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

皖系始末之二

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地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的争权夺利，在那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不管是哪一派军阀，争权夺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们斗争的骨牌效应，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为意了。

问题是：军阀时代固然如此，根据我们读史的经验，不特他们的帝制时代的前辈早已如此，他们的国共两党的后辈，在后军阀时代也还是如此啊。试看“甲午战争”（1895）前后的翁李两派，对中日和战的辩论与斗争，和“戊戌变法”（1898）时的帝后两党，他们之间的斗争误国，比黎段二人严重得多呢！

再看后军阀时代，国民党之内的汪蒋之争，蒋李冯阎之争，甚至CC与黄埔之争，相形之下，黎段之争，都是小巫见大巫呢。

效验明时方论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20世纪中国，史有明文，国共两党的党史家，如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我想这该是绝对否认不了的、绝对的事实吧！哪能专怪“军阀”呢？我们这群“丑陋的中国人”（引一句柏杨名言），尤其是政客、党棍，何以下流至此，这就发人深思了。

不过，朋友们，我们也不能专门迷信柏杨先生，只顾丑化自己同胞。其实所谓先进国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样丑陋呢。有名的英国绅士，该是民主运动历史上最标准的模式吧！你知道他们唱“虚君实相”这出样板戏，唱了多少年，才唱出点名堂来？从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人家搞虚君实相，搞了好几百年，才搞出一套两造相安的制度来呢！其间闹革命、闹复辟、诛议员、杀大臣，不但丑态百出，更是人头滚滚呢。看人家挑担不重，我们只看人家美丽的结果，不看人家丑陋的开始，就以为我们包办了丑陋了。这是个制度转型必有的现象嘛。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成绩，尤其是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还不算太见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

第一，是现代式的“转型问题”，转个什么型呢？曰，从帝王独裁专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转”向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们原不要转型，而终于发生了这个转型运动，实在是西风东渐，受了强大的以夷变夏的外在原因影响的结果，但是要完成这项转型，根据世界历史的纪录，和中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时两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还没有实验出来。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个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也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的问题。航行在这个历史三峡之中，我们的船队，到今天的时代，还免不了在洄水中打转，何况当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则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结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国初年，也算是时机巧合，正碰上了一个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问题也正待解决。因此新旧问题搅在一起，政治社会的病情就更为复杂，更难对症下药了。改朝换代的老问题是什么回事呢？最简单明了、最通俗的历史哲学便是《三国演义》上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我们这个打破世界政治史纪录的“秦制度”，其兴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维持两百年就要来个“改朝换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此时老朝廷腐烂到底，气数已尽。纵使没个现代的革命党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动地改朝换代了。

洋人研究中国历史，像已故费正清先生的“剑桥学派”，就把这个现象叫作“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咱们自己则叫作“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程序，便是罗贯中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罗贯中有兴趣的“三国时代”（220—280），这一分合程序，长至六十一年，下一个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时代”，则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发生了比较复杂的“以华变夷”的同化过程，这一分合程序竟延长了两百七十余年（317—589）之久，到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能是由于内外在情势都比较单纯，所以只“分”了五十三年（907—960），就恢复统一了。

至于这最近的一次，读者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见的“分合”过程，若从袁世凯死亡之年（1916）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1949）为止，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分合过程，虽然是文化转型和朝代更迭，两病齐发，患者更觉痛苦，但是为时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较短的一次了。当然，海峡两岸，时至今日，也还在“分”裂状态之下。若谈真正的“合”而为一，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乱用西药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是从治世退化到乱世，而分久必合则是拨乱反正，再从乱世恢复到治世。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或洋观察家所说的“朝代循环”，它是从一个崩溃了的帝王专制，经过一番换汤不换药的“分合程序”，再回转到另外一个相同的帝王专制，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从头来过。新朝的一切设施，都有“前朝”的蓝本可循，新旧两朝之间的循环程序像三国前后，从西汉换成东晋；南北朝前后，由东晋换成隋唐；在五代十国前后，从唐朝换到宋朝。各朝惩前毖后，稍加改进，依样画葫芦，这葫芦，就容易画了。因此一些流氓、无赖，利用农民起义，打平天下做起开国之君来，也可以做得像模像样，不离大谱，照样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朝代循环了。它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我们要从一个东方式的、帝王专制的传统“转”到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议会政治上来。这个一转百转的、现代化的、改朝换制的转型运动就千头万绪了。

恢复《民元约法》的政治经纬

现在言归正传，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后，北京政府由他二位来接班。他二人，一个是总统（黎）；一个是总理（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谓《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读者如不惮烦，为明了他二人之间的所谓府院纠纷，我们还得把袁世凯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宪法问题，稍事温习一下，才能说得清楚。

原来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试行组织共和政府时，他们本来决定以美国政府为蓝本，实行“总统制”。等到后来中山决定让总统大位于袁时，为防止袁氏独裁专制，党人乃又决定放弃美国的总统制，改采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以宋教仁为首的法制委员会，乃由宋氏执笔，于一夜之间草拟了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旋经参议院三读通过，并由临时大总统孙文于民国元年3月11日，明令颁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基本大法。这就是中国制宪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约法》。

当袁世凯接替中山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这部《民元约法》也是他就任总统的法律基础。按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一种“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可是这项革命党人试图限制袁氏独裁的设计，很快地便被袁氏所逆转了。当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袁的老友、国民党的新党员，和孙中山的小同乡、新朋友—唐绍仪，曾认真地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两个月责任内阁的阁揆就挂冠而去，继任者就变成袁总统的鹰犬了。

迨民国的第一个国会在民国二年（1913）之初正式诞生，新成立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成了国会中的多数党，年方三十三岁的多数党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预备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约法》，来组织“责任内阁”，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其后在“宋案”的骨牌效应之下，孙袁双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枪杆出政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就再无法统之可言了。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1913），被袁氏削平之后，袁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经过一番手脚，便废除了那个实行“内阁制”的《民元约法》，而于民国三年（1914）5月1日，另行颁布一套实行“总统制”的“新约法”了，故事复杂，事详前篇，此地就不须多赘了。

迨袁氏暴毙之后，南北统一，全国称庆，南方的护国派乃联络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坚持恢复《民元约法》和“民元老国会”为南北恢复统一的主要条件。所幸当时身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新旧约法之选择并无成见，盖按“新约法”主政，则直承袁世凯之衣钵，虽是段之所望，然改依“旧约法”主政，实行“责任内阁制”，亦正是现任内阁总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坚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废除了袁氏的新约法，而改行旧的《民元约法》了。

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

按《民元约法》，北京政府原是实行“内阁制”的，但是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这个北京政府却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这也就是当时北京政府之内，派系斗争的最大的乱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来按政党政治之常规，实行内阁制的政府，理应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的党魁，来组织所谓“政党内阁”。可叹的是，这次恢复了权力的国会，原已残破不堪，却没个多数党可以组阁，更没个可以代替段祺瑞来出任内阁总理的党魁。

更可叹的是，段祺瑞这位现成的阁揆，在国会内也没个他自己的政党。国会之内虽也有极少数，有心拥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为段的御用鹰犬，但是这些自称“中和系”的小党派拥段原属借势，影响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气候，因此段要组阁，就非向其他党派，尤其是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约法，黎总统虽是个“虚君”，但是按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除汉献帝和刘阿斗之外，有几个国家元首真是虚君呢？黎元洪这位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他不但自视是段的上级，那些拥有军政实力的南方的革命派和护国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来和北洋系争权。有了这些南方的实力派作后盾，他就更不是虚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这个封建传统出身的老藩镇，也没有把自己上司真正当成虚君的习惯，他也认为黎元洪是他的上级，是应该享有若干实权的大总统。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个精明强干、有现代头脑，而自视过高的政客徐树铮，真把《民元约法》当成护身符，而敢于去黎的总统府替段总理背黑锅，不时地颐指气使一番。因此，他这位秘书长也就变成反段派的众矢之的。黎大总统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赶出国务院不可。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说的徐孙（洪伊）之争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这个转型期的北京政府，实在是个黎段共治的两头马车。黎认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属，组阁时阁员的遴选，他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黎的心腹股肱—孙洪伊，也就应运出任段内阁中炙手可热的内务总长了。段虽视孙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树铮更视之为眼中之刺，亦无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联合汲引之下，带有国民党籍的伍廷芳、陈锦涛和程璧光就分别出任段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海军总长了。因此这个段总理，如真的负起“责任”来主持国家大政，如参加欧战、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废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内政外交政策，而与阁员发生了龃龉之时，这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阁员，由于不同党派，而闹出双重忠诚（double loyalty）的政治问题，来个联合杯葛或辞职，段总理就要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人单独到国务院去上其独人班了。

笔者作此事实的叙述，一般读者看来，可能认为是在说故事、讲笑话，来奚落我们的段总理，其实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后来“参战案”的高潮期，国民党籍和黎系阁员联合辞职，真逼得我们这位个性倔强、不善周旋，而又刚愎自用的段老总，真的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而上其独人班呢？黎总统就因为这位老军阀的国务院内只剩他一个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地，下令把他“撤职”。这一下才引起北洋系督军的联合造反、溥仪复辟，一大串的政潮来，迫使他向外国使馆逃难，最后还要恭请老政敌—段前总理，回来收拾残局的荒唐故事。到时再详叙吧。

长话短说，在北洋军阀集团里，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而民国政局最后崩溃到底，其骨牌效应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说穿了，实在是那时适当转型初期，中国中央政府还未能转出个可行的制度来。这个非牛非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纰漏不可了。

试看段祺瑞这位所谓“责任内阁”的内阁总理，在古今中外的议会政治史上，哪有个责任内阁之内，负责内政、外交、财政和海军的重要阁员，都由反对派（opposition）的政客来充当呢？有之，则只有段总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纪录。因此，在这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荒谬情况之下，谁也弄不上轨道。形势比人强，史家就不能厚责于两位还是相当可敬的老军阀了。

四无的总理，粗心的总统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议会政治上如此无知和窝囊（naive），那为什么这个总理位子非他出任不可？这我们就得说清楚段氏政治实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筑在他对当时北洋系所把持的地方藩镇的影响之上。这些藩镇老爷的现代名称，便叫作“地方军阀”了。我们读史者，不是动不动就说民国初年那个时代是“军阀时代”吗？的确，那时中国的政权是落在军阀之手，他们并且有个松散的组织叫作“督军团”。而这个督军团内，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他们为着群龙无首的实际需要，也是由于所谓旧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作用，促使他们都以段总理、段老师马首是瞻，这就是段的潜势力所在了。

其实段祺瑞本人倒是个四无的总理，他一无直辖的军队；二无可以盘踞的地盘（像张作霖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岑春煊在两广那样）；三无固定的经济收入，除由英国人所控制的若干“关余”之外，段内阁没个固定的财源—它初成立时连维持北京治安的军警、府院国会人员的薪饷，都无法按时发放，要靠有国民党籍的财政总长陈锦涛去四处张罗（见下节）；四无一个固定外国势力可以倚靠（像国共两党最初之联俄，国民党后来之联美），皖系直承袁世凯衣钵，原有其反日之传统的。段祺瑞其时之力主“参战”，而日本尽力加以阻扰，便是段要抵制日本对山东的掠夺，皖系后来之终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国参战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阴谋得逞以后的事（详下节）。

从表面上看来，段在北京政府之内的政治基础，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为首的反段派，对他难免就有其过分轻视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错误，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总在北京政府之内变成个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职”，这一下他就触动了一个极大的马蜂窝，群蜂齐出，督军叛变，黎老总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这一来，再经过一番“张勋复辟”的闹剧，此后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地成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话。

绝对服从vs依法分工

皖系的政权既然靠的是地方军阀的支持，这些地方军阀又是什么回事呢？这儿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节我们不是提到传统中国有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问题吗？合久必分就必然会出现王纲解纽、法统扫地、藩镇跋扈的老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近现代中国，就是所谓“军阀横行”了。

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不论帝制或民治，总得有个维持社会安定的法统。老实说，当代中国所谓“转型运动”，也可说是从一个老的、不合理的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转”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比较合理的新法统。

秦始皇以后，两千年来，在传统中国里，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是什么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语录》里明确记载过的老话，那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从共产党闹革命，闹出来的经验之谈。

我们作为转型最后的目标，是现代化的民主政治，不是谁服从谁的制度。把它翻译成中文也有个十八字诀，那就是：“上下各有职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便是如此的，这就和中国式的“下级服从上级……”那十八个字，在制度上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一套所谓“民主法制”，是完全与我们政治传统相违背的洋东西。我们要把它全部学会而掌握之，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民国时代一时学不到，大家搞起议会政治来，其结果反变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详下节）。哪能不打他个头破血流，弄得“民国不如大清”呢？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制度、老法统，不论是如何地封建反动和不合理，它却是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有效率的制度。我们既然搞不出个新制度来代替它，弄得无法无天，全国大乱，那就反不如保留这个有效率的老制度为佳了。这也就是民国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国不如大清”，当前大陆上某些保守的中国人，还在怀念“毛主席时代”的道理了。这也是“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时都要发生“洄水”最主要的原因了。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恶的症结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间的政治运作，没个制度可以遵循，维持旧中国安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老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二人之间一旦发生了疙瘩，不论是大是小，不论为公为私，都无法和平解决了。把话说清了，则黎段之间的问题不得解决就没什么费解了。

王纲解纽、藩镇跋扈的现代版

在拙著《袁氏当国》中，我们曾提到民国元、二年之间，袁世凯和国民党之争的问题也在此，那个原有的“老制度”没有了，按议会政治的规则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新制度”，孙袁两方都还不谙此道，对之置若罔闻，不愿遵守，大家就搞起“枪杆出政权”了。孙的枪杆被袁的枪杆打败了，孙袁双方就都要恢复秦始皇的老办法了。孙在野，只能口说；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制运动之前，他也的确做到了，中国在表面上也真的恢复了短期的安定，革命党人不投降的，就只好到股票市场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余生了。

袁之胡涂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龙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后辈蒋介石等一样的聪明和机警，只搞搞“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做做终身总统，朋友！袁还是个治世之能臣呢。不幸他聪明一世，胡涂一时，要自己来搞黄袍加身，历史三峡，就要发生洄水倒流的现象，前功尽弃，言之可叹。

袁死黎继，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没有了。下级既不服从上级，全国也不服从中央，中央也不服从一人了。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里面，便叫作“王纲解纽”。在一个有两千年习惯于“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一旦王纲解纽，便全国瘫痪，一瘫到底，法纪荡然，就变成藩镇跋扈、军阀横行了。

不受国家法令管束的“军阀”

既然在军阀横行之下过日子，我们也就可以把“军阀”二字慢慢来下个定义了。什么叫作“军阀”呢？“军阀”便是在王纲解纽、法纪荡然、制度瘫痪的情况之下，政府体制中以统率军队为职业的人，据其部队为私有，下级不服从上级，全体不服从中央，中央不服从一人，这种完全不受国家法令约束，或对国家法令阳奉阴违，而习于自由行动的武装军官，不论大小就是军阀了。

笔者记忆中，幼年时，曾知道我乡的农村小镇里，出了个诨名叫作“魏三闹”的“魏督办”，他拥有枪兵二十余人，为一镇之长。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原是一个低级的民团（美国今日叫作militia）小队长。想不到一次军阀混战中，他的上级都不见了，他就变成我们这一镇的“督办”了。他可以随意征夫、抽税以自给。我们全镇也仰赖他防盗、防溃兵，而予以由衷的拥护。后来政治秩序恢复了，新建的地方政权，动摇不定，对他既不敢、也不愿强加管束。因此他这个督办，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颇有生杀之权的小土皇帝。这就是笔者幼年所亲见的一个军阀细胞了。

从这些小细胞开始，大到一县、一省，最大的军阀像张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可以拥兵数十万，踞地数省，做其督军、省长、护军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帅、大总统。那些没有地皮可踞的游离军阀，像孙殿英、冯玉祥，或由孙中山所招揽的一些失去地盘的滇军、桂军、川军、湘军，则四处就食，随意倒戈，但他们既不服从上级，也不服从中央，更不受法令约束，而自得其乐，则本性不改也。

这种大至曹锟，小至魏三闹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军阀，据当时研究军阀有成绩的专著，和笔者个人的计算，在十二年之内（1916—1928），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们所统率的枪兵，总共不下百余万。可怜的中国，就在他们这三千多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之下，而没有亡国灭种，也真是个奇迹（参见《孤军杂志政党专号》；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以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一卷，页1—166）。

因此本篇所谓“皖系政权”，也就是漂浮在这种军阀混战的大湖之上的一只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节所述，作为这个中央政府实际领袖的段祺瑞本人，却没个直属的部队和直辖的地盘。他和冯国璋二人都是北洋系的元老，他们下面的省级军阀，分别依附在他二人的旗号之下，逐渐变成党同伐异的两大派系，这就是后来的“皖系”和“直系”军阀的来源了。因为段是安徽（皖）人；冯则是直隶（今河北）产也（两系名称亦另有说法）。因此他们直皖两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么个东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府院和国会的三头马车

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地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

从“无法无天”到“法令如毛”

前节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约法》上的几十个字了。一旦他们府院两造，对这几十个字的意义，发生了疑问，由谁来解释（释宪）才算正确呢？纵使另有权威（大理院）解释清楚了，有谁能来强迫两造服从（司法）呢？两造纵使都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则每项政治设施和处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规（行政法）呀！这样一来，岂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实说，朋友，任何先进的法治国家，都是讼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积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几也。从这样一个无法的落后国家要转变成法令如毛的现代化法制国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则贪官污吏、高干子弟，就要钻其法律漏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作“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物”（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这些洋东西，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着“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做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

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实上，也无法可依。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老国会是怎样恢复的

再谈谈三头马车之一的国会吧。袁死段继之间，那时各派政客和南方军阀，争得最厉害的，便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元老国会”，两者在当时都是神圣无比的，但是读者知否？所谓民元老国会，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只结不散的，没个固定任期的万年国会也。这个国会的上下两院，共有议员八百七十余人。他们是在民国元、二年之间，经各省“选”出的代表，在民国二年（1913）4月8日正式就职开议的。在这民国史上号称“第一个正式国会”里，国民党原是第一大党，宋教仁便是想运用此第一大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1913年夏季），虽然导致孙袁决裂，但袁世凯对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却曲予优容，因为他要利用当时的国会，来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氏当选了之后，于10月10日正式就职。国会正在进行制宪，并曾推出中华民国制宪史上“第一部宪法”，所谓《天坛宪法》。可是这部宪法还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时，袁就在国会中找个借口来驱除国民党议员了。结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于同年11月5日被袁勒令吊销，国会失去了开会的法定人数，这个所谓“民元老国会”就被解散了。其后在外籍宪法顾问的鼓励之下，袁就炮制出一套适合他理想的“新约法”，并于1914年5月1日公布施行。

袁死之后，由于南方护国派的坚持、段的同意，“新约法”再度被废除，《民元约法》和“民元老国会”也就随之于民国五年（1916）6月底8月初，相继恢复了。

早年国会的特点

笔者曾一再强调，“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转型运动的终极目标。不幸在转型初期，这个议会却是个无法躐等施行的体制，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地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启超），一旦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殍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的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

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作“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烂。吃喝嫖赌，拉关系，走后门，都视为当然。当年北京的红灯区，住满高级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国会议员最爱光顾的游憩之所。社会人士也见怪不怪。君不见，当时清望所钟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陈独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的初期嘛。社会舆论不以为异呢。且用个今日大陆上的口语，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关于当年国会之不得民心，参见张玉法著，《民国初年的政党》，1985年台北版，所引媒体的报导和评论，页450—451）。

或问：议会政治，在今日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是全民景仰的体制，何以行之于中国，就糟乱若此呢？答曰：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这种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地实践，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百年回首，时至今日，21世纪了，且看台湾的议会政治，是否还有待改进呢？大陆至今对它还视为毒蛇猛兽，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总之，咱中国佬，要想掌握这套本领，恐怕至少还要半个世纪的苦苦磨炼呢。近百年前，我们的老辈政客，看人家挑担不重，画虎不成，就出笑话了。

附注：我的好友，当代治民初国会和政党历史的权威张玉法、张朋园两教授，都相信书面史料，认为民初国会议员真的是当时具有选民资格（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选民选举出来的（见张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在下比两位张教授痴长半代，舍下亲友老辈，颇有当年国会中人。根据笔者个人幼年期所听到的“口述历史”，就没有一个所谓议员真是经过选民票选的。这也就是我个人所深信，“口述历史”往往可以弥补著述历史之不足的缘故。

再者，抗战后，我自己也具有选民资格了。在1947至1948年，所亲眼看到的立监国大代，也绝少是真正选民票选出来的。参选的候选人，其主要竞选的地区，不在他们参选的省县，而是在南京四处请托。当时大陆上最现代化的选区，上海、南京应该是模范了。可是我在先岳吴开先先生逝世后，一次和上海区选出的立委马树礼博士闲谈，马公就告诉我说，当年在上海参加选举，“没有开公点头，是不可能当选的”。其所以然者，是当时立监国大代的名额的分配，已由国民党各派系，和民社、青年两党议定了。竞选者只能在各该党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竞选，与社会上的一般选民，关系不大也。吴开先先生当时是执政党、CC系驻上海监管选务的要员。没吴氏点头，任何竞选者，都难得冒进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后地区，尤其是民国初年，那就更不用谈了。

笔者本人在离开大陆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当过一阵编辑和记者，个人所见所闻的选举故事，也是笔难尽述的。此处谈点个人的观察，绝无意低贬前贤老辈，我只是觉得“形势比人强”的历史古训。我们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是分阶段前进的。时代未到，新体制不但是无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断地在洄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远。

且看民初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曾享有许多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拒贿和秘密收贿的自由（像曹锟贿选）。在国民党时代，虽然许多自由都没有了，但是竞选者如认为选举不公平，还有抬棺材抗议的自由……这就是历史三峡中的洄水，把躐等引进的政治社会体制回冲得愈来愈远的实例之一啊。

不是议会政治，是帮会政治

这也是转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现象吧，这种不新不旧的政客，他们所表现的新旧之长，往往远不如他们所保存的新旧之短。前篇已言之，这种政客，在民初所组织的各种大小政党就不下三百余个之多，参众两院的议员，往往身兼数党，而且朝秦暮楚，为着一己政治利害，而变换无穷。

在袁世凯时代，所谓政党内阁，曾盛极一时。为着争取“入阁”，甚或“组阁”，小党派成员乃纷纷结盟，毁党造党，分别形成了亲孙的“国民党”和拥袁的“进步党”，事详《袁氏当国》。在两党之间发生了争执之时，不用说“肢体抗争”之激烈，不下于今日台湾之“立法院”。斯时去古未远，议员们所使用的文具，都还限于毛笔和砚台。在辩论激烈时，往往笔砚横飞，墨汁四溅，当之者就头破血流不成个人形了。所以后来国会之中数百只的石制砚台，都被钉牢在办公桌上，动摇不得了。笔者述史，为何连个小小的砚台，也不放过？无他，搞微观史学，从小看大耳。

我们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实行的议会政治中，一些肢体抗争的现象，只是大陆当年搞议会政治的遗传而已。一脉相承，没啥稀奇也。今日台湾，李“前总统”，和吕“副总统”，都不要做中国人了。但是他们政治血液的因子，还是地道的国产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陆上，今日之所以坚决否定议会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馆中，民初国会中的砚台，和今日台湾闹选举的乱象，您或许也会同情他的恐惧的。大陆太大，乱不得也。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民国初年，搞议会政治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至于他们如何搞实际政治，则明暗、大小就各异其趣了。在袁世凯时代，他们要参加选举总统，组织内阁，场面大矣哉。所以要毁党造党，从小变大，庶几人多势大，进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当政时，总统和内阁人选早定，搞政治变成搞小圈圈，以便争取实权、实利，搞大党就不如搞小派运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间的兴趣，就集中于组织小派系，和组织小而收获大的政治俱乐部了。

在老国会恢复之初，首先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都萎缩了。前者的骨干乃另组其“宪政商榷会”和“政学会”（后来南京国民党政权中“政学系”的始祖）一类的小组织，以便在当时最热门的政治事件中，实际参加，并发生影响。一些沧海遗珠的国民党员，则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么“客庐派”、“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一类的小组织。总之，原来号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是被一些亲孙、离孙乃至叛孙的小组织代替了。

至于老的“进步党”，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干精英，在梁启超等人领导之下，与袁世凯时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和“交通系”（原来以梁士诒“财神”为首，把持了财政部、交通银行和铁道运输的亲袁老官僚的无形政团）联合，也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宪法研究会”。因此，这个恢复了的“民元老国会”，就变成两个以研究宪法为名的政团短兵相接的战场了（参见一卒著，《中国政党小史》节录，载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一卷，页213—230）。

可叹的是，他两方倾轧，重点不在福国利民，而是以各该系的本身的利益为主。因为两系都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没有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所以他们既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也不代表任何社会团体。因此他们争吵的内容，就纯粹以各该系政客最狭隘的私利为出发点了。这也就把最高级的“议会政治”，低贬成最低级的“帮会政治”了。事实上，上述所诟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是画虎不成，走了样的中国式、走火入魔的“帮会政治”。

在宏观史学的远景之前，议会政治盖为将来中国必有的客观实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华民国，和现在，都还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当国者，都被帮会政治（像“文革”时期，“四人帮”那样的政治）吓昏了头，便错把“帮会政治”，当成“议会政治”了。

顾维钧v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复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总长之命行事的。唐绍仪接到女婿抗命的复电，当然也是气恼不已。当顾公告诉我这段他们翁婿之间不快的故事时，他也向我感叹，那时反对党之反对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谈原则，不择手段的。这就与先进国家反对党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当时中国政局之糟乱，亦不能专责于军阀政府也（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翻译版，第一册，页144—147）。

制宪、参战，两大政治皮球

上面的例子还只是唐氏以亲戚身份，私人干政；国会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个分权单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当成政治皮球，在议会中踢来踢去，这个中央政府便要搁浅了。今日台北政坛的混乱，多少也似乎与这个传统有关。

从大处说，当年黎段当政时代的国会里，就有两大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闹垮了段祺瑞内阁，引起轩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议会政治瘫痪到底，天下大乱，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两大皮球，第一是“制宪”，第二便是“参战”。

先谈谈制宪，前文曾说过，当年搞政党政治的政客们，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兴趣，便是制定宪法。他们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法，才能约束独裁，防制寡头。让政党党魁组织责任内阁，使政党政治发生实效，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们这一理想，在袁世凯时代，被老袁彻底地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时代，他们就企图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的精英都集中到一个新组织的“宪政商榷会”去了。进步党的精英则热衷于他们的“宪法研究会”。两党的本身，对他们活动分子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过去了，今日我们回头看去，所谓宪政运动，在民初中国，似乎只是笑话一场。这就叫作“文章不与政事同”了。但是在当年的国会里，他们却搞得煞有介事。黎总统当时对政党政治就表示支持，段总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级军阀和政客，对他们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压制了。

但是国会毕竟是人多势大的机构，段系只是一些旧式军人和政客，他们一不会组党来以毒攻毒，二不会发动革命群众来助纣为虐。他们只能利用便衣军警拿零星小钱，来雇用街头失业游民，甚或乞丐妓女，来组织所谓“公民团”，以最可笑的方式来包围国会，作其下流的反击。反击无效，他们就动刀动枪来对付国会了。秀才遇到兵，这“民元老国会”，终于被张勋的枪杆解散了。

“参战案”是怎样开始的

第二个更严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参战案”了。

所谓“参战案”者，便是1914年7月，欧洲的德奥与英法两帮帝国主义之间，忽然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后来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战争虽然发生在欧洲，因为战争双方都是白色帝国主义，它就必然牵涉交战各国在亚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国那时正是交战两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时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因而日本也就学模学样的，做了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加入了英法一帮的协约国，对德宣战。日军既然不能远赴欧洲去参战，他就向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开战了。他不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的德国租借地，他甚至把中国整个的山东半岛，也给霸占了。并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把中国干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详《袁氏当国》。

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地去“参战”的问题了。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1917年2月，宣布了他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

这时美国的对欧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持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宣战了。美国既然参战了，美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响应呢？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国舆论之上，就发生中国参战与否的现实问题了。

参战利弊大辩论

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他的“北洋系”的全班人马，这批“北洋军阀”之热衷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氏之单纯了。其时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庶几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再者，中国参战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意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两千万元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抑有进者，在段党看来，中国参战还得有其参战军。段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得整顿税收，交涉外债。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对中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

反参战也另有理由

可是黎元洪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包括国共两党当政时期）。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是一位徒拥虚名的政治领袖，但他却有其被利用的政治价值。这时刚刚恢复建制的老国会，和国会之中的多数党（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现时在野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踞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像原护国军首脑、现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广西督军岑春煊、广东督军陆荣廷，也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关于参战辩论和舆论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颇有选录，见页56—199）。

反参战的理由何在呢？说来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站在一个民族革命家的立场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就是一场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产，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拦路打劫去了。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头语），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来，军阀盘踞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孙中山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在他的号召之下，商学各界，就深受影响了。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却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时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期间（1916年春季），他们初次摆脱了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也。加以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但是他们原和黎元洪一样，也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忌嫉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他们以反参战为借口，而达其拥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若论部分国会议员之反参战，其所反者，实际上亦系北洋系之专政，非参战之政策也。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实在非关宏旨。若在任何情况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参战与否，原不在话下也。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利用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而已。还是李宗仁先生的话说得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她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浑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他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孙中山也受贿百万马克

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和半公开的酬劳、佣金、手续费用等等，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地记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侦探案了。最难想象的是，连“一代圣贤”的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他们帝国主义者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为着“反参战”，他老人家也曾接收过德国政府秘密奉送的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实际上只收到一百万马克，另外一百万，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

为着“反参战”，中山接受了德国的大量酬劳，在当时是早有蛛丝马迹的，国民党的党史家，对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数目多寡，两方授受的详细情况，却是个不解之谜。一直到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再经过精通德语的资深华裔史家李国祁博士，对该项档卷的细心翻阅，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战后留学德国，返国后曾任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有年，接触广泛，著述丰盛，中外咸钦。关于此项发现，李教授在著述之余，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国史馆”都做过公开报告。笔者有幸亦曾亲往旁听。“国史馆”主持人，当时是曾经孙国父耳提面命的党国元老黄季陆先生。黄公也公开认为此项报告乃十分难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该认真处理。

有的读者，读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难安。认为“国父一代圣贤”，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须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产的革命者。孔门弟子不是也说过，只要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他们那时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认为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则何事不可为？这一概念，对伦理学家来说，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现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为圭臬的。当然它也不会有伤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巨款。它对其后的中国内战，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留待后文再说吧。

2001年10月8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九卷第五、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