缩城后，古长安大量珍贵的碑石，包括著名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都被弃置于缩小了的“新城”之外。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经“蓝田四吕”中的吕大忠（时任转运使）的倡议，这两部石经及其他重要碑石被集中移置于京兆府府学之北新建的碑廊内，妥善加以保护。这就是碑林的由来。
总而言之，在宋元这样一个动乱不宁的时期，陕西的学者（包括旅陕学者和研究陕西的学者）仍然在许多人文科学学术领域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国学术文化遗产的积累作出了贡献，这是令人自豪的。
宋元时代陕西学术的发展，受困于战乱与社会积弊，但也得益于另一些条件，其中主要的就是印刷术的推广与教育事业的进步。
北宋时代我国活字印刷开始出现，而雕版印刷则进入盛世，全国出现了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与山西平水等刻书中心。其中平水（今临汾）距陕西仅一河之隔，陕西的刻书业也因而兴起。现今所知陕西最早的印刷书籍是12世纪即金朝中叶在华阴刊行的《西岳华山志》。更早的11世纪，北宋陕西也已有以雕版印制的纸币。考虑到西夏这一时期也有印书发现，所以雕版印书业在陕西的兴起应不晚于北宋晚期。而元代的京兆府，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宋元时代陕西的教育也相当发达。关中地区各路、府、州、县，早在宋以前已普遍设有儒学。陕北、陕南的边远州县，最晚到元代也都有了儒学之设。这些府学、州学与县学都是所谓的官学，是与科举制度相配套的，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陕西也开始兴起了书院教育。这是一种以学者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往往由学者私人招徒授业发展而来，因而思想比较活跃，可能成为学派的发源地。陕西书院教育兴起于关中，但地方志中有确切开办记录的最早一个书院却是在陕北，这就是范仲淹经略陕西时在延州（今延安）开办的嘉岭书院，时在北宋庆历年间。除此之外，宋元时期陕西有确切开办记录的书院都集中在关中，其中有：眉县的横渠书院，由张载讲学而发展起来[18]；蓝田县的芸阁书院，吕大临创办，时当元丰、元祐间；京兆府的鲁斋书院，由蒙元初许衡讲学发展而来，元成宗时萧㪺曾为山长，一说到元中叶延祐年间（1314—1320年）才形成书院；三原县的学古书院，元延祐七年（1320年）由邑人李子敬建；高陵县的渭上书院，创建年代一说为宋元祐间（1086—1094年），一说为元延祐间；乾州紫阳书院，金元之际杨奂建，等等。
书院教育虽然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但在体制上有其优越于府州县学之处，因而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宋元时期是陕西书院教育的早期阶段，到了明清时代，书院在陕西已是遍地开花，但除了几所较有质量的以外，其余一般都已趋于官学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