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论桂系
“桂系”，这个当年在大陆上，国民党中炙手可热的政治派系，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恐怕对它都感觉很陌生了；虽然我们学历史的人，却永远不能忘情于它。
在今日世界上政党横行的国家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本是很正常的现象。孙中山先生说：“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因此在一个国家之中，有兴趣来“管理众人之事”的人太多了，他们就必然要结党。一个“党”太大了，党内必然就要发生派系。这是个人类政治史上，自古而然的现象；否则孔夫子也不会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什么“朋而不党”、“周而不比”一类的话了。所以从大处看，“桂系”便是这个历史通例中的产物，没啥稀奇！
当然，国民党之有派系，亦不自桂系始。它远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期，派系的形成便已开始。“辅仁文社”的领袖杨衢云，那时便是中山以外的一个派系的领袖。到1905年“同盟会”时代，派系就更多了。“同盟”一辞，顾名思义，便是个综合词。“同盟会”本身便是一些小团体—华兴、兴中、共进等等的综合体。等到1911年武昌起义时，革命军便由于派系不同而打出三幅不同的旗帜来，并且互不相让。
当“同盟会”于民国元年（1912）改组成“国民党”时，党内的派系那就更多了；有的分子甚至脱党组党，支持起袁世凯来！中山先生那时身为党魁，便深感党内思想不一，分子庞杂，而有指挥不灵之苦。所以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便觉得要继续革命，就非组织一个“一鼻孔出气的”一种独裁的政党不可了。
无独有偶，当中山先生在这一方向的思想尚在酝酿的阶段—也就是“国民党”被改组成“中华革命党”的时期（1914—1919）—俄国的列宁居然后来居上，搞出个行之已见速效的模式来。所以中山于1924年10月便正式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了。
不过孙中山先生毕竟是一位民主政治家，他认为一党专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要利用这个“手段”，通过他所预定的“军政”和“训政”两个“时期”来达到他实行“宪政”的“目的”。到“宪政”实行之时，他的“党”便“还政于民”，然后就由人民自己所组织的多种政党，来轮流坐庄，实行宪政了。
中山先生这套理论是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当他还健在的时候，以他个人的威望，和革命同志的朝气，也确能使这套理论发出无限光芒，使全国人民闻风景慕。可是在中山于1925年逝世之后，再由以他传人自居的胡汉民、汪精卫来传其衣钵，谈什么“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便渐渐行不通了。
就拿汪精卫自己做例子来说吧，他在1926年掌握了“二全大会”之后，为对付党内同志的反对，他遇事便提出个“党统”来。但是等到他在1929年“三全大会”中失势之后，汪氏就再也不谈“党统”，而另搞其“改组派”；并与其他反对“中央”的势力相结合，来“护党救国”了。
胡汉民先生亦复如此。胡氏这位书生，自始至终以党内一人自居，领袖群伦，决不搞小圈圈。但是“三全大会”后不久，他也在中央失势了。胡氏倒还淡泊，但是和他一道失势的党人—多半是他的华南同乡—却扛起他的招牌，于“四全大会”（1931年冬季）前后，搞出个有实无名的“胡系”来，和南京的“中央”、上海的“汪系”相对抗。
这些党内元老原都是一些“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专家；为什么血口未干，自己便大搞其派系来呢？无他，文章不与政事同也！在一个“一党专政”的政体之内，“党外无党”是可以硬性地做到的。“党内无派”，那可就不容易了。大家都是同志嘛！“管理众人之事”是大家都有份，也是大家都有“匹夫之责”的；怎能让少数人包办呢？要搞“轮流坐庄”—甚或单纯为着自保—大家也就党而不朋、比而不周了。这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体内，“党内有派”要发生的必然因素。国民党内的“桂系”，也就是在这个必然因素之下逐渐形成的。
桂系三大特征
如上节所述，国民党在总理逝世之后，派系便逐渐兴起。但是“桂系”和其他各派系相比，则另有其特征。
第一，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包括“清党”前的中共），都是在党内寄生长大的。党是他们的胞母；脱离了党，他们便无法生存了。“桂系”则不然。它发端于一个单独发展的地方武力。这武力发展的经过，事实上与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没地皮的冯玉祥，云南的唐继尧和龙云，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刘湘、邓锡侯、杨森，乃至后来新疆的盛世才，都是大同小异的。他们都是在一个中央集权解体之后，正如曹操所说的，“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情况之下崛起的王和帝。这些小王小帝在国民党的势力逐渐扩展以至于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乃相率附义。但是在这些附义的群雄之中，只有“桂系”这一个实力派，卓然成家，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派系，垂名党史，为其他附义的地方势力所望尘莫及。
由于第一个特征也就必然产生了桂系的第二个特征：它是国民党中唯一拥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权的派系。它和阎锡山、龙云一样，始终没有放弃它的老巢：广西。它也始终没有放弃它对它那部特殊武力的领导权。若说抗战期中，各系统军队的独立性，恐怕除了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十八集团军”之外，便是桂系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了。而桂系那时所统治的广西和安徽两省，虽然没有中共的“边区”那样不听中央政令，但是他们也有他们单干的作风和力量的。
因而桂系的第三个特征也就是它的“区域性”。它自始至终是个偏才。割地称尊是它拿手好戏，真要挤入“中枢”，为一国之主，它也就捉襟见肘了。
再者，正因为它区域性太浓，它也就始终难以洗掉它的地方色彩而真正地加入“中央”的大熔炉。不论它的领导成员是怎样地内为宰辅，外为封疆，他们也无法洗刷掉它原有的土气息，泥滋味。所以在国民党当年在大陆上二十多年的执政期中，“桂系”便始终以一个有半独立管理气味的“分公司”姿态出现。对“中央”只是“合作”而不是“认同”或“一体”。
但是国民党在“行宪”之前，毕竟是一个搞一党专政的革命党；革命党是有其革命纪律的。在理论上、在实际行为上，桂系这个分公司，都不能脱离它的总公司来“脱党组党”。它和“中央”是有“休戚与共”、血肉难分的关系的。它不能搞“合则留，不合则去”的美国办法。相反地，它和党中央的关系，则是“合亦不全合，不合亦不全去”，不即不离的古怪关系。它不能作为“中央”的棋子，完全听命于中央。但是“中央”如干脆让贤，这个只有“偏才”的“桂系”，也代替不了“中央”。这就是“桂系”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这矛盾一直维持到1949年它全部瓦解为止。
国民党中何以产生这样一个古怪的派系呢？这个派系的产生与消灭，在中国近代史上，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我们学历史的倒要搜搜它的根。
桂系的崛起
我国以前的历史哲学家罗贯中曾有句名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这句话真是把我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史的关键，一语道破。但是罗公没有学过现代的社会科学，因而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笔者在这一问题上，因其非关本题，所以也不想节外生枝，来略抒拙见。我只敢说，罗贯中这句话，是两千年国史上不争的史实。同时在这分合之间，则“合”难于“分”。“分”往往起于旦夕之间；而“合”则有时要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折磨才能达到。
远的不说吧，且说最近的史例：
我们的中华民国，于辛亥革命之后，在“非袁不可”的时势之下，本是个“合”的局面。无奈袁大总统见识太小，智囊团太草包，他嫌“终身总统”还不够，偏要做皇帝。结果皇帝未做成，于民国五年（1916），一气而死。
袁氏死后，这个“合”的局面便立刻瓦解。从此王纲解纽，皖、直、奉诸系军阀，来他个天下三分，接着便形成南北各省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王纲解纽，往往是一“解”到底的。中央集权一旦崩溃，则大小军阀、英雄好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都要一时并起，割据称尊的。在这个无法无天、各以刀枪相向的局面里，江湖好汉们便叫它作“遍地黄花开”，谁也管不着谁。因此在袁氏死后，军阀混战的十余年间，有的历史学家估计，那时各不相让的大小军阀，就有三千余人。在这遍地黄花的局面中，然后再强凌弱、众暴寡，以大吃小的方式，慢慢兼并；由小地方作局部的统一，由下向上，由小及大，才渐渐走向由小“合”而大“合”的局面。
参加这种“大吃小”或“小克大”的各路逐鹿英雄的成败，却又受两个客观力量所支配。一是“适者生存”；二是适者的机运。要做个生存在特殊环境中的“适者”，其中便有很多人为的努力的因素（如“意识形态”的选择，如“行政作风”）。但是要掌握时代的“机运”（chance），那就往往是非人力所能决定的了。
袁世凯死后，广西便落入一个以陆荣廷为首的“老桂系”手中。这个老桂系，不但统一了广西，它还控制了广东。但是这个老桂系的作风太“老”了，不“适”合民国初年新的政治要求，因而在1921年，它就被比较“新”的孙中山和陈炯明领导的革命力量把它打垮了。打垮了桂系之后，孙陈二氏又因革命策略问题失和，陈炯明于1922年叛孙，无力兼领广西；广西一时无主，成了一个群雄并起、“遍地黄花”的局面。而后来领导“新桂系”的所谓广西三杰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也就是这时广西的三朵小黄花，成为一些散兵游勇的小头目。由于各种因素的配合与巧合，他们能以数千之众于三年之内，削平群雄，于1925年，用武力统一了广西—这便是“新桂系”的老底。他们就凭这个老底子，加入国民党，参与革命。它以后的穷通荣辱，全以此老底子为依归。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桂系”。
两件奇事
李、白、黄三人之能统一广西，并不算什么稀奇。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新”人物，广西当年一时并起的群雄都太“老朽”。除旧布新，原是时代的趋势，历史的轨迹。但是在统一广西之后，所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三位青年将领的和衷合作、至死不渝的精神。在我国社会和政治传统上，照例都是单干的，尤其是英雄人物，而政治圈子的英雄人物更甚一筹。试看国民党元老中的汪（精卫）胡（汉民），我们就可以体会李、白、黄三人的友谊与合作维持到底是如何地不易。他们三人都是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英雄，而他们彼此之间所表现的则是能忍能让。这一点实在是他们“桂系”所以能一直全始全终的最重要的条件。
第二件难能可贵的事，是他们能看清大局，尽率所部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广西是他们三人打下来的。其间，国民党对他们并无一枪一弹的接济。但是胜利之后，他们竟愿率所部投向国民党—而不像阎锡山、龙云、刘湘、张作霖以割据称尊为满足。关于这一点，当然也是环境使然。广西地近广东，得革命风气之先。再者，便是得人和—这一点李济深实是个最要紧的居间人。李济深是当时中山部下粤军中最重要的领袖，而李氏却是“广西人”，这个地域观念的“封建传统”，却把他和这个新桂系联系起来，作为他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
但是我们读历史的人，如撇开“现时观念”来看往事，则他们那时的加入国民党实为“亏本交易”。国民革命之成功，实始于“统一两广”。但是在统一两广的过程中，广西之统一实先于广东。再者，他们之加入国民党，并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应有的尊重。那时在国民党中央，连仅有党员百余人的中共，也分得中央执行委员三人，候补委员七人。而拥有精兵数万、地占一省的桂系，只有李宗仁才分得一席“候补监察委员”。而此后，国民党的党务也自始至终不让“桂系”插足，这分明是对“搞党”无经验的“桂系军人”的轻蔑。而李、白、黄三人始终不以为意，这也可看出他们的不凡—识大体，能忍能让，不像一些心胸狭窄的小党油子的把持。
北伐和清党
两广统一不久，国民革命军便“北伐”了。北伐之成为事实，可能是不像李宗仁亲自告我—那完全是他一手促成的。促成的可能还有更多其他因素，但是有个不争之论便是，没有桂系的全力支持，北伐是不可能发动的。
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的“清党”和“宁汉分立”，那桂系的作用就更大了。在十七年春季，当国民党三中全会和一、七两军之外的几乎全部国民革命军，对蒋总司令都一致杯葛，未受中共渗透的七军是拥蒋的唯一支柱。李宗仁说：“那时总司令对我们（李、白）真是言听计从……”的确如此，那时如没有七军对总司令忠贞不贰，一部民国史，今天是绝对地不一样了。那是任何公正的史家所坚信不疑的。
李宗仁和他的桂系对“北伐”和“清党”确是个关键因素啊。没有他，历史就得重写了，可能连孙传芳也都打回京沪了。
三年内战
国民政府的确立，桂系的支持固然是个必要条件，然国民政府其后未能完成统一中国之大业，最大阻力的发端也是这个“桂系”。1928年北伐完成之日，在表面上看来也是桂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那时由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理论之争，同时也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北伐后的中国军队分成四大系统—四个“集团军”；在这四个集团军之上，又有四个“政治分会”，总揽国内四大区域中的一切党政军大权。李氏受任为第四政治分会主席，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但是那时桂系的真正力量则遍及全国，它的司令部已自广西移至武汉核心。那时白崇禧以一时名将，收编唐生智的旧属李品仙、廖磊等部（李廖二人皆是广西人）数万人，虎踞华北；李宗仁坐镇华中；李济深、黄绍竑把守两广；由于李白在“清党”时在上海尚有余威，那时上海市长张定璠亦是桂系人物，我们如试把中国地图一看，那桂系真是掌握半壁山河。
回想起三十年前的威风，郭德洁夫人于1959年还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那时我们（桂系）的力量可真大啊！”
可能就因为力量太大了，“功高震主”，加以这批张牙舞爪的青年军人，也不会韬光养晦，结果引得全国侧目，一旦中央拿他们来开刀削藩，当时也弄得人心大快。加以桂系本身发展太快，也百孔千疮。它基本上是个军人的集团，冲锋陷阵是其所长，至于统兵百万，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搞大的战略，他们就难免才有不济。至于搞大小政治，羽扇纶巾，折冲樽俎，这批只知喊“卧倒”、“放排枪”的小军官就无法胜任。因而民国十八年（1929）2月所谓“武汉事变”一起，桂系便一败涂地。不数月，当年统百万雄师的虎将，只有躲到香港去作政治难民了。回看当年七军和第四集团军的战绩，真是“天亡我楚，非战之罪也”！
“桂系”在“武汉事变”中所表现的纸老虎的成绩，也增加了中央以武力削藩的信心—接着便是讨伐阎冯的“中原大战”。这个中原大战，把个中原打得太糜烂了。这个烂摊子收拾不了，并发症便一个接着一个。举其大者：
一、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应召率师入关参战；1931年9月18日乃引起了“九一八事变”。自此以后倭患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如果，张学良不因中原大战而入关，有他坐镇沈阳，“九一八事变”可能就不会发生，没有日军占领东北—或延缓占领东北，中国历史就又不一样了。
二、江西的坐大。国民政府如果没那三年（1929—1931）的内战，那么肯定毛泽东那点“星星之火”，也就不会燎原了。
三、龙云、刘湘、盛世才，乃至后来的何键、陈济棠、韩复榘等等一些地方军阀，也就不会长期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了。中央政府只要一纸文书，就可以把他们撤职。
换言之，没有1929年“武汉事变”所引起一连串削藩内战，国民政府的大一统江山，也就稳定了。外无强寇，内无反侧，那中国也就早走上现代化之路，可能早就富强康乐，物阜民丰了。而这个一着之错、全盘皆输的第一枪却是“桂系”放的！
至于“武汉事变”的是非问题，我断定今后历史家是永远搞不清的。但“武汉事变”和“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中国国运的转折点。而这转折点的当事人，则是“桂系”。
俗语说：“一个指头打不响！”不论是非何在，桂系！桂系的责任，你是永远无法推卸的。
“剿共”和抗日
“九一八”（1931）前后的中国，民不聊生的情况（1931年长江有大水，华北有旱灾），天灾人祸真有甚于军阀时期。倭寇的侵略，虽使国民党的南北内战暂时息兵，但接着便发生了“五次围剿”的重大战役。因为中共乘中原大战之机，在赣南、鄂西和“鄂豫皖边区”迅速成长，到30年代初期简直如火燎原，竟至喊出要“发展百万红军”的声势了。在这内外交煎的情况之下，南京中央拟定了有名的“安内攘外”的国策，而这国策实行的方针则是所谓“长期抗日，积极剿匪”。
正当南京中央为着“抗日”和“剿匪”弄得手忙脚乱之时，“桂系”诸领袖，反能忙里偷闲，龟缩于广西境内，心安理得地专搞他们的“三自政策”去建设其“新广西”。
抗战前五六年中，广西的建设也确是值得称颂的，誉之为模范省亦不为过。当时地方领袖廉洁奉公，有眼光，有作为，把广西这个有名穷省，建设得容光焕发，也确是难能可贵的。抗战一旦爆发，他们能全省动员，数周之内便能配备出四个军来，开上前线而战绩辉煌，我们治民国史的人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抗战一开始桂军便加入沪战，军中六个旅长，五位殉国，确是可泣可歌的。1937年10月南京弃守后，战场转入皖北，当时担任这一带防御战的便是“桂军”。他们那时士气之旺，纪律之佳，是笔者所亲见。其后李白二公所领导的台儿庄血战（1938年4月）更是战功彪炳。
要历史家秉笔直书，在抗战初期的战功来说，“中央军”之外，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桂军”。在“五战区”，它卡住津浦南段，叫敌人不能挥军北上，直迫徐州，使大后方有个喘息之机，是功不可没的。
桂系的腐烂
但是桂系的光荣，在台儿庄一役也算是到了巅峰。武汉失守（1938年10月）之后，我军退入山岳地带，日军也就势穷力竭，无力再进，我军亦无力反攻，双方胶着。加以这时共产党军队在敌后，一切小型游击力量，敌后所有游击根据地，几全入共产党军队之手，所余者唯大别山一区而已，而这大别山则在桂系掌握之下。1941年春“皖南事变”之后，桂军也就卷入剿共之战，防共甚于防日。
在这战事胶着状态之下，双方屯兵不战。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尤其是中国历朝战争史上，屯兵不战是最可怕的现象，因为它的结果必然是师老兵疲，兵骄将惰，相率腐化。唐朝的节度使、明朝的屯卫都有前例可循。在抗战后期，桂系所掌握的地区，除广西老巢之外，便是豫南皖西一带的“五战区”了。迨1943年，把“五战区”分割，另立“十战区”。嗣后李宗仁再调长“汉中行营”（遗缺由刘峙继任），桂系所直接控制的区域便只剩下大别山区—也就是以前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所占据的“鄂豫皖边区”。张国焘的老巢“金寨镇”，后改名“立煌”（1933年卫立煌逐走红军后改名），也就是桂系所掌握的“十战区”的首府了。
在李宗仁调往汉中之后，桂系的实力大将就是“十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了。而李氏主皖这一段期间，也就是桂系走向坟墓的开始。
这时论武功，他们除了零星的剿共战事之外，那真是百分之百的屯兵不战了。论文治，他们倒能统治大半个安徽省。征兵征粮还可取之不尽。地处敌后，天高皇帝远，在大别山区做起土皇帝来，那就可为所欲为了。这样，这批广西的统治者把当年他们统治广西有效的保甲制度搬到安徽，来个科学方法的组织和统治，结果就上下交征利，无恶不作了。西方政治家有句名言，叫作“无限制的权力，必然无限制腐化”，这就是桂系当年在安徽的写照。笔者当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故乡做过短期的政府小职员。观察所得我可大胆而诚实地说，那时十战区和安徽省境内作“主管”的大小官吏—上至司令长官，下至连长，自省主席以下至乡镇长—可说是“无官不贪”。贪而无不花样繁多，穷凶极恶！贪到甚至以大量战略物资，走私资敌。
当然那时官吏之渎职与贪污，十战区并不是个突出的例子，不过本文只谈桂系，桂系至此政治的生命也就寿终正寝了。