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闪耀智慧之光的“耀瓷”
耀州窑是宋元时期陕西文化的一项重要成就。它既是一种生产技术成就，又是一朵实用工艺美术奇葩。
耀州瓷窑的窑址，在今铜川市属的黄堡镇，当时铜川称为同官县，隶耀州，所以这里的窑场便号为“耀州窑”。据考古资料证明，黄堡镇一带的耀州古窑址范围绵延长达5公里，发掘区的文化堆积层包括唐、宋、金、元诸朝，而最主要的堆积层是北宋耀瓷的堆积。[29]《同官县志》也记载说：“南北沿河（指漆水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所立的《德应侯碑》说：当地“居人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30]可见其生产早已超越了副业阶段。耀州窑在唐代主要烧制日用陶、瓷器，到了北宋，技术大有提高，除继续生产质量更高的日用瓷外，已经以工艺性瓷器生产享誉海内外。
宋代耀州窑生产技术水平可观。今发掘所见的窑炉都由火膛、窑门、窑室、烟囱等几部分组成，皆用耐火砖砌就。除单窑分置者外，还出现了串列式组窑。从窑炉结构看，当时工匠已经有了丰富的控制火焰与窑温的知识。制坯作坊装备齐全，在一个宋代遗址内发现了排列的18个釉缸。说明当时釉种已十分丰富，配釉工艺也相当复杂。堆料场、晾晒场与窑炉、作坊配套，构成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显示了生产工艺的成熟。
宋代耀瓷已形成了一个色种、器种都十分多样的产品系列，以青釉瓷器为主，还有白瓷、黑釉、酱红釉、白釉绿彩、素地黑彩、白釉黑彩、釉下彩等等。瓷器胎薄质硬，烧成温度达1300摄氏度以上。当时，工匠作坯，技艺娴熟，“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烧成之后釉色翠绿，釉面莹润，“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31]许多耀瓷内外壁布满花纹，丰富多彩。人物神仙，花鸟虫鱼，几何构图，无所不有。这些纹样图案构思巧妙，清新明快，既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又有高雅的宫廷格调。耀瓷装饰工艺手法新颖，有捏塑、浮雕、堆贴、合模、绘彩、划花、刻花、印花、锥刺等。刀法洗练纯熟，圆活流畅，刻出的花纹图画富有生气。
耀瓷的行销、上贡及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更突出地反映了耀窑的成就。《宋史》说：耀州“贡瓷器”[32]。1953年在北京广安门外曾出土了一大批精致的北宋耀州瓷器，据专家研究，这批瓷器原是北宋耀州进贡于宋廷的，后来金人攻陷汴京，抢劫奇货珍宝，遂把这批瓷器运至北京。[33]数量如此之多的耀瓷成为宫廷的珍品，其产品的质量自不难想见。
同时，耀瓷还对国内其他地区的瓷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河南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以及远在岭表的广州西村窑和广西永福窑等，都先后仿烧耀州青瓷，从而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风格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34]耀瓷的影响还远及海外，如朝鲜、日本、阿曼、苏丹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当时也都成了耀州瓷器的行销地。[35]
北宋以后，耀州在伪齐、金朝统治下仍是重要的高级瓷器产地。耀窑在这期间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一些工艺传统，烧制技术上继续有所提高。印花青瓷保持着很大的产销量，质量也较高。到了元代，耀州窑瓷器生产逐步衰落，胎釉渐趋粗厚，造型纹饰简单，图案形象刻板拘束，主要产品为姜黄色青釉瓷，还有黑釉、月白色青釉、白釉黑彩瓷器。虽然在花纹题材上新出现了吴牛喘月、八卦等新的式样，但从总体风格上看，瓷器烧造水平比宋代大为逊色。明清时期，耀窑已完全衰落以至湮没了。
耀州窑曾为中国陶瓷业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而它的衰落与湮没，则是很令人深思的一个文化现象。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4，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戌条，第1920页。
[2]欧阳修：《论逐路取人劄子》，《欧阳修全集》卷113《奏议》卷17，中华书局，2001年，第1717页。
[3]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考》卷2引《中书备对》。
[4]《元史》卷153《杨奂传》。
[5]《宋史》卷287《杨砺传》。
[6]（弘治）《延安府志·宜君县》。
[7]沈括：《梦溪笔谈》卷5，第42页。
[8]郑德枢《灵觉寺普渡寺观音泉》。
[9]赵日睿：《后土庙重修记》，转引自杨生枝《三秦变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310页。
[10]虞集：《上都留守贺公墓志铭》，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3，第762页。
[11]参见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户县贺氏墓出土大量元代佣》，《文物》1979年第4期，第10—24页。
[12]元好问：《元遗山诗笺注》卷6《长安少年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98页。
[13]转引自焦文彬主编：《秦腔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9—230页。
[14]王鸣盛：《新校正长安志序》，载宋敏求、李好文：《长安志·长安志图》，辛德勇、郎洁点校，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15]李好文：《长安志图序》，载宋敏求、李好文：《长安志·长安志图》，第8页。
[16]《长安志图》周中孚跋，见《郑堂续书记补逸》卷12。
[17]《类编长安志》骆天骧序。
[18]横渠书院正式形成的年代不详，也有人认为直到清代它才成为真正的书院。
[19]《元史》卷164《杨恭懿传》。
[20]沈括：《梦溪笔谈》卷24，第227页。
[21]沈括：《梦溪笔谈》卷24，第227页。
[22]王得臣：《麈史》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页。
[23]康与之：《昨梦录》，《说郛》卷21，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
[24]《宋史》卷324《张亢传》。
[25]《宋史》卷311《吕公弼传》。
[26]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15《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第355页。
[27]《宋史》卷366《吴璘传》。
[2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八月辛巳条，第2418页。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丁种第16号，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57—58页。
[30]《德应侯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第62页。
[31]《德应侯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第62页。
[32]《宋史》卷87《地理志三》。
[33]杨德泉、荀西平：《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34]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51页。
[35]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行销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第65—74页；卢建国：《海外出土的耀瓷》，《陕西日报》1984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