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再造民国，段阁复起
皖系始末之三
我们曾经提到，在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中，黎段二氏首先就为着个人的“意气”和小小人事的纠纷（徐树铮和孙洪伊），闹得不可开交。将人比人，我们写历史的可以大胆地说，黎段二人还都不能算是“小人”。他二人都还算是有气度的政治家。君子之间的意气之争，如上所述，尚且不能化除，一旦碰到更复杂的、小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就治丝益棼了。这就是在民初，几乎把国家闹翻，其后遗症至今未了的所谓“参战案”。
政治皮球没完没了
在美国正式邀请中国参战之前，中国国内的各派政客，已为参战与否，吵得不可开交。早在袁世凯时代，二十一条交涉之前，中国外交人员就为“调停欧战”，出了一大乌龙，而腾笑国际。原来那时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有意调解欧战。事为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所知。夏乃自作聪明，认为调解欧战，中国的袁大总统，最为适合，乃未向北京请示，便径往美国国务院向国务卿建议，说袁大总统有此意向。华府上下闻报大惊，乃电嘱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一探究竟。始知是一大乌龙。袁总统闻报大怒，外交总长孙宝琦引咎辞职，乃有密派顾维钧使美之决定。顾氏在华府接篆未几，美国便正式参战。
斯时袁世凯已因帝制而暴卒。顾乃密电北京国务院，力陈中国参战之重要。其最主要之论点，为日本竟不顾中国之存在，而在国际交涉上，以东亚唯一代表自居。协约国之英法二强，不特早已承认日本之代表权，并有暗中缔结之密约，以加重其法律根据。美国在各方压力之下，也与日本订立《蓝辛─石井协议》（Lansing-Ishii Agreement）[1]，以“地缘关系”为遁词，予以变相许诺。顾氏认为，欲突破此一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非参战不可。国务总理段祺瑞对顾之建议大为折服，乃不顾各方反对，决定中国非参战不可，终于引起政潮，余波至今未息。当我个人在四十年前与顾氏细谈参战政潮时，曾就各方史料，作出最详细之纪录。
最近笔者为撰写本篇，曾复查《顾维钧回忆录》之中文译稿和英文原稿，始知本稿当年在哥大打印期间，被过度删节，文气每有错接，而形成错误，甚是可惜可叹（可能是当时主持者，为节省助理费用所致）。谨补志于此，盼今后使用者慎之。
参战案，原只是政府政策之制定的问题。在一般正常的国家里，不论是君主或民主，正反两方，都要遵守“法律程序”（due processo flaw）进行政策辩论。是正是反，一二三就决断下来。除非是一国之内的政治社会问题，发生了无法解决的死结，像美国内战前所发生的“奴隶问题”。北方废奴，南方留奴。这个一国两制，双方都牵涉国计民生的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因此一拖数十年，无法妥协。最后南方主张，干脆把“两制论”，变成“两国论”，使南北两部，各成一国，各自分治，各自独立了事。但是北方人民，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之下，却要维持美国统一，不许南方搞“分裂主义”，这样一来，南北战争，避免不了，就打起内战来了。结果南方的枪杆没有打出政权来，北方的枪杆维持了国家的统一。
我们中国那时的“参战案”，并没有那么严重嘛。参战与否，也是一二三就可以决定的政策嘛。它之所以变成没完没了的政治皮球者，是踢球的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题发挥罢了。更惨的则是这场球赛，原也没个胜负的规则，因而它就踢得没完没了。最初双方所争的原是制度上的纠葛，渐渐地就变成二人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意气之争了。
最不可恕的是黎段二人之下，还各有一群趋炎附势、幸灾乐祸、浑水摸鱼的小政客，来推波助澜，把府院两方，拖到毫无妥协余地的绝境。这群环绕着黎元洪，以秘书长丁世峄为首的小政客，是所谓“四凶”[2]；而围绕着段氏，则是以傅良佐最为激烈的所谓“四大金刚”[3]。下节所说的“公民团”包围国会的下流闹剧，就是傅良佐一手制造，而段竟毫无所知也。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他们这寄生于府院之内的两组“小鬼”之间的世仇，竟远远超过这两大“阎王”之间的宿怨。因此双方都把参战案，当成个政治皮球，就踢得没完没了了。
更可悲的是，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派人士，不是那种心狠手辣流氓式的独裁暴君。正因为如此，他二人都易为群小所包围，听信谗言。黎元洪原是一位每“为左右所左右”的菩萨；而耿直的段老总，号称“刚愎自用”，却每每变成“刚愎他用”（参见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200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北洋从政实录》诸篇。张氏湖北人，原为黎元洪的同乡好友，亦为段所信任，在府院之争最激烈时，担任段的秘书长，折冲于黎段之间，深知二人斗争的内幕，所言亦颇多持平之论，值得推荐。还有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史料丛书《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搜集有大量新史料，颇值玩味细读。至于陶菊隐、李剑农等古典巨著，也未可偏废）。
不但要绝交，还要宣战
长话短说。国务院于1917年3月3日由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而黎总统却于翌日拒绝用印。国务总理段祺瑞，乃以去就相争，并于3月5日，声言辞职，躲往天津私邸，向黎总统摊牌。黎不得已，乃请副总统冯国璋，专程赴津劝说，并怂恿国会参众两院，于14日一致通过《对德绝交案》。可是对德绝交，和对德宣战，还有一段距离。宣战之权既然操诸国会，段总理乃进一步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之内的老国民党系，和进步党分子，这时为着制宪和其他小问题，正在搞“肢体抗争”（且用个目前台湾的政治术语），吵闹不休，对宣战大事，无暇讨论，有意拖延，而迟疑未决。拥段人士，尤其是所谓“四大金刚”乃迫不及待，怂恿段氏于4月25日，在北京召集一个“军事会议”。出席者凡二十余省区的督军、都统、代表等数十人。大会一致通过，拥护政府的参战政策。且派出军人代表晋见总统，并招待国会议员，甚至遍访协约国驻华使领，对宣战案加以大力推动。
军事会议之不足，最荒唐的却是所谓“公民请愿团”之出现，并于5月10日，实行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由傅良佐所一手制造的这个“公民团”，实在是个最荒唐、最下流的政治工具。它是一些便衣军警，另加一些用小钱收雇的游民和地痞流氓，甚至乞丐娼妓，总共数千人，自称“公民请愿团”，把国会团团围住，以断绝饮食等下流方式，强迫国会议员，投票通过《对德宣战案》。这种下流的勾当，在当时不但激怒了“反派”人士，连“参派”议员也不以为然。对德宣战，就更难不宣不战了。
“制衡制”在中国的折磨
从这点荒唐小节，我们不难看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乃至后来所谓“体制改革”，和今日所谓“民主运动”发展的轨迹。单从外表来看，咱中国佬搞“议会政治”像模像样的，还是民国初年这一段呢。且看：段祺瑞这个搞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他制订了一个《对德参战案》。首先总统府不同意，他这个国务院就一筹莫展。好不容易，总统答应了，而国会不通过，段总理急得头大如斗，也还是毫无办法。
朋友，这就叫作“制衡制”（check & balance）嘛。所以我的老师，近代中国的民主圣人胡适之先生，那时也正在北京，目睹这一政治情况的发展，他恨铁不成钢，当时也跟着急得头大如斗。后来民初的“议会政治”彻底地失败了，适之老师，为之长吁短叹了一辈子，认为“可惜，可惜”。他后来在美国当难民，还不断地向我回味这段历史。他认为当初国会里那批议员，很多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议会政治，民主政治，和他们失之交臂，真是“可惜，可惜，可惜，可惜”！
笔者这个学历史的学生，当时就曾一再向胡老师解释。人家的议会政治，民主政治，折磨了几百年，其间也是血流如注，人头滚滚的。最后才搞出个可行的制度来。我们中国佬，看人家挑担不重，一下就想照本宣科，哪有这样容易的事体呢？谭嗣同不是说过，变法必须流血？流血就应该从他谭某开始。所以他竟真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把个少年头颅，捐献出来了。谭氏殉国之后，又已百年，我们的旧法究竟变了多少呢？抚今思昔，足见变法改革之难也。哪里一蹴可几？胡老师认为我这个学生的话，也“不无道理”。但是他还是可惜、可惜地，可惜了一辈子。
事实上，所谓“制衡制”，并不全是洋货。在古代中国自从出了一个权力无限（unchecked power）的大独裁者秦始皇之后，儒家大师们，吃一堑，长一智，其后历朝都有其“内在的制衡制度”（built-in check & balance）。从西汉到清末所实行的“回避制”，便是其中之一。民国初年，这一制度被彻底地破坏了，才冒出许多“不回避”（以自己母省为地盘）的地方军阀来。
汉唐的三公，北宋的参政，都是制衡制度。中国自古读书人秉持传统治术为官，对于马上得天下的皇帝，也是一种制衡，那就说不完的了。因为一个成熟的国家体制，不论是君主或民主，“制衡制”都是必需的。只是现代化的民主政治，或议会政治，特别强调其重要性罢了。
相反地，凡是有独裁倾向的政治领袖（甚至包括二战期间的罗斯福），都是讨厌这种制度的。在咱们中国的政治传统里，也只有秦始皇……才是真正权力无限的独裁暴君。相比，纵是我们所最不齿的“军阀”（像上述的黎元洪和段祺瑞）都还有若干“内在的制衡制度”来加以约束呢。
段总理被黎总统撤职
因此在段祺瑞掌权的初期，老段倒是很忠实于《民元约法》的精神。他所搞的倒确是一种“三权分立”（至少是“两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但是这种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在民国初年，显然是“躐等”了。我们的祖国那时实在太落伍，还不配采用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呢（纵在百年后的今日，还是有人认为“不配”呢）。引进西方的制度，躐等了。过犹不及，在历史三峡的“化君权为民权”这一峡内，就要发生“洄水”。宏观历史的发展，就要进三步退两步了。
段派所搞的“军事会议”和“公民团”，既然发生反作用，反段派就益发气焰万丈了。在反对党和愤激的舆论怂恿之下，5月11日，段内阁就发生了“阁潮”，导致“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在一天内先后提出辞呈。内务总长范源廉本来就在家养病，新任财政总长尚未到任（前总长陈锦涛因贪污案去职）。这样，内阁就剩下总理一人，段祺瑞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见黄征等著，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67）。
可是段祺瑞却是个刚愎自用的军人，据说他还是坚持奉公守法，独自一人驰车去国务院“上班”办公。那时去古未远，总理大人一入公门，站岗军警，从前门到后院，都大声传呼：“总理到。”声震屋瓦。全体办公人员，都应声起立，以示恭敬。不幸这次“总理到”时，却因为六部皆空，公门冷落，署内小猫三只四只，显得无限凄凉。段氏却熟视无睹，孤家寡人，独自据案办公，旁若无人。情况十分怪异。
这一笑剧，经人报入总统府，黎总统就为这一消息所误导，再加上“四凶”的怂恿，以为段总理真个成为孤家寡人了。因此一时冲动，竟“为左右所左右”，意图一了百了，乃于5月23日，手令将国务总理段祺瑞“免职”，遗缺由伍廷芳暂代。这一下不得了，这位空头总统，竟然抓到并非空有其头的老虎尾巴，惹出了督军团造反。中央政府尊严扫地，近现代中国，变成军阀横行的下流国家了。
段祺瑞是有其双重历史身份的。
第一，他看来是个现代化议会政府中责任内阁的总理。这个阁揆由于政治失策，个人刚愎自用，被国会投了不信任票；同时也为其本阁阁员所杯葛，成为一个独夫。他那位政敌的黎总统，就想乘势而去之了。
第二，也是黎总统所严重忽略的，则是段的另一个历史身份，却是北洋系军阀和官僚的总头目。他原想做一个现代化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可是事与愿违，为着自保，他也走回头路，去搬出其北洋系的老班底了。这些老班底，旁观政局，早已为段不平，而摩拳擦掌，勒缰以待，不待段氏之乞援，他们就早已蠢蠢思动。再者，黎元洪和国民党系的政客，原来也是政敌满街的。黎与段决裂，正为他自己的政敌制造机会，群起倒黎。这一来，以后中国的政局，便按照这两条相反的路线，而大开其政治倒车了。
黎元洪把段祺瑞撤职这出闹剧，显然是他低估了段的潜势力，和过高地估计了他自己合法国家元首的权威。前节曾提到，当段于3月5日以去就相争，对黎摊牌时，黎曾一时为之手忙脚乱。怎么事隔不过两个半月，黎总统为何一时又天威大振，竟然主动地把段氏撤职呢？其主要原因是，黎认为段在督军团中，真正的影响力有限，是个银样镴枪头。因为那时把持各省的地方军阀虽有二十多个，并且有个松散的督军团组织，但是这些督军，相互争权夺利，彼此明争暗斗，派系分明。段祺瑞一旦被中央政府撤职，他们未必就会联合起来，为这个落水狗，群起对抗中央。就以段的母省安徽为例吧，安徽省长倪嗣冲，就不是段的死党。倪此次晋京谒黎，暗中对黎有私情请求。但是倪因手中无兵权，只是个空头政务官，对黎无适当的重要性，乃被黎以官腔训斥一顿，诚惶诚恐而去（见上引近版《张国淦文集》，《北洋从政实录》，页170）。
再说原任“安徽督军”的辫帅张勋吧。张勋在民初专任“长江巡阅使”时期，驻节徐州，对黎副总统曾表示十分恭顺。如今他威震东南，曾数次召集各省督军，大开其所谓“徐州会议”，隐然以督军团领袖自居，但是张勋原不是“北洋六镇”出身的北洋嫡系。相反地，他是一贯被段祺瑞、冯国璋等嫡系将领们所歧视的北洋外围。他所统率的官兵，通通蓄发留辫，是有名的“辫子兵”，对前朝故主的宣统皇帝，胸怀愚忠，对有功民国的段总理，却永远阳奉阴违。因此总统只要运用得法，这位貌似菩萨、浑浑而有机心的辫帅，未始不是一张反段的王牌。这样，黎是在与“四凶”详议，加上自己深思熟虑之后，才使出一记撒手锏，把段氏“撤职”的。
从督军造反到张勋复辟
谁知事出意料之外。首先，段在被免职之后，虽因之再度避往天津，但却全力反击，他强调在责任内阁的体制之下，总统所颁任何命令，如未经总理副署，便属非法。因此这次撤去他本兼各职，未经他自己副署的总统命令，原是违法的府令。他自己不曾宣布自撤其职。因此不接受此项府令。
不幸在那时的中国，任何司法辩论，若无枪杆子为后盾，都是空话。黎没有为这件法律问题而改变初衷。他还是命令伍廷芳暂代阁揆，接着又发表老官僚李经羲为正式总理继任人，以便把内阁全面改组。不意就在这紧锣密鼓之际，张勋却在其任所，于5月23日，召开了所谓“第四次徐州会议”。张的原意是乘此时局动荡，策动各省督军，阴谋其拥护清帝复辟的活动。谁知那位黎总统所最不在意的安徽省长倪嗣冲，竟然也乘机公报私仇，首先发难，通电全国，对乱政滥权的黎政府“宣布独立”。安徽既然始作其俑，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亦于数日之内，纷起效尤。其后接踵而来的独立运动，竟遍及十三行省之多。各叛将并拟在天津成立“总参谋处”来联合造反。张勋虽未独立，亦致电北京，以中央率先破坏法律，群情激愤，各省势将继续“自由行动”。
国会中拥段的研究系、交通系议员，更于此时火上加油，纷纷离京，以示抗议。北京政府遂陷入严重政潮。这时西南五省（粤、桂、川、滇、黔）督军虽也曾通电表示拥护中央，但是远水不救近火，通电勤王，究属空话。四顾无门，那位原来就是个孤家寡人的黎总统，不免慌了手脚，穷于应付。黎在四处扳请调人，以和缓政局，均不得要领，在此绝境下，不得已乃乞助于张勋。盖以张既非北洋系的死硬派，却是督军团的首领，至今也没有宣布独立。张如肯亲来首都，作诚恳之调停，则政潮或可消弭于无形。黎总统乃于6月初，连电张勋，希望辫帅惠驾北京，共商国是。可是黎大总统再也未想到，他这记电召，却是引狼入室，最后竟弄成个清帝复辟的荒唐局面来。张勋何以要拥宣统复辟，我们还得稍稍温习点清末民初新旧军的“转型”，和所谓“宗社党”的遗老们，暗中图谋清帝复辟的老历史，才能认识张勋这位“辫帅”、“遗老”，在民国史上所发生的反作用。
新旧军转型的一桩“个案”
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幼年家贫，又遭洪杨之乱，父母双亡。他年不足十岁便被迫四处流浪乞食。稍长在湖南当兵，中法战争（1885）时，随军调到云南，曾参加谅山之役，以勇猛过人，立有战功，被迅速提升至中级军阶。随后曾被派携两万元巨款，往上海采购军械。不意他这位大老粗，敌不过十里洋场销金窟的诱惑，两万金瞬即化为乌有。但张勋是条汉子，不愿潜逃，挺身返滇受死。果然在昆明为军法处判处死刑。但是他的老上司，念其功，怜其蠢，乃网开一面，让他以潜逃销案。
张氏“潜逃”往华北之后，投效于宋庆的毅军，参加中日甲午之战，为袁世凯所赏识，乃随袁去小站。迨袁于1899年调任山东巡抚时，又随袁在山东率领地方团队，镇压义和团。据近年所发现之当年山东地方档案所示，这位对袁自称“标下勋”的张屠户，有一日杀义和团五百人的可怕纪录（见拙著民国通史晚清导论篇《晚清七十年》，远流版，卷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专册，页67）。
在那个野蛮时代，能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屠夫，便有升官的快捷方式。张勋经袁世凯的拔擢，至辛亥革命时已位至方面。段祺瑞出任湖广总督时，张居然官拜两江总督。与段氏平分长江中下游，东西遥相颉颃。二次革命战役之后，张军以纪律败坏，被调离南京，改任长江巡阅使，再兼任安徽督军，驻节徐州。徐州交通便利，张乃发起“督军团”之组织，并以该团首领自居。曾四度召集所谓“徐州会议”，拥督军团之集体声势，议论朝政。一时中外闻名，俨然是当时督军团中，最具影响力的军事领袖。
但是张与段的军事背景和政治信仰上，却是绝对的南辕北辙。段是一位德国留学的现代军人，崇拜德国，连服用阿司匹林都要以德制为准。并曾领导诸将领，通电强迫清帝退位，有开国功勋，因此他对维护民国国体，原是生死不渝的。张勋则是一位行伍出身的草莽英雄，对大清故主的皇恩浩荡，则肝脑涂地，没齿难忘。他虽曾奉袁宫保之命，大肆屠杀义和拳匪，但他的政治信仰，却也是“扶清灭洋”，终身无悔也。
新军多半同情维新和革命，旧军却是保皇的死硬派，这本是清末军界的通例。两者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你死我活，各不相让的。李宗仁将军当年在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便属于新派，他告诉我许多当年新旧军人之间冲突的老故事（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四、五章），颇足发人深思。
张勋是属于旧军那一派。他为感念故主之皇恩，不但终身不剪辫发，他所统率的“定武军”，约一万二千余人，也是长辫绕头，从不剃发的。在当年国际旅游史上，“辫帅”、“辫兵”，乃是外人来华旅游的一大景观呢。
据说，张勋在官仪礼节上，对“磕响头”有特别偏好。所谓磕响头者，便是磕头时，以前额触地，磕得叮咚作响，愈响愈为虔诚。忠臣面圣时，往往磕得满头鲜血而不能自已。张勋喜欢的正是这一套。朋友，您说这是胡涂，下流，虐待狂？但是一代有一代的不同风气嘛，“文化大革命”时代，跳忠字舞，把像章挂在肉体上，鲜血淋漓，有何不同呢？您说张勋信仰帝制，崇拜皇上，现代人信仰主义，还不是一样？时代不同，大同小异而已。因此，他段张二人在近现代中国军事转型史里，也代表着两个绝对相反、互不兼容的型态。
张段是军事转型前后期
张勋所代表的是清末，曾经盛极一时，湘淮军的老系统。军中得力官兵，往往不是无知农民，便是江湖出身的死士。所谓“砍掉头，碗大疤”，所谓“头有刀疤，屁股有板子花”，视死如归的草莽英雄（“板子花”，是江湖好汉犯法，被官府打板子的伤痕）。他们所凭借的是血气之勇和实际战场经验。但是这一老系统却只是近现代中国军事转型的前半期的旧军制，是要被淘汰掉的。
段祺瑞所代表的则是转型的后半期，所谓学生军。那是以欧美的现代化军制，由海陆军官校训练出来的青年军官，淘汰旧有湘淮军的老系统。因此他们在陆军中的起步和升迁，是以军校文凭为准。他们是军事专业化的技术人员。专靠血气之勇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这也可说，是宏观历史发展中的一桩“客观实在”。
因此这新旧两系统在清末民初，军事转型的历史上，相互嫉忌排斥，也是血泪斑斑的（参见上引《李宗仁回忆录》）。首先是湘淮旧军，尤其是缩编以后的淮军，把持了大清帝国的军政，力拒新军的蚕食。但是他们逆水行舟，首先在甲午一战中，淮军旧部被日军摧枯拉朽，消灭殆尽。六年之后，再经八国联军之役，淮军被消灭得了无孑遗，于是就被新建的六镇所取代了。这六镇就是后来“北洋派”的嫡系班底了。张勋不幸，他行伍出身的旧军背景，使他虽攀上袁宫保，却打不进六镇，因此终身只能是北洋系的边缘军阀，始终进不了北洋系的核心。
可是事有跷蹊的是，就在这旧军日趋消灭之时，张勋的辫兵“定武军”回光返照，不但在当时军制中，是一支硕果仅存的“旧军”。辫帅张勋，居然做了督军团的首领。也算是个异数吧。张辫帅效忠大清故主，拳拳以重扶大清王朝复辟为职志。他四次召集“徐州会议”，其真正目的是要说服各省督军，恢复大清，以救中华。各省督军对张勋的一派苦心，也都深有同情，并无强烈反弹（注意：当时纵是南方反袁、反段的军头，像岑春煊、陆荣廷、谭浩明，都有其恋清情结）。这就使辫帅对废帝溥仪的一片愚忠，益发不可收拾了。
其实这种在近现代中国，军制转型期中，新旧之对立，纵在张段之后，仍然不断地发生。在国民党北伐之前，蒋介石之赶走许崇智，改组粤军，讨伐刘震寰、杨希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之定桂战争，新桂系赶走老桂系的陆荣廷、沈鸿英等内战，也都是军事转型的一部分。再看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统率的东北军，老帅是“旧军”的总头头，少帅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改革派。他们父子两方的新旧之争，最后竟然弄出个拥护儿子、打倒老子的郭松龄叛变，几乎把老子真的赶出了满洲。
民初段张这两造的对立，是黑白分明得太明显了。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当成两个个案，多说几句，做近现代中国军事转型史的注脚。
宣统复辟闹剧始末
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再看看，张勋这个忠于大清皇室的旧军头，是怎样搞起复辟来的。长话短说。民国六年（1917）6月7日，张勋在数度电劝黎大总统“解散国会”以息众怒之后，乃亲率辫兵五千，专车北上。但是张没有径去北京，在路过天津时便停下。原来他要在十三省联合造反中心的天津，为清帝复辟，制造点政治气候。有人说，他曾试探过段的意思，而段不置可否，然后他才大胆上马的。但是据张国淦的回忆，段曾明告张勋：“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见上引《张国淦文集》，《北洋从政实录》，页178）事实上这是故事的两面，并不冲突。原来段张二人，都是不善于搞口是心非、阴谋诡计的直肠人。但是他二人身边，却多的是苏秦张仪和鬼谷子之流。
段派的策士，这时显然是不顾一切地，怂恿张勋及早晋京，干掉黎元洪再说。而张派谋臣，则显然希望宣统早日复辟，庶几他们的老总，也可以爬上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坐过的宝座：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随之大家也好鸡犬升天。设有不测，自有长辫子的头颅去引颈就戮，与他们何涉？所以大家就起哄了。因此段张对话之后，段的警告显然立刻就被一些苏秦、张仪所淡化了。
事实上，段氏当时也确实只是个孤家寡人。手边有将无兵，他能打谁？（见下节）张勋这位黑旋风大屠户，显然是被他自己的左右和段的左右说服了。他如搞起复辟来，段是既无此心，也无此力去打他的。所以这个张李逵，不顾一切地干了起来。
6月13日，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张勋乃于6月14日偕李经羲、段芝贵等专车抵京。15日晤黎，商讨重建政府。16日张勋身着黄马褂，头戴红顶花翎，径往故宫跪谒废帝溥仪，请圣安，并恭请幼主复辟。这时才十三岁的溥仪亦盛服接见如仪。他虽只是个十三岁的幼童，但是面谕群臣，议论国事，态度沉着，见识深远，有模有样，殊非诸大臣始料所及。更不像四十余年之后，新凤霞女士笔下，那位颟顸老朽的“皇帝”。
这位英明的幼主，在接见那些老官僚和军阀时，首先以朕躬年幼，当此大事，恐才力不胜而谦辞。诸大臣则力奏，当年圣祖皇帝（康熙），冲龄践祚，还幼于今上，只要辅佐有人，年幼何妨？溥仪骤闻“圣祖”二字，不禁敛容起立，一再自谦：“朕何敢比圣祖？”他谦虚而庄重的态度，使面圣诸大臣，更是赞叹不已，由衷敬服。在辅弼大臣一再跪请之下，幼主始俯允所请，愿意重行登基，君临大清帝国，以慰亿万臣民喁喁之望。但是他也嘱咐群臣，应慎重将事，不可将此御前密谋，告诉“王爷”（他的父亲，前摄政王载沣）。因为王爷胆小，畏首畏尾，可能偾事。溥仪这番话，说得简直不像出诸十三岁的幼童之口。使辅政者更觉得圣上英明天纵，对复辟运动也就更具信心了（据参与者事后追忆，张勋此次“面圣”，确是十分戏剧化的，见冷汰[陈曾植]著，《丁巳复辟记》，载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页238）。
此后再经过外事人员，向驻京各使领疏通一番，张勋乃于22日专访日使林权助，密谈四小时，以争取日本对复辟之认可。翌日，更遍访各国驻华使节，以争取普遍的国际奥援。6月25日，他更安排李经羲正式出任阁揆，以安定北京政局。6月30日，张再秘密入宫，除与陈宝琛等清室遗老计议之外，并与新近秘密抵京的康有为饮宴密谈。康仍主张仿效英国式虚君实相的君主立宪制，颇不为张所理解。因此二人所谈，并不太投契，其后康遂不能参与密勿云（见同上）。
在一切安排稳妥之后，张辫帅乃择定吉日良辰，于7月1日清晨四时，率领康有为、劳乃宣等清室遗老，及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兵统领吴炳湘、首都警察总监江朝宗等数十人，恭请废帝溥仪，于故宫太和殿升座复辟。并改元，以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这出清帝复辟的活剧，就在张亲自导演之下，正式地礼成了。
随后且由皇帝陛下，御诏封黎元洪为一等公，张勋、陈宝琛、王士珍等为内阁议政大臣。张勋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其他官职，也各有其选。随后乃由张勋、王士珍等领衔通电，将此项喜讯，布告全国，通报世界。因此，亡了六年的大清帝国，在一日之间就蓦地复活了。
此时新皇既然登基，临朝主持帝国大政，当时有的议政大臣竟主张立威，将黎元洪杀头，以谢天下。并拟具“圣旨”，恭请幼主“用宝”（盖印），事为新皇帝“三请三斥”而作罢。足见这位小皇帝，颇有帝王资质，殊不平凡也（见章士钊著，《张勋复辟记》，同上书，第三卷，页254）。
马厂誓师，收京讨逆
这幕复辟活剧在7月1日清晨上演时，黎元洪于前晚深夜始得知确息。深恐为帝制派劫持劝进，黎大总统乃夤夜逃往东交民巷，希图在法国医院暂避烽火。谁知该医院以夜深，虽总统亦不纳。黎乃改投日本使馆，请求庇护。黎与随从计议之后，乃于翌日电请时驻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为代理总统，起兵讨贼。另免去李经羲国务总理职，发表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嘱其火速率兵返京、定乱、讨贼（密派专人通知之外，并在上海发布公报）。
张勋这幕闹剧，演得太荒唐了。消息一经公布，老张立刻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用说孙中山和西南五省，早已摩拳擦掌，计划乘势兴师北伐。但远水不救近火。其近水楼台，讨张最有效力而方便者，那就企望于在天津蓄势待发的段总理了，可惜这时老段孤将无兵。其时京津一带虽不无少数零星部队驻防，但是自从袁世凯死后，王纲解纽，将专其兵，兵为将有。部队多半变成了带兵官的私产。谁也不情愿自告奋勇，为空头民国和数千的辫子兵一拼死活。
老段在四顾乏术之时，忽然得报，驻防在京津之间的马厂，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陆军第八师。师长为李长泰。但是李是否听话，则殊不敢必。后经人献计，李长泰对民国虽无特殊的忠荩之忱，但李某惧内，其夫人倒颇可动以利害。经识者疏通，果如所传。李长泰既遵阃令，效忠民国，并愿听命于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乃单骑驰入马厂，用句古语，便叫作“夺其军”。段氏既有一师之众，就可以号召零星部队来归。加以原在北京的步兵统领吴炳湘、警察总监江朝宗，均系旧部。段既手上有兵，他们也就服从命令，里应外合了。
段氏起兵讨张，既如此得心应手，遂正式组织其讨逆“共和军”，自任总司令，于7月4日誓师马厂，通电讨贼。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通掷地有声的讨逆反帝通电，竟出于才子梁启超之手。而在北京附逆，被讨的帝制派、保皇党的中坚之一，却正是梁某的老师，保皇旧党的党魁康有为也。梁氏大义灭亲，亦是当时再造民国史上一篇佳话也。
复辟君臣的末路
1917年夏季，共和讨贼军的段总司令，在马厂誓师之后，便率领三军直趋北京。沿途设防的辫子兵，全无斗志，一触即溃。北京城内外，其他驻防军警，则相率附义如仪，服从总理节制。段军师长李长泰、陈光远，旅长冯玉祥、吴佩孚、王承斌，于7月12日，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光复北京。张勋遁入荷兰使馆。宣统皇帝则于13日，第二次下诏退位。段祺瑞总理乃于14日，率大批讨逆大员，凯旋首都，“再造民国”。黎总统亦于同日离开日本使馆，返回官邸，并立刻通电宣布辞职。遗缺由尚在南京的代总统冯国璋转正。这一来，那纠缠了一年多的府院之争，至此乃正式结束。北京就是段派的天下了。
再回头看看，张勋复辟这出滑稽剧。他老人家和幼主，从头到尾只表演了两个星期（1917年7月1日到7月13日），却搞得民国二度死亡，国会解散，总统退位。那时北京如没个帝国主义者霸占的东交民巷，我们真不能想象黎大总统和张辫帅，要躲到哪个胡同里去呢？据报，当张勋知道大势已去，曾上表幼主，恭请“开缺”。十三岁的幼主，览奏泪如雨下，奏折尽湿，实在也是怪可怜的。张大臣复辟失败，据说原是预备尽忠殉节的。当他左右力挽荷兰使馆的洋朋友，驰车前来解救时，张辫帅把辫子一甩，力拒登车。幸好这辆荷兰汽车的司机，是个德国大汉，他伙同荷兰保镖，二人把张辫帅连辫子一道，抬入汽车。张大臣不得已，才中止了他的殉节之志，又苟活了十来年，才随同先朝诸帝，颓然而去，也是愚不可及的一代遗老吧。较之陆秀夫，又何多让哉？中山闻之曰：“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见《国父全书》）国父之言，真是深得我心。
思想转型杂乱的实例
梁启超原是力倡君主立宪的保皇巨子，何以这时忽然又变成反帝英雄呢？这儿我们得从“转型”二字说起了。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思想转型，便是其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之一。梁某是位博学多才之士，对新旧思想接触之广泛，时人鲜有其匹。因而在不知何择何从之间，就经常发生，如他自己所说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现象了。您说，梁启超是个特殊的例子吗？非也。这是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也，各人多少不同而已。
那时国人，由于对固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怀疑，因而对外来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就发生了择善而从的心理了。有原则、有思想的正派人士，对不断涌现的外来思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择善而从，眼花缭乱之余，不免就要发生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挑战的现象了。没有原则，不忠实于自己人格的人，就难免要唯利是图，趋炎附势，而变动不停了。这种人就是所谓变节无耻的小人了。
笔者在拙著《晚清七十年》论“戊戌变法”中，对梁曾颇有论列。他在青少年时期，中举之后，被个康秀才老师，一日之谈所启发，竟然尽弃所学而学焉。终至康梁并列，成为保皇党的伏龙、凤雏。康老师由于多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思想永远在原地踏步，终身不改。梁学生则不断接触外来思想，今日对昨日不断挑战，民国后他一反青少年时期所笃信的“君主立宪”思想，而改从民主共和了。这也可以说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师生时代不同吧。
梁启超之外，我们还可看看，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嘛。杨度原是策动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首，大大的一个帝制派。您可曾想到，他晚年竟然加入了共产党。他那样的转变，吾人搞历史的，不可轻率地便以“投机”二字，一笔带过也。再看蒋介石，他在北伐前期，曾面对美国记者，痛斥基督教的“伪善”。曾几何时，蒋却变成虔诚的基督徒。您也可以说，蒋是为着要讨个新式老婆而“伪善”一番，事实也非那么简单也。
再看最近谢世的张学良，他是在中国推动“法西斯主义”最早的、最高级的和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曾几何时，他又向第三国际申请加入共产党，并痛诋蒋介石“太洋，太右”。及至被关起来了，他又大搞其佛学。佛学不搞了，又和赵四大信其基督教来，连“西安事变”都认为是“上帝安排”的。我曾劝少帅，把历史真相留下来。他夫人不同意，他也跟着叫说，有什么好留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嘛。”您说这叫作信仰呢？还是叫作迷信呢？
站在杨度、蒋介石、张学良对立面的，那就是康有为、张勋这一类的人了。他们抱着一个教条打滚，至死不渝。海枯石烂，都要“信仰”到底。笔者在多种拙著里，就曾一再提过，康有为迷信的图腾是一匹“公羊”。张勋所最爱向其磕响头的，则是一个十二三岁的满族娃儿，“宣统皇上”。他三人对这三种图腾的顶礼崇拜，虽颇有不同，却都是一分不让的。但在一个思想上发生了王纲解纽的情况之下，他们各自迷其所信，和误人误己的心态，则是大同小异的。这是个时代现象，在咱们那个新旧思想杂陈的历史三峡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啊。但是在一个一切有定型常规的国家里，就不是如此了。
笔者在1940年代留美的初期，曾和几十个华裔男女同学，共同接受美国几十家中产阶级基督教家庭的招待住食，至数月之久。我发现这几十家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简直是一模一样，找不出不同的语言来。而我们自己接受招待的几十个华裔男女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以及价值观念，却各异其趣，各说各话，彼此之间往往大有不同，使我们的居停主人，对我们这些来自东方的古怪年轻人，大惑不解。
这一现象，朋友，其实没啥费解也。他们是住在一个一切都有个“定型”的社会里，彼此有其共同的语言，一切都有其一致性。我们来自中国的这批宝贝，在生活方式、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上，尚处于高速转型的状态之中，各说各话就是必然的现象了。这就是我个人十分相信的，我们要把这个各说各话的转型期，逐渐地搞到生活思想，渐渐趋向一致的“定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到我们也搞出个过得去的“定型”，转型结束，就天下太平了。
再者，我们转型后期的一些华裔高知，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现在自觉时髦了，竟然不时做了洋人的尾闾，反对我们自己的所谓“民族主义”。杞人忧天，言之凿凿。问题是：根据吾人在西方五十余年的观察，美国的白种公民自动自发的民族主义，远非我们华人所能望其项背呢。这次“九一一事变”之后，我们华裔，虽然也跟着在车上悬挂国旗。但我们哪能和白种公民的虔诚相比？
我也记得，十多年前，老美打波斯湾战争时，大家悬挂黄色丝带的往事。见那种黄带如潮，和今日的花旗似海，始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格调极高的民族主义。我们中国人所搞的，那一丁点小儿科，还未脱离丑陋中国人的阶段呢。民族主义云乎哉？自我脸上贴金罢了。再看看那日益团结扩张的欧盟（EU），朋友，他们白种民族的民族主义，今后可能还要统治地球五百年，而不稍让呢。我们五分钟怒发冲冠的民族主义，算个啥？自命清高，自命世界化的华裔士大夫们，未免太自我膨胀，自以为是了。
再造民国，一切从头来起
黎元洪、张勋一时俱去，北京剩下个段总理，又作何打算呢？吃一堑，长一智，在段派的算盘里，那个专肆捣乱的国会，是不能再有了。尽管南方各省，乃至全国舆论都在叫嚣，要恢复国会，段老总是充耳不闻了。但是民国既有个总统，也有个总理，怎能没个国会呢？可是将来的国会，只能听话，不能遇事捣乱，才是个正常的国会嘛。段祺瑞和他的策士们，经过了多年的折腾，这下才恍然大悟：要组织国会，就得组织个“御用国会”。国会议员，只许听报告，举手赞成，不许捣蛋，就庶几乎天下太平了。
其实这项从实践得出的真理，原始发明人是袁世凯，而不是段祺瑞。袁世凯在搞垮“民元老国会”之后，本来就要再组织一个御用国会，来听他指挥。不幸这个御用国会还未组成，袁就和他的皇帝之梦，一道死掉了。
附注：老国会始会于民国二年（1913）4月8日。同年11月15日，因袁驱逐国民党议员，被迫闭会。袁死后，老国会于民五（1916）8月1日复会，至民六（1917）6月13日，黎元洪为张勋所迫，明令解散国会。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再造民国”，乃拒绝恢复旧国会。
这次民国再度死亡，段在“再造民国”之后，就轮到他来组织五千年中华通史上的第一个“御用国会”了。段祺瑞的御用国会，虽然还不太成功，他后来的接班人，再继续加以改良，就大派用场了。
朋友，您能说，三权分立的“制衡制”，没有其若干真理吗？但是要把这套本领学会，非两百年不为功也。咱们军阀时代，在历史三峡中转得几转，画虎不成反类狗，历史三峡之水，竟开始回转倒流。结果弄得无数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寡廉鲜耻；可怜老百姓、小士兵，也就人头滚滚，言之可叹了。
话说回头，段祺瑞那时拒绝恢复老国会，一切从头来过的耍赖政策，其背后最大的智囊，不是旁人，却是名满天下的梁启超也。段祺瑞当时那个皖系的军阀集团之内，还找不到像梁举人那样的高级参谋呢。
根据梁启超政治逻辑的发展，这时才不过六岁的民国，已经猝死过两次了。第一次是袁世凯称帝，民国死了八十三天而复活。这次张勋复辟，民国又死了十三天，又再次复活了。既然死而复生，则一切典章制度，都理应从头来起。但梁氏认为，既然恢复民国，则民国赖以生存的《民元约法》，则不可废。这也是当时南北一致的意见。现在民国复生，则民国的一切的典章制度，就得按民元“开国”的旧例，一切复活起来。但是那个已丧失其作用和尊严的“民元老国会”，既已解散，却不应该让其复活。
如何从头来起呢？老段、老梁就认为按民元旧例，应由全国各省区自行选送二三代表来京，先行根据《约法》，组织个“临时参议院”，来代行国会所应有的职权，改组政府，制定《宪法》。然后再由宪法取代《民元约法》。再按宪法由各省重行选举国代，来组织正式“国会”。因为制宪和另选国会，都是百年大计，有待仔细琢磨，现政府的当务之急，则是组织个和民国初年一样的“临时参议院”了。
这一政治逻辑，显然是经过梁和段派策士详议之后，始由梁启超执笔，撰成通电文稿，才用国务总理段氏之名，于1917年7月24日，通电全国，再由北京政府明令执行。这就是那篇当时百祸之源的所谓《敬电》了（“敬”是24日的代日韵目）。这篇《敬电》，根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记，是梁氏起稿的，其内容显然就是他的智慧财产之精华了（“敬电”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页296—297。载自《东方杂志》，第十四期，第九号。当时中国主要报刊，均曾刊载。外国媒体，乃至国家密档，亦有节译或全译）。
梁启超政治智慧试评
梁启超是胡适出现之前，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晚年虽然与北洋系军阀合作，他显然也是想借北洋系的权势，来推行他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他这次和段派合作，反对恢复国会，而要重行建立人数较少的“临时参议院”，这项政治设计，如果不出于卑鄙的政治投机，是否也有若干可取之处呢？我们在八十年之后，爱人以德，虚心地翻查百年旧史，是否也能为这位前辈思想家，找出点由实践所检验出来的真理呢？
第一，从近百年政制转型的史实来回头检讨一下。辛亥革命之后，全国朝野都把“共和政体”，也就是所谓“议会政府”，看成一种天经地义的制度。其实这一制度，不但在当年中国，纵是在目前中国，都还是无法实行的理想。因此，在民国初年，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纠纷，都是从这个躐等引进的、不切实际的西方制度所惹起来的。迟至21世纪，还不是有人在说中国如实行西方议会政治，十二亿人口都要挨饿？
台湾呢？宋楚瑜先生不是也在问，今日台湾的制度，是“总统制”、“内阁制”，还是“乱七八糟制”？（见《世界日报》美东版，2001年11月5日，A4版）台湾政坛元老赵耀东先生，提起台湾现状，不也是“老泪纵横”，认为“台湾的民主，根本不是真民主”（见同上）。今日两岸情况尚且如此，那么八十年前的中国，还用说吗？所以民初的国会，弄得天怒人怨，实在也是它本身有缺憾，不可全归罪于军阀们的。
第二，议会政治搞不成了，在那时代，似乎就只有回头再去搞帝王专政，或个人独裁了。所以袁世凯要称帝，张勋要复辟，孙中山要搞“盲从领袖”和“个人独裁”。因此袁世凯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才建议，与其搞最劣等的“非承继式的独裁制”（像后来的法西斯），倒不如搞“承继式的独裁制”（干脆做皇帝）之为佳也（见拙论古德诺专章，载民国通史北洋政府篇《袁氏当国》专册）。
第三，中国除掉搞“议会政治”和“独裁政治”之外，有没有第三条出路呢？路是人踩出来的；真理是实践出来的。梁启超辈有心人，显然就想，试试这既非议会政治，也非个人独裁的，第三条路的中间路线。它虽然不如先进的议会政治，但却优于反动的个人独裁。这第三条路，在现代政治学里，原有个专用名词，叫aristocracy，老的汉译叫作“贵族政治”，我们可试译为“集体领导”，或“精英专政”。事实上，在打天下时代，和改革开放后（1979年至今），所搞的就是这个制度。二者都是成绩斐然的。这至少表示，它在政治转型期中，是个暂时“可行的制度”嘛。
可惜在国民党的“百年老店”里，老K就始终未尝有过这种“集体领导”的经验。在上一世纪的20年代，汪、胡、蒋原有其三雄集体领导的契机，不幸这契机，未经掌握，一纵即逝。蒋中正先生在我民族史上，功高不赏，两千年来，初无二人，而他老人家最后竟弄到不能埋骨故土，就是他搞一人独裁的后遗症所致也，实在是十分可悲的。
话说回头，梁启超要作帝王师，他那时显然是想利用段的声势，把中国推向这个“集体领导”的中间路线吧。可惜他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影响力极其有限，而他本人且久处酱缸，身有余臭，就号召不起来了。这也是政治转型初期，免不了的现象吧。我华族在民族翻身史上，该有如此折磨，夫复何言！
从宏观视角看黎段在争些什么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的黎大总统和段总理在争些啥子？
在那个“袁后时代”，他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民元约法》原是革命先烈宋教仁在一夜之间草就的。府院两造对这几十个字的意义，焉能没有歧见？啥叫法治（制），两个老军阀的木石头脑，都是搞不清楚的。所以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北京政府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此即当时派系斗争的最大的乱源所在了。
按政党政治国家的常规，在内阁制的国度里，一般内阁总理或首相，照例是由国会中多数党领袖出马来组其政党政治的责任内阁。可是在中国这一制度就不按理出牌了。段祺瑞没个政党，他做内阁总理，是靠他在北洋系里的元老声望和潜势力。
北洋系不是个政党。它是个辛亥前后，以袁世凯为精神领袖的北京政府中的老政客、小和尚，和老北洋六镇与衍生支派中，高级军官相结合的历史共同体。在这个无形的北洋系之内，段祺瑞和冯国璋二人，是最有声望和实力的两个军政领袖。他二人所倚靠的，都是门生故吏对他们的拥护。因为北洋军阀，很少不是他的门生；北洋政客，也很少不是他的故吏。老段就凭这前朝残余的潜势力，坐上北洋政权的第一把交椅。在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就变成以冯段为首的两头马车了。他二人底下的门生故吏，难免各有所偏。后来就逐渐形成直皖两系了。
至于在当时北京政坛上，纵横捭阖的大小政客，再从大党变成小派，那就看政治上的实际需要了。像段祺瑞这样的实力派，却没个自己的政党，国会内外的政客党人，就要组织个精密的政治社团，狐假虎威，来拥段自重。这便是当时最活跃的“安福俱乐部”了。
意气之争和黎段其人
首先，他二人闹的是极其无聊的意气之争。但你却不能小视这种政客之间，最无聊的意气之争的时代和文化背景。这也是个政治文化社会“转型中期”的特有现象也。按《民元约法》，北京中央政府所实行的是所谓“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政府的真正首脑是内阁总理。按法律，他二人的关系原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和首相（丘吉尔）的关系。在英国，他们搞革命，搞复辟，搞了几百年，最后才能搞出个制度来，而相安无事。朋友，美国的布什（George Walker Bush）、高尔（Al Gore）的政权之争（详下节），之所以能匕鬯不惊，和平解决者，这是他们几百年才磨炼出来的所谓“英美（政治）传统”（Anglo-American tradition），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我们的老黎、老段搞“责任内阁”，才搞了几个月，您怎能对他二人解决政治问题，有“匕鬯不惊”的奢望呢？二人之间的面子和意气都太多了。怎能不“斗”一下呢？因此，单说意气斗争这一项，细说从头，就说不完了。笔者在《袁氏当国》的末章，曾略叙原委，这儿就不再噜嗦了。
不过我们要知道，黎段二人不但在民初军阀之间，算是具有现代知识的军人政客（他二人都是很有成就的欧洲留学生，参见哥伦比亚大学所编的《民国名人传》），纵与后来的两党的党魁们相比，黎元洪、段祺瑞二人，都还算是开明宽厚，而识大体的政治家和民族领袖呢。黎原有“菩萨”之名；段也以刚正而“素有廉洁之美誉”（参见黄征等著，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段祺瑞与皖系军阀》，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页41。注意：这是大陆上最近出版的新书。段氏享此“美誉”，应该含笑九泉）。虽然他二人也跳不开转型中期，半新不旧的政客，所丢不掉的文化包袱和时代烙印。
且说点他们私生活上的小事，以举一反三：段祺瑞一人便公开地讨了五个姨太太，试问哪个号称现代化国家的国务总理，能享此艳福呢？这就是社会文化转型程序中，“中期”与“晚期”之别了。转型中期的政客，他们还可以搞搞多妻制，不搞白不搞。到“晚期”就不能再搞了。且看今日台湾的当政诸公，偷鸡摸狗都不敢碰，何也？这就是社会文化转型的“晚期”与“末期”之别了。晚期还可躲在深宫永巷之内，去偷鸡摸狗。到“末期”，政治就逐渐“透明”了，国家监察制度逐渐完善，正当的媒体报导也逐渐放宽了，甚至专事搜寻贪污腐化新闻的“扒粪队”（muckrakers），乃至专找刺激故事的“狗仔队”（paparazzi），他们利用新闻自由，就更是无孔不入了。在他们钻隙之下，政治社会名人，都成为玻璃水缸里的金鱼，和熊猫馆里的熊猫，日夜都在社会大众监督之列，他们的私生活就不一样了。
笔者试举这种“老妪能解”的最简单的实例，来帮助解释那最玄妙、最不易说明的社会文化转型的现象。社会文化之从中古、近古，渐渐地转向近代、现代，是一时不停的。也是潜移默化的，是肉眼不易觉察的。虽然历史三峡之内，多的是洄水、漩涡、逆流，但是三峡之水，无不东流，潮流永远是前进，非人力可以倒转也。我们试举出个像上述讨姨太太的小事，就一目了然了。
笔者就这样主观的，对黎元洪、段祺瑞这两位历史人物，臧否一下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朋友，不信您就从两党的领袖名单中，找几位出来比一比嘛。相比之下，我想很多贤明的读者，是会和在下有相同看法的。
人事和利害之争
再者，中山说得好，“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政坛之上，没有真正的“单干户”。其大则有帮有党；其小则有婢仆妻妾，马弁副官，幕友智囊。在两千年的传统中国的衙门里，一衙之主是“老爷”。老爷照例是不亲细务的。为老爷大小细务，上下一把抓的，照例则有个“二爷”。这在国民党时代，便是什么“侍从室”、“秘书长”、“幕僚长”、“总务长”一类的建制。在专制时代的宫廷之内，那就是高力士、李莲英、小德张一类的太监了。
干这种“二爷”工作的，不用说都是些最为精明强干的人物，当然更是“老爷”最最信任的心腹股肱。因此，时在“转型中期”，以黎元洪、段祺瑞为首的总统府和国务院两大衙门，自然也各有其“二爷”。前文已言之，徐树铮便是段氏国务院内，总揽一切大小事务的二爷。而孙洪伊则是黎总统安插在国务院内的“心腹”。国务院内有了他，则国务院对黎总统来说，那就是个无事不可洞察的水晶球了。
作这种“心腹”和“二爷”的人物，不用说都是极其精明强干的幕僚人才，是那些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的老爷，所不可一日或缺的贴身助手。当然他二人也是两个最善于狐假虎威，也最善于为老爷背黑锅、当恶人的风云人物了。
我国的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有时小鬼与小鬼之间，发生了纠缠，彼此原本十分友好的阎王之间，也会因之发生弥补不了的裂痕，而不可收拾。笔者在论袁的专著，就曾细说过徐孙之间的人事问题，而引发了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再强调一下，搞政治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单干户。小徐和老孙，也各有为政治利害，而依附于他们的党羽。这一来黎段之间的“利害之争”，也就说之不尽了。
无法解决的政策之争
本来，在一个中央政府之内，两派政客，为着某项政策，而发生争执，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在古今中外，任何政治体制中，都是不免。只是在一个有定型制度的国家里，这种政策之争，都是有其正常的、制度性的解决方法，来加以解决。可是在个转型期的中国，没个固定的制度来加以仲裁，它就变成政治死结了。
老实说，在寻找这项解决办法，我们的国共两党，磨炼了大半个世纪，笔者个人大胆推测，大致还要再磨炼四五十年，海峡两岸才能建立一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制度来。在民初军阀年代，当然就是政治死结了。
这一死结，差不多已过去一个世纪，今日的史学家才能看出，它原是一个历史上的“客观实在”，在那个转型前期军阀年代，是没有解决方法的。黎段二人解决不了这纠纷，实在也怪不得他们。朋友，那是个转型期的死结，解决不了，虽贤者不免，怎能厚责于两个“军阀”呢？
既然民国不如大清，我们也就想到，共和不如帝制，民主不如独裁了。因此我们的杨度，乃至孙国父中山先生也就想到，还是秦始皇那一套，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可是，如果我们搞来搞去，最后还回到秦始皇的老路上去，那还要革啥鸟命呢？
斗争的类别和解决的方法
老实说人就是人，不管是洋人、华人，他（她）们都是具有七情六欲、极其复杂的脊椎动物。尤其是那些最欢喜搞政治的脊椎动物，聚在一起，为着政治利害，就必然要斗个你死我活。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乃至国家民族的利害，对他们来说，就是屁话了。想起了我的前辈老友，李宗仁将军所谈有关国民党内政治斗争的那一句极有趣的“桂林官话”。他说：“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这是那位诚实的李宗仁先生，向我所说的最诚实的话。
美国的杜鲁门大总统，不也说过：“你如在华盛顿想交个朋友，那就只有去买一条狗。”换言之，若论人情厚薄，则华府的白宫内外，和国会山庄上下的八千政客，都不如一条狗也。华府如此，北京、南京就不然哉？朋友，人就是人嘛，不管是洋人、华人，今人、古人，大同小异而已。
但是话说回头，这些万千政客，究竟在闹些什么呢？社会心理学家，和事后才知的历史学家，大致可以把他们所争之事，分为数类：一为最普通也是最无聊的，盖为个体之间的意气之争；其次则为人事之争；再则是公私利害的权力之争；最高级的应该是政策之争，这就包括党的所谓路线斗争了。朋友，这是古今中外，世界政治圈内的通病。当年的黎段之争，也没有跳出这四大范畴呢。
只是这种政治斗争，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有个斗争双方都能一致服从的解决办法，是谓之法治。法治不一定公平，但是法治可以解决问题。君不见近在目前的美国大选，共和党的布什和民主党的高尔，为着在佛罗里达一州的几百票之差，而僵持不下，最后只好由联邦最高法院开庭来加以仲裁。仲裁结果，竟以一票之差，而底定了共和党的天下。那文化低劣的“德州牧童”布什，当上了“少数总统”（minority president），而得选民票多数的民主党候选人高尔，竟然落选。使投票占多数的选民，气得嘴歪头大，但是还不是接受了这项法治仲裁的事实？终使美国政权依法易手，世界政局也为之大变。此事如果发生在当年的苏俄，那孟什维克（少数）与布尔什维克（多数）之争，岂能凭法官一票而决？
但是法就是法，坏法虽坏，究胜于无法无天。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有此仲裁权力。它虽然仲裁不公，但可以解决问题。由最高法院用投票方式来加以判决，究竟比用枪杆或红卫兵来解决政治问题，要文明得多了，老百姓省下多少性命，这就是法治国家的好处。朋友，就凭这一点本领，你能说，美国不应该做现时代的“世界警察”？
帝制转民治急不得也
本篇我们所要讨论的原是黎段二人的“府院之争”嘛。怎么又把国共都请出来，陪斩一番呢？朋友，这就叫作比较史学，叫作效验明时方论定。我们如不请出来比较一下，专谈黎元洪、段祺瑞的斗争，读者可能就认为，那是单纯的“军阀现象”了。把他们汪、胡、蒋，甚或李登辉、陈水扁，都干脆搞到一起来比比看，我们就知道，这不单纯是个军阀的问题，党棍的问题，而是一桩近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大问题”之各阶段而已。这也就是所谓宏观史学吧。
更确切一点地说，从政治制度的转型来看，那就是，从传统的“帝制”，慢慢地转向“民治”；从传统的“人治”，慢慢地转向现代西方型的“法治”。这项转变，工程实在太大了。但是这一转型程序，我们今日回头看过去，也是阶段分明的。
“辛亥革命”就是这项从帝制转民治的一个重要阶段，它至少把“皇帝”这个政治名词给转掉了。名词之外转的就不多了，袁世凯做总统的独裁权力，比皇帝还要大。但是在转型过程之中，他再也不能顶用皇帝这个头衔了。袁氏不明此理，他还要恢复这个头衔，开倒车，他就遗臭万年了。
因此在近现代中国，从帝制转民治的“转型史”上来说，袁世凯时代，我们只转掉一个“皇帝”，其他转变甚少也。
不过，朋友，从一部近现代中国之转型史的整体来说，请稍安勿躁，通过这条历史三峡，是急不得的，过急是会翻船的。
现在话说回头，我们只要把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宏观地温习一下，如上几节之所述，我们就不会厚责于黎元洪、段祺瑞那伙“军阀”了。他们在这条历史三峡里，也只是较早的一个阶段而已。明乎此，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一切难题，就可以像“庖丁解牛”，迎刃而解了。
从政治制度的转型来看，那就是从传统的“帝制”，慢慢地转向“民治”。这项转变，工程实在太大了。但是这一转型程序，也是阶段分明的，“辛亥革命”就是这项从帝制转民治的一个重要阶段。
人治转法治同样困难
再者，从帝制转民治，还有个同步进退的舞伴。他俩必须同步转变，不能一个转，一个不转。这个舞伴，便是“人治转法治”。从帝制转民治，一定要和从人治转法治，同步转动。二者不同步转动，这个舞就跳得不像样了。甚至干脆停舞出场，跳不成了。原来帝制是一个人的独裁专制，全国大事，全民休戚，由当皇帝的一张嘴说了算。他金口御言，句句发金光，一句顶一万句。全国大众，唯命是从。可是在民治时代，再没有任何人，能搞啥金口御言了。国家大事的处理，全民休戚的保障，全民都有份。大家七嘴八舌，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大家就依法行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没那个杂种，可以一人说了算。至于如何立法，则全国老百姓，人人都有个代表，能参加立法。一法既立，则人人都得依法行事。斯之为有“法制”；斯之谓“法治”。
近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治（制）”的口号，被叫得震天价响。笔者每在拙著里，要颠倒其次序，而改叫“法制（治）民主”，何也？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三峡里，先要把法制弄好，然后才能谈民主和民治。盖搞民主政治，守法实为第一要务。有法未必尽善，有的法甚至其坏无比。但是坏法也胜于无法，守法与无法，则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了。
但是，亲爱的同胞们，守法二字的经纬大着呢。不客气地说，你我也都是不爱守法之人，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抓到了，一肚皮气，要发泄呢。终于低声下气，领了罚单，非心甘意愿也。法律之前，不敢反抗也。我记得以前在祖国时代，有个小朋友学开车，被警察抓着了，他只轻声告诉那警察他爸爸的名字，警察向他敬个礼，就挥起白手套，让他专车前进了。子仗父势的儿子尚且如此，有特权的爸爸，那还得了？儿子小人也，开车小事也，无关宏旨。但是爸爸是党国要人，干的是党国大事，这种国家，就不配自称为国家，只能算个部落了。朋友，咱们中国人，搞革命，搞现代化，搞了几十年，最后竟然退化成为一个第三世界的部落。人治转法治之难，盖可思过半矣。
目无宪法的实例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们再搞一点比较史学：国民党不幸，在“行宪”之初，就搞出“总统引退”（1949年1月）的事故来。按现行宪法，总统蒋中正因故不能视事，副总统李宗仁理当依法继任，为（正）总统。可是退休总统，却只许继任总统做“代总统”。老李不干，非做“正总统”不可。他的老友，手握重兵的白崇禧也劝他：“要做皇帝，就做真皇帝。”老李因而坚持要做真皇帝。可是他的“秘书长”，同时也是蒋公当年曾托妻寄子的老友吴忠信，却劝他说：“您现在还要吵什么代不代呢？您身边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六十五章）老李一听，此话有理，就不吵了。此事给书酸子胡适知道了，他大为老李不平，硬是要叫他“李大总统”，不叫“李代总统”，叫得我们“代总统”飘飘然，认为究竟胡适懂得宪法。
后来刘少奇竟以国家元首之尊，就那样无法无天的被虐待侮辱至死，而死得那么惨。无他，人治转法治，比帝制转民治，还要难上加难呢。
我们举这点小例子，让大家来比较比较，就知道从人治转法治是多么困难？稍微温习一下历史，我们就不能厚责于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两个“军阀”了。
意气之争加人事纠纷
总之，在民国初年的中国还不是个法治国家，因此，黎大总统和段内阁总理之间的行政关系，在法律上本来就搞不清楚。纵使搞清楚了，也不会有人遵守。加以他二人之间又各有强大的党羽，和无限的攀龙附凤的文武官吏，蝇营狗苟，纵横捭阖，各为私利，乘隙钻营，各取所需。这一来，你要他二人和平相处，那就完全要靠朋友之间的私情和“义气”来维持了。要不，那就是两造之间的力量和声威，绝对地不成比例，在一边独享的盛势之下（像袁世凯之与唐绍仪，蒋介石之与翁文灏）使弱者不得不屈服，纠纷就不会发生了。
可是黎段的关系就不然了。他二人在声望、地位和讲不清的法律之前，却是个“两头大”。两个头发生了争执，没个政治权威可加以仲裁，没个大众媒体、社会舆论，可以主持公道，而唯恐天下不乱、推波助澜的政客和军人，则日夜挑拨，他二人之间的纠纷，就永远不得解决了。
但是，朋友，人与人之间的私情和义气，那只有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去找了。一般社会上，尤其是政治圈内，是找不到的。欧美人士的友谊圈，有时还比我们中国人的友谊圈还稍大一些。他们至少可与狗交朋友。并有句名言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却最歧视我们“最好的朋友”，把社交上一切的坏名词，都给“狗”来承担了。例如什么“狗男女”、“走狗”、“狗屁”、“狗屎”、“狗娘养的”等等，恶言恶语，实在对狗同志有欠公平。因此我们中国人搞政搞党，在绝无朋友的情况之下，连“买条狗”也是枉然了。黎大总统和段国务总理的关系，正是如此。他们之间，没有刘关张那套桃园结义的友谊，也没有袁唐之间权力一头大的形势，他二人势均力敌，又没个法制来加以仲裁。两造一旦发生不论是小的“意气之争”，或大的“政策之争”，就没个转圆的余地了。明乎此，我们对近现代中国党政之纠纷，就可思过半矣。
民主不是忍让，是法律之前，实力平衡
朋友，话说回头，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并不比我们中国人好呢，他们养条狗也是枉然。因此他们才搞出一个有效的补救办法来：一曰法治，二曰民主。法治和民主，都是两种以上的社会力量的较劲，而不分胜负之时，大家止斗息争，依法和平共存的。所以，民主不是姑息，不是忍让；民主是两雄对立，互不相让之下，在法律之前的妥协行为。而这一妥协是以法为准的。没个两造都认可的法制，斗争的双方，不论斗的是个人的“意气”，或是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后者，便无法妥协了。
再概念化地说一下，在帝制时代，皇帝便是法律，在法治时代，法律便是皇帝。从皇帝法律，转型变成法律皇帝，其中间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空白呢。这就是民初黎段之争的契机所在了。在黎段之间作仲裁的，既没有皇帝，也没有法律，两者之争，就没法解决了。
附注：2000年的美国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势均力敌，有些地区，投票者数百万人，高尔、布什之间相差往往只有数十票，尤其是佛罗里达州票匦出了问题，需用人工数票，佛州原为民主党的天下，人工细数的结果，高尔可能远超过布什，使现任美国政府由民主党连任。共和党有鉴于此，乃在选举法上找漏洞。盖人工数票，旷日费时，而法无明文。共和党乃向最高法院告上一状，由九位大法官投票仲裁之。而最高法院近年来却是保守派得势，竟以一票之差的多数，终止了佛州的“人工数票”，使高尔败选，布什登上大宝。高尔只好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教书了。天下事之不平，无有愈于此者。这甚或是一项政治阴谋，使无数民主党选民气得胡须乱飘。但是法就是法。民主应从守法开始。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当皇帝的这一步，最乐观的估计，恐怕最少还要等四十年。
2001年10月8日于北美洲
编者注
[1]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和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换文，承认日本因领土接近，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日本表示按照美国要求，遵守在中国的“门户开放”。美国事实上变相承认了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
[2]丁世峄、金永炎、哈汉章、黎澍。
[3]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